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聊城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概述
聊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阴元昆执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期称下乡上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起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演变成一场群众性政治运动。聊城地区（初期称聊城专区）为解决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也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一、聊城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兴起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很快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个阶段，一方面，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较快，中小学入学率明显增加，但由于中高等教育结构不尽合理，招生规模小，不能满足大量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同时，城镇经济基础比较差，吸纳社会就业能力不足，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弱小的农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更不适应工业发展的要求，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农业战线亟需大批知识青年。针对这一情况，党中央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把扩大农业投资比例和耕地面积，加强农业劳动力配备，增加农业生产放到重要位置。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写道：“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各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探索起步，聊城地区动员和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山区的开发建设，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占较大比重，直接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人数并不多。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并进行大调整，党中央号召压缩精简城镇人口，支援农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2年，聊城地区成立相应机构，做出精简人员的规划。不少城镇不能升学的青年学生陆续下乡、回乡支援农业第一线。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6月2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委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下乡、回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7月8日，中共聊城地委决定，成立地委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地委劳动力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领导小组由地委副书记辛晓村任组长，副专员徐刚任副组长，杨林甫任办公室主任。7月21日，中共聊城地委、聊城专员公署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省委、省人委〈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下乡、回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的通知》。这次动员下乡的对象，以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在城镇未能升学就业的青年为主；社会闲散劳动力也要下乡；成户下乡的，每户必须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在安置形式上，按照中央提出的“对下乡的青年，要两三个、七八个或十几个因地制宜，成组的安排下去，不宜过于分散”和省委的有关指示，从各县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多种形式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人员：（1）成组插队，多数下乡知识青年采取这种形式安置；（2）分散插队，含投亲靠友和就地转向；（3）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到社办农林场。至1964年底，全区动员安置包括知识青年在内的下乡、回乡人员共2300多名。
按照省委安置城市青年办公室的指示，1965年1月16日，地委劳动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1965年动员和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下乡、回乡任务分配的通
知》，落实动员安置任务，临清、聊城是重点；安置省分配济南市下乡人员，由高唐、冠县、茌平、东阿等县落实。根据省委、省人委的要求，9月8日，中共聊城地委、聊城专员公署决定，成立聊城专区劳动工资委员会，地委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劳动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予以撤销。各县机构不予变动。在动员安置工作中，各级安置机构根据党的政策，结合本地的新人新事和农村的发展前景，编写宣传提纲，大力宣传“下乡为贵、劳动光荣”的思想，利用电影、戏剧、文化馆、广播站、黑板报、广播筒等工具大造舆论。临清、聊城放映了电影《年青的一代》、《青山恋》，剧团演出了《朝阳沟》。各地还邀请下乡插队积极分子回城为青年作报告，介绍农村的情况和发展前景；组织动员下乡对象到农村参观。在动员过程中，一些青年当场报名下乡，表示：“下乡以后，一定要好好劳动，报答党和人民。”1965年共动员安置下乡、回乡人员2156名，其中知识青年188名。
“文化大革命”初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仍在进行。为了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下乡，鼓励已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农村扎根，1966年6月24日，专区劳动工资委员会转发临清下乡青年史万成的事迹材料，指出“史万成为下乡青年树立了榜样”，要求各县组织好学习，进一步做好动员、安置和巩固工作。
但是，在动员安置工作中，有的基层干部采取了强迫命令的做法，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打击、歧视下乡人员的现象。针对这些情况，1966年10月7日，专区劳动工资委员会转发聊城县委城市青年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奸污、诱婚、打击、排斥下乡青年若干事件的情况反映》，要求各县对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进行普遍检查，如发现问题，要根据党的政策，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严肃处理。1966年，共动员安置下乡、回乡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散劳动力1764名，其中下乡单身青年20名，回乡青年4名。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和红卫兵运动的冲击，聊城地区陷入动乱之中，1967年至1968年上半年，全区没有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二、聊城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开展
（一）大批外地知识青年到聊城地区农村插队落户，部分本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正如当时毛泽东指出的：“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1968年8月7日，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地革委）发出《对高初中毕业生分配安置工作的意见》，提出要贯彻“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原则，把分配的重点放在农村，动员年满17岁、1966和1967年毕业的高中生与1966年毕业的初中生到农村安家落户。这时，各级已经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高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对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的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之后，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聊城地区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对象包括：（1）年满16岁的1966、1967、1968年中学毕业生和1969年中学毕业生。（2）年满16岁未能升入中学的1966至1969四届城镇高小毕业生，除分配少数人去工厂外，其余全部动员到农村插队落户。（3）无职业或无固
定职业的城镇居民、社会青年；成户下乡的，每户必须具有自食其力的劳动力；单身插队的，应达到16周岁。安置的形式，总的原则是以5人以上成组集体插队为主，安置人数的多少视生产队的具体条件而定；下乡的城镇居民主要安置到生产队插队落户，农村有老家的可回原籍。
1968年12月25日，聊城城镇的43名知识青年，怀着拜贫下中农为师的诚意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来到聊城县五里屯公社插队落户。这一时期，济南、北京等地的一些知识青年也陆续来到聊城地区农村插队落户。
1970年初，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简称省革委）分配聊城地区接收安置济南市疏散人口6万人的任务。为此，聊城地革委专门进行了安排部署。3月26日后，陆续接收安置济南市下乡人员4079名，其中有知识青年1734名，在全区建立了211个知青小组。原济南市委统战部长陈钟和济南市二中教师宋甲庚，率领16名男女知识青年徒步从济南来到莘县董杜庄。知识青年进村后，第一件事就是对他们进行“三史”（村史、家史、革命斗争史）教育，上的第一堂课是阶级斗争教育课，吃的第一顿饭是忆苦思甜饭，开展的第一项活动就是认“四门”（贫下中农的门、烈军属的门、党团员的门、干部的门）、访“三老”（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开展了四个方面的教育：（1）路线教育；（2）传统教育；（3）前途教育；（4）勤俭教育。坚持天天读，举办学习班，召开讲用会。批判“下乡镀金论”、“读书做官论”、“劳动惩罚论”，解决是在农村干一阵子，还是农村干一辈子的问题。对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做到“五个一样”：政治上一样关心，生活上一样照顾，生产上一样安排，有了成绩一样表扬，有了缺点一样批评。在生产安排上，知识青年固定生产单位，和社员同样评工记分，农活安排先易后难、先轻后重，生产队派专人领教。在吃粮问题上，本着分配为主、补助为辅的原则，使他们的吃粮标准不低于当地单身劳力的实际吃粮水平，不足部分由统销粮补助到每月45斤的吃粮水平。在建房问题上，发扬“干打垒”精神，因陋就简，就地取材。为了加强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县、区一级分别建立了安置委员会或领导小组，下设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社、队一级绝大多数建立了“再教育”（“五·七”）小组。同时，发挥下放干部的作用，坚持与下乡知识青年“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当好知识青年的辅导员。知识青年怀着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美好愿望，自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力锻炼改造自己，涌现出了一些先进典型，如：茌平县武赵大队知识青年临危不惧，扑灭烈火，保护了集体财产；阳谷县知识青年王祖丽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炙，为贫下中农治病；莘县后耿大队知识青年打农药中毒，坚持不下一线。
1970年6月6日，中共聊城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即中发〔1970〕26号文件）的通知》，要求：（1）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必须十分重视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对于知识青年，真正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
（2）做好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工作，组织他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
（3）严厉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4）认真落实安置政策，对拨下去的安置经费，要精打细算、专款专用，绝不容许挪用、克扣、挥霍浪费甚至贪污。
但是，在济南市革委、聊城地革委组织的联合慰问检查活动中，发现了不少问题：（1）有些单位和领导人对这项工作不重视，致使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2）城市招工造成下乡知识青年思想动荡，有些人返回城市，如莘县西田庄、百家港、占海大队的17名知识青年，走了14名。（3）有人对下乡女知识青年进行诱婚、奸污。（4）有的知青小组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存在实际问题，如冠县李菜大队14名下乡知识青年只有1张
铁锨；有的地方6个人住1间房子。（5）有的单位领导人歧视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6）还有不少单位挪用安置经费。
为了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深入开展，1970年12月20日，聊城地革委召开全区上山下乡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地革委副主任、安置委员会主任段俊卿在会议上作了全区上山下乡工作总结报告，地革委生产指挥部副主任、知青领导小组组长游福祥在会议上讲了话，县、区、社、队革委，下放干部，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在会议上作了典型发言。会议要求进一步落实中发〔1970〕26号文件，及时帮助下乡知识青年解决住房、口粮分配等问题。
为了加强安置地区和动员城市的联系，推动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教育、巩固工作，1971年12月，聊城地革委派出赴济学习汇报团，在济南走访了下乡知识青年家长257户，举行大型汇报会28场，在向阳区及各中学召开座谈会24次，地区评剧团还演出戏剧《南征北战》4场。至年底，全区共有下乡知识青年2029名，其中有19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22人加入共青团，226人担任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领导职务，389人分别担任了保管员、科学实验员、教师、赤脚医生。
1972年4月29日，省革委发出《关于招收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的通知》。为了保证选招兵团战士任务的顺利完成，聊城地区和有选招任务的聊城、临清两个县都建立了领导小组，地革委副主任段俊卿参加了地区选招领导小组的工作，有关县革委负责人参加了县选招领导小组的工作。选招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选招工作。兵团的有关人员也参加了选招办公室的工作。在选招工作中，青年们报名十分踊跃，许多家长主动送适龄子女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不少青年担心批不准，三番五次找选招办公室，找兵团领导人，还有人直接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写信，表达要求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迫切心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1583名青年报了名。经过筛选，参加体检的666人。最后确定选招309人，其中男青年178名，占57.6%；女青年131名，占42.4%。在这次选招中，特别注意从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选招了部分青年。至6月26日，选招工作结束，被选招的兵团战士奔赴泰安参加生产建设工作。
1973年1月20日，聊城地革委批转地革委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好形势后，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有的单位对上山下乡不够重视。25%的社、队虽然建立了“再教育”组织，但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队干部把下乡知识青年当成包袱，甚至排斥、歧视。（2）有的单位不落实安置政策。全区尚有17个知青小组未建住房，有12个小组房权不落实；有的大队挪用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木材和经费；有15%的青年小组口粮分配达不到地区规定的标准，甚至有的生产队压卡知识青年的口粮；有的单位对殴打、奸污、迫害下乡知识青年的事件处理不够及时。（3）在下乡知识青年中，有部分人存在所谓“下乡镀金”、“下乡吃亏”思想，认为“船到码头车到站，下乡二年该推荐”，盼望招工、升学。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具体措施。
（二）大批本地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大批外地知识青年到聊城地区下乡务农 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哄而起，既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又使知识青年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福建省知青家长李庆霖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有关情况。毛泽东看了之后，三天三夜没有睡好。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中发〔1973〕21号文件），向全党公布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要求各地认真组织学习。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973年6月27日，中共聊城地委决定：建立地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地委副书记赵国璧任组长，徐刚、谷庆雪任副组长。同时成立地革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与此同时，《大众日报》以大量的篇幅，刊登莘县董杜庄、阳谷石门宋、茌平县委等单位关心下乡知识青年的报道，以及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锻炼成长的体会。
1973年7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即中发〔1973〕30号文件）。11月9日，中共山东省委发出批转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两个文件的通知，提出了贯彻执行中发〔1973〕30号文件的意见。根据中共中央、山东省委的指示精神，1974年1月11日，聊城地革委发出《关于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知识青年停止招用临时工、合同工、家属工的通知》，《通知》要求：“从现在起，任何部门、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得选派和招用17至25周岁的高、初中毕业生和中途退学的学生以及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社会青年为家属工、临时工、合同工。已经招用的要积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予以辞退，动员他们出厂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通知》的下达，为聊城地区大规模地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铺平了道路。
这次动员下乡的对象包括：所有城镇非农业人口，年满17周岁，能参加农业劳动的高、初中毕业生。即：（1）1974年应届高中毕业生；（2）未升学的应届初中毕业生；（3）历届高、初中毕业生（包括中途退学的学生）；（4）不属于国家和县（区）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中的正式职工，经审议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
经过大造舆论、广泛发动，全区很快形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浓厚氛围。聊城县红代会副主任韩兴云带头报名要求下乡；地直单位一些青年直接到地区上山下乡办公室，提出下乡的要求；聊城北口街道办事处团支部3名委员，把要求下乡的大字报贴在大街上。1974年2月22日，聊城地、县两级党委和革委会，召开1万多人的大会，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后，540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安家落户。《大众日报》在显要位置报道了聊城知识青年下乡务农的消息。随后，全区掀起上山下乡高潮，至3月，全区已有2244名知识青年下乡，其中聊城县两批共800人，临清县两批共1262人。
为了强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组织协调工作，1974年3月4日，中共聊城地委发出《关于地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机构编制的通知》，确定地革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编制为7人，要求各县抓紧调配干部，迅速建立健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机构。
地革委还对不动员和暂缓动员对象做出规定。不动员下乡的是：（1）病残不能参加农业生产的；（2）独生子女；（3）多子女父母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4）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5）归侨学生，原则上不动员他们上山下乡；下乡的，可安排到条件较好的国营农场。暂缓动员下乡的是：（1）不满17周岁的中学毕业生；（2）家庭确有特殊困难，需要本人照顾的。
根据省革委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一批下乡知识青年”的指示精神，1974年9月12日，聊城地革委发出通知，从已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推荐200人进场工作。知识青年进场后，熟练期满按工人转正条件办理转正手续，单列统计项目。
对于街道和社办企业适龄青年下乡问题，由于情况比较复杂，中共聊城地委责成聊城、临清县委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处理意见。1974年10月8日，地委批复聊城县委的有关报告，
要求各县参照执行，即：街道和社办企业凡1972年以后进厂的适龄青年（17—25周岁）一律动员下乡，1971年底以前进厂的也要进行动员。1974年共动员安置本区知识青年4473名；接收济南市机械、教育、公安系统和天桥区知识青年2431名，接收外省市知识青年137名。
为了加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管理，1975年1月13日，地革委财政局、知青办联合下发通知，提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管理意见》：（1）健全各级财务组织。县知青办配备专职会计，公社指定兼职财会人员，大队由大队会计兼管，知青小组有司务长、物资保管员。（2）实行民主理财。公社成立上山下乡财务管理小组，大队成立民主理财小组，知青小组成立生活管理小组。（3）设置简明扼要的科目，记好账。县里建立“四账三簿”：总账、收支明细账、支出明细分户账、离队知青剩余经费明细账；经费抵顶结算登记簿、房产登记簿、物资登记簿。公社建立“两账一簿”：总账、支出明细分户账；财产登记簿。大队建立“一账一簿”：收入明细账；房产物资登记簿。知青小组建立“一账一簿”：收入明细账；物资使用保管登记簿。（4）严格执行拨款手续，搞好经费结算。（5）离开社队与新下乡知识青年房屋、“三具”（农、炊、家具）费相抵顶。（6）医疗费按标准一次拨到公社。
在安置工作中，主要抓了三件事情：（1）抓选点。知青点必须是领导班子强、收入较稳定、生产潜力较大的生产队。同时，还试办了两处知青农场和3个青年队。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建，1975年，在聊城县闫寺公社任庄大队建立知青农场，当年安置知识青年76名，为全区集中安置下乡知识青年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2）抓建房。采取国家补一点、生产队拿一点、对口单位支援一点的办法。济南市在人力、物力、运输方面给予聊城地区大力支援。仅茌平县在建房物资方面，就得到济南市30余种、740多吨物资运输支援。省革委知青办《上山下乡简报》（1974年第6期）还介绍了聊城县革委知青办、冠县兰沃公社韩路大队党支部建房工作的经验。（3）抓生活。开展“三养一种”（养猪、养鸡、养兔、种菜）活动，做到吃、住、用、学、管“五落实”。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莘县董杜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曾广福关心爱护知识青年，受到人们的称赞。在学习推广株州市经验过程中，出现了高唐县棉纺织厂等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的典型单位。根据省委关于抽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带队干部的指示精神，全区从各系统、各单位抽调和济南市派来600多名带队，他们被派到下乡知识青年集中的公社或知青场队，与知识青年同吃同住同劳动，协助贫下中农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
在下乡知识青年中，主要开展了三项活动：（1）组织知识青年看书学习。各知青小组都订阅了报纸、刊物和学习书籍，组织知识青年选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青年运动的方向》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2）开展基本路线教育和扎根教育。每一批知识青年进村后都把“三认”（认人、认门、认阶级）、“三史”教育作为第一课，通过访贫问苦、忆苦思甜、今昔对比等办法，进行基本路线教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孔孟之道和“下乡镀金论”思想，进行扎根教育。（3）强调发挥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至1975年11月，全区共有下乡知识青年11500多名，其中本地下乡知识青年7300多名，济南市及外地到聊城地区下乡知识青年4200多名。在他们中间，有110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381人加入共青团，1288人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2176人参加了理论小组，2166人担任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会计、保管员、农业技术员、农机手等。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闭幕不久，1975年11月1日至7日，中共聊城地委召开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这次会议规模空前，有知识青年、贫下中
农、社队干部、带队干部、知青家长、动员单位代表530人出席了会议，有33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作了典型发言，地委书记牟玉田作了《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为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报告。牟玉田在报告中向全区下乡知识青年发出号召：（1）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解决扎根农村干革命问题，认清上山下乡的方向，促进思想革命化。（2）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参加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批判“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下乡镀金”、“变相劳改”论，提高拒腐蚀防演变的能力。（3）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普及大寨县贡献力量。革命加拼命，战天斗地，做农业学大寨的促进派。（4）增强党的观念，加强革命团结。同一切影响团结的现象作斗争，把知青场、队、组，办成团结战斗、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5）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积极做好知青工作。各级党组织都要把知青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一抓到底。
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全区知识青年也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茌平县组织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知青积极分子到各公社作巡回报告；聊城县许营公社许营大队知识青年植棉组种植20亩棉花，取得平均亩产230斤的收成，并制定了高产计划；冠县知识青年农场实现粮过千斤、棉过百斤，并且制定了建设大寨式农场的规划。
为了妥善处理招工与鼓励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共聊城地委提出要做到“走骨干、留骨干、培养骨干不间断”。并要求将全区597个知青点收缩到500个左右，每个点掌握在20人左右。
1976年3月13日，地委知青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开展向下乡知识青年陈风林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陈风林是临清县松林公社田庄大队下乡知识青年，1月3日，天寒地冻，陈风林在回宿舍的路上，发现一个儿童掉进大坑的冰窟里，情况万分危急。陈风林破冰跳进3米多深的水中，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抢救，把儿童托出水面。儿童得救了，陈风林却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后经村民和医生救护，陈风林才脱离危险。
结合在全国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3月31日，地委知青领导小组召开地区暨聊城县下乡知识青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地直及聊城县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城镇应届毕业生1200多人。中共聊城地委、聊城县委、地委知青领导小组、驻地区带队干部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会上，8名知识青年代表作了发言。参加大会的24名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代表给全区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写了一封信。
聊城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得到了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革委的充分肯定。1976年5月6日，省委、省革委作出决定，授予聊城县许营公社许营大队下乡知识青年小组“先进集体标兵”称号，授予阳谷县四棚公社孙谢大队下乡知识青年张载琦“先进个人标兵”称号，授予莘县董杜庄公社董杜庄大队党支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先进单位标兵”称号。
1976年五六月份，全区再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5月21日，中共聊城地委召开全区广播大会，地委副书记许桂英作了动员报告。次日，地委又召开地直机关干部大会进行动员。临清、冠县、莘县、高唐等县先后召开了知青代表会议和工作会议；聊城、东阿、茌平等县组织了巡回报告团，到各公社、大队、知青点作报告。6月1日，中共聊城地委、聊城县委联合召开大会，欢送知识青年下乡务农。6月2日，茌平县委召开大会，会后将127名知识青年送到乡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区共有1693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终于结束了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12月27日，地委知青领导小组召开各县知青办、带队干部负责人和知青代表座谈会。地委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徐刚在讲话中要求：（1）发动下乡知识青年和知青工作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2）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高潮，力争明年9月9日前通读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即将出版的第五卷。（3）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组织知识青年投入到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去。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区知识青年和农村干部群众一起出大力、流大汗，在艰苦的劳动中得到了锻炼，为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聊城县许营公社许营大队下乡知识青年高敬芝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14周年之际，1977年3月8日，地委知青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在全区知识青年中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新高潮的通知》。《通知》要求：（1）利用多种形式，宣传雷锋这一共产主义典型。（2）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开展学习雷锋运动。（3）遵照周恩来总理的题词精神学习雷锋，树立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
在知青点布局上，针对有些知青点人数过少和不具备设点条件的问题，省、地负责知青工作的领导人在讲话中强调要进行合组并点。1977年4月24日，地委知青领导小组转发了高唐县合组并点的经验。高唐县原有下乡知识青年500多名，分布在全县12个公社34个知青点，1976年8月合并为8个公社24个知青点；1977年3月又合并为7个公社19个知青点，有知识青年308名。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后，在全区下乡知识青年中掀起了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高潮。5月17日至19日，地区知青办在聊城县闫寺公社任庄大队知青队召开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座谈会。各县知青办负责人和知青组代表共32人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有9名知青组代表介绍了学习体会，听取了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政史系教师作的辅导报告。
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来，尽管政治运动和政治教育活动接连不断，但是，仍然有部分干部群众对这场运动的方向产生了怀疑。中共聊城地委认为，这是“四人帮”对知青工作干扰破坏的流毒造成的。于是，发动干部群众深入批判“四人帮”散布的“自己消化”论，再次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在动员工作中主要抓了几项工作：（1）对应届毕业生，采取学校发动定向，系统填表，欢送下乡的办法。（2）对往届应下乡而未下乡青年，由各基层党组织去做动员工作。（3）按照有关政策规定，辞退临时工、合同工、家属工。
（4）做到群众评议、“三榜上墙”。（5）坚持“三个一律”：青年下乡要随系统对口安置，一律不准自己选点；办理手续要由组织出面集体办理，一律不对个人；各系统完不成动员任务，一律不办留城。从1977年应届中学生毕业到7月底，全区8个县都完成了动员任务，有1859名知识青年下了乡。
1977年8月，中共聊城地委召开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动员知识青年学大寨，加强知青点建设和布局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地委副书记许桂英提出：要在一两年内，把知青点所在大队全部建成大寨式的先进单位，把知青组建成先进知青组。
从1974年到1977年这段时间里，全区共动员安置本地下乡知识青年17973名，接收济南和外地知青7065名，国家拨给知青下乡补助费854.73万元，知青工作业务费14.8万元。这两项经费确保了知识青年生产、生活、学习、医疗的需要。但是，在地革委知青办
组织的财经纪律检查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动用知青业务费购买高档商品；挪用知青业务费购置办公用品、搞基本建设；挪用知青安置经费；请客送礼、铺张浪费；下乡知青人数不实等。
1978年5月，中共聊城地委组织对全区知青工作进行了一次大检查。在检查中了解到：
（1）知识青年中学习蔚然成风。高唐、冠县举办了学习班，临清、莘县举办了文化学习辅导站，青年们认真记笔记、写体会，一大批知青正在紧张复习，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同时，普遍开展了学习雷锋活动，出现了许多好人好事。（2）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他们参加了农田基本建设等专业队，还搞起了一些知青试验田，建立了许多知青植棉组。（3）知青点建设逐步完善。“三养一种”有新的发展，据115个知青点统计，共养猪533头、鸡886只、兔591只、羊23只，种菜243亩。同时，也发现在下乡知识青年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1）有些大队负责人把知识青年当成包袱、额外负担，对他们不抱欢迎态度。（2）有些知青点管理不严，纪律松弛，思想混乱，劳动学习不好，生活管理不善。
（3）有不少知青房屋没有配套，室内配套也不齐全。（4）知青分配水平低，造成知青生活困难，特别是安家落户的老知青的生活问题更为突出。（5）有的基层干部认为知青早晚得走，因此单纯把他们当劳动力使用。
有一段时间，1972年前下乡的老知青在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为妥善解决这些问题，1978年6月14日，中共聊城地委转发了莘县县委《关于认真做好1972年前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工作情况的报告》。莘县从1964年至1972年底，先后接收安置济南市及外省市下乡、回乡和成户下乡中的知识青年438名，后经招工、招生、征兵和回收转迁，还剩21名，其中已婚20名，未婚1名。在他们中间，出现了9年在农村安心劳动的模范人物崔长明。但是，在这些老知青中也存在不少问题：（1）有些人不安心农村，向往城市。（2）有些人的住房问题没有解决好，有7户缺12间房。（3）缺粮短款现象严重，有13人的口粮低于所在生产队的平均水平。在这方面，莘县解决的办法是：县里拨出修建房屋补助款5250元、木材10立方米，有关部门拿出粮食6000斤、生活款1050元、煤21吨、布票300尺、棉花票60斤，供应化肥21吨。由于帮助他们解决了实际困难，老知青们表示安心在农村劳动。
在知青招工工作中，出现了有关人员弄虚作假、走后门现象，引起了群众的不满。阳谷县范海公社古柳村大队村民赵海民分别向省、地知青办写信，反映某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伪造证件，县主管部门不坚持原则，招用大批假回乡知识青年当国家、集体正式工人的问题，引起了上级的重视，省、地领导人责成地区工作团进行调查。经查证，1976年全县回乡知识青年109名，1977年被招工55名，其中33名不符合条件要求，大多数证件都是伪造的；所涉及人员，大多是各级领导机关负责人的子女。
1978年，全区共动员下乡知识青年2000名，接收济南下乡知识青年1092名。全区共建立知青场队14个，集中安置下乡知识青年824名。安置形式仍然以集体插队为主，一律充实老点，没有扩建新点。在全区下乡知识青年中，有709人加入中国共产党，7058人加入共青团，495人担任了社队领导职务，1889人担任了理论辅导员、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拖拉机手、会计、保管。
三、聊城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1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中发〔1978〕74号文件），转发《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纪要》、《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提出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1979年8月，省委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省委转发了省知青办党组《关于统筹解决我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请示报告》。10月，中共聊城地委召开全区知青工作会议，主要是学习传达上级文件精神，明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知青工作的方向问题，讨论研究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具体规划和措施。各县分管知青工作的领导人和知青、计划、劳动部门的负责人，驻县知青带队干部和地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地区行署副专员徐刚在会议上作了《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切实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讲话。徐刚在讲话中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是正确的，同时承认这项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提出了结合本区实际，统筹安排知识青年的措施：（1）知青工作要适应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要求。（2）县城非农业户口中学毕业生一般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要统筹兼顾，解决知青和待业青年的就业安置问题。（3）广开就业门路，积极做好城镇待业人员的安置工作。同时提出，对全区在乡的5110名知识青年，要进行教育培养，妥善安置。并提出要注意解决老知青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地委副书记王树琛就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妥善解决知青和待业青年的安置问题讲了话。
至1979年12月，济南市在聊城地区的下乡知识青年还有1200名。根据济南市革委的文件精神，12月27日，聊城地区劳动局发出《关于1979年下半年从济南市下乡知青中招工的通知》，提出采取考核录用的办法进行招工，招工完毕后进行撤点工作。为此，地、县都成立了由知青、劳动部门和带队干部组成的招工、撤点领导小组。
根据中共聊城地委的要求，在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中，优先解决1972年以前下乡的老知青的问题，对1973年以后下乡的知识青年也要分期予以安置。1979年12月29日，省革委劳动局、知青办批复聊城地区劳动局、知青办的报告，同意对1972年前下乡的548名老知青的安置意见，把他们安排到国营农林场313名、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235名。至1979年底，全区尚有知青点321个，除临清县80个知青点外，绝大多数知青点已经空闲。
1980年，地区知青办多次召开全区知青办主任会议，研究讨论空闲知青点财产清理和老知青安排问题。（1）空闲知青点财产清理问题。1964年至1978年，全区共安置下乡知识青年24539名，其中安置本地下乡知识青年16671名，接收安置济南市及外地下乡知识青年7868名，国家拨出专用经费1217.2万元，建房5980间。对这些财物清理的办法，按照省知青办的文件精神，参照博山区的经验，结合社队的具体情况进行。（2）老知青的安排问题。进一步明确了老知青的范围：1964年至1972年，由城镇组织动员、集体插队或分散回乡，有原始证明材料；以及按省革委文件规定，成户下乡带下去的子女已补办知青手续的，均视为老知青。但是，经过审查核实，发现有造假现象，及时进行了纠正。在扫尾工作中，经反复审查，对新承认的88名1972年前下乡的知识青年，地区劳动局、知青办为他们安排了工作。对新承认的926名知青，也提出了安置意见。
尽管1975至1980年全区已为22700名下乡知青和留城待业青年安排了工作，但是当时全区仍有13000名青年待业。面对日益严峻的劳动就业形势，1980年10月，全区劳动就业会议召开。会议提出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劳动制度、改革教育制度，广开生产门路、广开就业门路、广开就学门路，不再动员城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把他们纳入就业的轨道。至1980年底，除5名病残知识青年做了妥善安置留在农村外，全区在乡本地、济南市及外地下乡知识青年全部安置回城或就近安排了就业。
为了理顺城镇待业青年安置工作关系，加强就业管理，中共聊城地委、聊城地区行署研究确定：从1981年6月1日起，地区知青办合并于地区劳动局，此后有关城镇待业青年的安置工作和上山下乡中的遗留问题，统一由地区劳动局办理。 总之，聊城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初期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是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指示精神，结合当时全区人口多、底子薄、经济不发达、就业困难，而农村缺少文化知识人才的实际，为探索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路子，提高农村文化水平而采取的一项试验性措施。但是，1968年底开始的大规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被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使这一本来主要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的上山下乡，变成了“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成了当时风行一时的口号。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经受了锻炼，为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后来，他们中的部分人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成了科技精英，有的在商界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这主要是他们主观勤奋努力特别是在逆境中奋斗的结果。由于当时人们思想观念的局限性和极“左”思潮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措施和方法存在一定程度的错误，比如，在下乡的政策上搞“一刀切”，不考虑每个城镇、每个对象的具体情况，中学毕业生一律要下乡；在动员方式上偏重行政手段，有的地方甚至搞强制、压服；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片面强调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致使有些地方的知识青年在生产和生活上产生了严重困难；在下乡知识青年的使用和管理上，过分强调接受“再教育”，不少青年在政治上受到压抑，既学不到科学知识，也难于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学业荒疏，身无专长，许多本应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坚力量的人才被湮没，造成相当长一个时期人才匮乏，削弱了国家发展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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