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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神出鬼没
在杭州，是什么情况引起毛泽东警觉呢
汪东兴回忆：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极其危险。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他并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93页）
9月3日零点，专列从南昌到达杭州，停在笕桥附近铁路的专运在线。列车刚停稳，住处还没有安排，毛泽东就在车上找浙江省负责人谈话。9月4日、5日，汪东兴奉命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的谈话内容。这时毛泽东的谈话已经不再绕圈子，我们党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0-157页）
毛泽东住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刘庄一号楼。刘庄的院子很大，陈励耘（空五军政委）也住在这里。陈长江回忆：我还是老习惯，布置完警戒，便由近及远地查看周围地形。这地方，我不是第一次来，地形、布置等没有多少明显的变化。但接触到的工作人员如服务员、厨师等，熟面孔少了，新人多了。这些新人，无论男女，个个年轻精干，显得训练有素，一问才知道是为这次任务特别挑选来的。后来我又发现我们外围警卫也有了变化。过去我们来浙江，警卫都是由当地公安机关具体部署和实施。这一次，省公安机关的那些老熟人也不见了。汪东兴说，外围警卫系统和公安系统由陈励耘负责，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在杭州住地的警卫工作。尽管出面接待的还有好几位，但真正说话算数的，是陈励耘一个人。（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汪东兴回忆：毛主席得到新的情报，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刘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反常情况，陈励耘布置他们向他汇报毛主席的活动情况。还有人指责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白宗善（空五军军长）暗中派人传话，有人并不欢迎毛主席到杭州来，并暗自装备飞机，要毛主席多加小心。（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4页）
50年代末，中央办公厅为完整保留毛泽东的谈话档案，开始安排录音。1959年在湖南，就是工作人员反映，毛泽东了解到有人“窃听”，最后“抓”出了杨尚昆。（杨尚昆著《杨尚昆日记》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1-2页、26-27页）
当时毛主席没有对身边的人讲起过，事后也没有对谁讲过。不过能够感觉到，南巡到南昌，毛主席的行动急了，更加草木皆兵。但真正紧张是在杭州，毛泽东离开南昌到杭州后，就神出鬼没了。汪东兴说，主席历来是说走就走，从不让人送行，他一进车厢，列车就启动了。但突然改变行程，有些做法不合常规。毛泽东改变了南巡以来的做法，不再像武汉、长沙、南昌那样，长时间的反复地从容地和当地负责人谈话，而是长话短说，行动非常警觉。
在杭州期间，毛主席已经察觉和了解到林彪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部分新的情况。（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7页）陈长江回忆：就在这几天，汪东兴找我们几个干部开会，说前几天给你们讲“三要三不要”，那是有所指的，有人要分裂党，有人不听指挥，现在情况比较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我很想知道是谁在分裂党，是谁不听指挥，又是谁在搞破坏，好心中有数，以有利于防范。但长期以来做警卫工作养成的习惯，深知此时此刻不宜提出任何问题，重要的是做好应变准备。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这次来杭州，确与往日有很大的不同。杭州是毛主席常来的地方，毛主席每在杭州小住，对浙江省委、省公安厅的同志不仅很尊重，很爱护，也很有好感。如今，那些他熟悉的干部都靠边站了，整个杭州的警备大权，都是陈励耘管着，而毛主席对这个陈励耘不知为什么，又很厌恶。（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汪东兴也说，毛主席对陈励耘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1964年升任军政委，与资历相同的干部比，他的提升是比较快的。（采访陈励耘笔记，1998年2月20日）
毛泽东到达杭州，陈励耘等前去迎接，一走进车厢，陈励耘就感觉到毛泽东的冷淡。当工作人员介绍他时，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吗？毛泽东看着陈励耘，又问道，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王什么（注：王维国）。陈励耘一听紧张起来，慌忙解释，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毛泽东听后说，是啊，说话不准确！陈励耘说，上山前不知道他们这些事。毛主席说，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陈励耘望着毛泽东发怔，没有回答。（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50-152页）毛泽东突然离开杭州，没有通知陈励耘，他却来了。到了车站后，他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7-188页）
可是，陈励耘却是另一种说法。
毛主席和他们谈了“掺沙子”、“挖墙脚”等，其中一句话引起陈励耘的注意。毛泽东说，林副主席要保。这就是说，林副主席犯了错误，不犯错误，何必保？但是，陈励耘还不敢想两个主席之间有矛盾，也没有想到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有错误。谈话之后，毛泽东说，我打算在你们这里休息几天，你们欢迎不欢迎？陈励耘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请主席下去休息。毛泽东说，你们欢迎，我就去吧。毛泽东在杭州住了一个星期，走时陈励耘去送，还有秘书王明鑫和警卫干事孙世臣。陈励耘回忆：我在车厢门口送主席。主席上车时，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亲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车后，汪东兴、张耀祠还站在车厢门下站台上。汪招呼我过去，问，老陈，还有什么事吗？我们要走了。我上去同他们握手，祝他们一路平安。他们上车，我看车子平安开走了，松了一口气。总而言之，没有一点不正常。有人竟说我企图带枪接近毛主席，当时紧张得面孔发白，手发抖，幸亏汪东兴发现，把我的手抓住。又说我布置警卫处的人，在红房子顶上安了机关枪。真不知是哪个的胡思乱想。（参见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载《“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413-415页）
毛泽东突然决定转移专列
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又“闭门不出”了，似乎在耐心地等待某位“嘴快”的先生，果不出所料，这回有了动静。
9月6日，“那一伙人”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开始疯狂的策划。9月8日上午，于新野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碰上被召回北京的李伟信，于新野匆匆说了几句，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先给王维国打了个招呼，下午18点多于新野坐车从上海到了杭州，21点多在医院见到陈励耘，追问毛泽东到底在杭州讲了一些什么。
以后经过侦察，陈励耘并没有泄露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王维国在法庭上只承认于新野给他看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纪录，和陈励耘一样坚决不承认于新野讲了暗杀的事。现在看，林立果的暗杀这时还没有开始商量。据汪东兴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他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8页）九一三事件后马上入狱的陈励耘承认谋杀，后来翻供，说当时是为了保护军里的其它同志，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谋杀一事，没有人对他讲，他也没有想谋杀毛主席。最后他被“免于起诉”。（采访陈励耘笔记，1998年2月20日）
接获不同渠道反映的种种可疑情况，尽管只是一些蛛丝马迹，但已经让正在杭州逗留的毛泽东感到来者不善。陈长江回忆：这次住在杭州，随着时间的延续，毛主席的情绪越来越不安。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还是怎么了，他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见毛主席这样，连我们也觉得不安，尽管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有天上午，毛主席出来散步，依然是小商、小吴陪着。当时部队正集合在礼堂门前一棵高大的树下，由我讲形势和注意事项，讲得最多的还是那个最为重要的话题，提高警惕，确保安全。干部战士身着便服，在别的场合见到他们，你决不会以为他们是解放军；但现在是集体活动，每人坐一个小马扎，成排成列，聚精会神。尽管天气很热，他们仍然服装整齐。这时，毛主席来到我们队前，大家热烈鼓掌，我说，主席，我们正在学习，讲你说的那个“三要三不要”，我讲得不好，请主席给大家讲一讲吧。毛主席向大家摆了摆手，表示不讲了，说，长江，你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吧。我这个人不擅长文艺，从来没有指挥过。不知什么时候赶来的汪东兴对我说，毛主席说了，你又是队长，不指挥还行！我硬着头皮指挥，开始还有些紧张，生怕指挥错了，大家越唱越来劲，四五十人唱歌，比一百多人的连队唱得还响，我们一连唱了两遍。毛主席很高兴，说唱得不错，再唱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了我说，主席，你还有些什么指示？毛主席挥了挥手，你们的歌唱得很响，不仅要会唱，还要照着去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嘛。（参见陈长江、赵桂来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页）
那么，毛泽东是不是草木皆兵呢？
这次外出，毛泽东的活动范围较广，接触的人也相当的多，其中有不少人还是林彪那一伙的。总之越到后来，毛泽东了解到的可疑情况也就越多，越觉得问题严重。9月8日深夜，就在林立果带着“手令”飞回北京，于新野正和陈励耘在医院密谈时，毛泽东当机立断，下令专列从笕桥机场专线上转移。
汪东兴问，向后（金华）还是向前（上海）？他建议转移到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离杭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毛泽东同意，说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4-185页）
陈长江回忆：工作人员刚吃过夜餐，毛泽东突然叫小商，要他立即通知专列连夜转移到杭州和上海之间绍兴近旁的一个叉道上。当时以为我们的三个专列停在一个叉道上，有人认识哪个是毛主席的车，停在那里显得目标过大，或是发现了什么可疑的征候。当然，这都是我们的猜测分析，到底为什么要连夜把专列调走？毛主席一直没有对任何人讲过。（采访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陈长江笔记，2004年4月6日）
看来，这是个缓兵之计，容易让“敌人”产生错觉，毛泽东并没有离开杭州的意思。
汪东兴马上布置，打电话给陈励耘。秘书说陈政委不在，您有什么事情跟我讲。汪东兴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能！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汪东兴心里打了个问号，这个时候，陈励耘到哪里去了？他对张耀祠说，天气太热，专列转到新的地点后，给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防晒的棚子。这些情况，汪东兴都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5页）
是巧合吗？此时林立果在北京商量杭州用轰炸机炸专列，汪东兴接着要搭个防晒的棚子，是防晒吗？是怕轰炸吧？怕轰炸机轰炸，把专列伪装起来！此举说明毛泽东对“那一伙人”的一举一动明察秋毫！
汪东兴认为，这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不过汪东兴也说了，毛泽东知道的比他多。试想如果毛泽东连轰炸专列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不知道“手令”？所以不能断然下结论说毛泽东不知道。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采取了种种措施，果断地摆脱“控制”。
9月9日凌晨，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85页）
毛泽东突然离开杭州到上海
9月10日吃过午饭，毛泽东突然对汪东兴说，立即把专列调回来，马上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毛泽东似乎知道陈励耘的“活动”，对他分外警惕。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为什么呀？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时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毛泽东打断，还有一个，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毛泽东和白宗善握手时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值班。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