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溥侗生于同治十三年，是贝勒载治第五子，所以有“侗五爷”之称。载治生父是奕纪，因道光帝长子奕纬无后，载治奉旨为嗣。从血脉上说，溥侗是奕纪的嫡孙，而奕纪是清中期四大书法家之一成亲王永瑆的嫡孙，因此溥侗是成亲王一脉。
光绪七年，溥侗被恩封镇国将军，随后奉旨进宫，在上书房当光绪的伴读。光绪三十三年，恩封加辅国公衔。后来的西园先生棋琴书画经史子集无所不精，有人以为这跟他少年时“上书房伴读”的经历有关;后来的红豆馆主潇洒不羁游戏人生，有人以为这也跟他“上书房伴读”的经历有关。看来，成也“上书房伴读”，毁也“上书房伴读”。
细品这分析，有几分道理，“上书房伴读”让他博览群书，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却也让他从光绪身上知晓苦难人生的可怕，生活于牢笼中的可悲。所以他成了宗室后裔中最有才华的“顽主”，位列民国四公子之一。
一出戏气坏辫子帅
1917年6月30日晚，率三千辫子兵进京的张勋张大帅，带着几位亲随叩开皇宫大门。按中华民国与逊位的宣统皇帝的约定，除每年拨专银外，故宫仍归退位皇帝使用，受民国法律保护。所以，即便有遗臣旧故欲见溥仪，也是白天按程仪晋见，晚上叩门之事从未有过。
但是，太监并未盘问，便引领来人往养心殿，逊帝溥仪早已在养心殿等候，看来这次晋见是预先“勾通”好了的。第二天即7月1日，张勋一身戎装亲带侍卫再进午门，此时的午门早就城门大开，城头也一改平日的素淡而插满了龙旗。
北京城一夜骤变，大清复辟，宣统又登帝位，用张勋的话说这叫“奉还大政”。最热闹处是四九城的估衣铺，长袍马褂成了抢手货，待估衣铺无货可卖后，人群拥向寿衣店。原本西装时髦，一时间长袍马褂成了亮丽的风景线。
正在家琢磨戏的西园先生接到宫里通知：明日在江西会馆恭演大戏，以示对大清复辟的庆祝。通知还要求辅国公溥侗登台献艺……溥侗心知肚明，这“通知”绝非溥仪“上谕”，因为按朝廷的规矩，天潢贵胄坐于亭轩之中品茗清唱为“雅”，真要登台彩唱则有失身份。何况演戏的场所选在江西会馆，而不是宫内漱芳斋，肯定是那帮“复辟狂”为拍张勋的“马屁”想出的勾当。
张勋是江西人，贫寒出身，自幼投军，因作战勇猛，按军功升迁，曾一度调进京师，为慈禧的扈从，耳濡目染，对京剧有了偏爱。在江西会馆演京剧庆贺张勋的“丰功伟绩”，纯粹是投其所好，借机投靠。
溥侗原想一拒了之，可转念一想，不如唱《千忠戮》“惨睹”一折，让那些妄想拿我当晋身之阶的鸟人知晓，我侗五爷不是省油的灯。
主意打定，立即找袁克文商议，袁克文虽为袁世凯的公子，并最受袁世凯器重，但并不热衷帝制，对帝制厌烦之心有诗为证，其诗云：“隙驹留身争一瞬，恐声催梦欲三更。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
对自己的父亲复辟帝制尚且不满，如今张勋捧出废帝，自然更嗤之以鼻。一听溥侗约他共演《千忠戮》“惨睹”一折，立刻了然其意，当即便道：“然也，正好出出这一腔怨气。”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悲歌苍凉，荡气回肠，真个是凄凄惨惨切切，唱得声泪俱下。
这出《千忠戮》是出了名的悲剧、惨剧，说的是明朝朱棣攻克南京，建文帝君臣化装一僧一道，逃出南京奔襄阳。先人是由僧而帝，建文帝是由帝而僧，江山易主，腥风血雨，一路见忠臣被戮，百姓遭殃，生灵涂炭，惨绝人寰……溥侗、袁克文在台上忘形地演，淋漓尽致地唱。台下却有人如坐针毡：该唱《大登殿》才对，怎么……张勋更是兴冲冲而来，怒冲冲而去。
不买张宗昌的账
1927年，主政山东的土匪将军张宗昌想要风风光光地过个生日。
当时，劝袁世凯登基的著名复辟派大员杨度，正在张宗昌手下谋生，他投张宗昌所好，提议请“大腕儿”来济南，在张宗昌大帅府唱堂会。
这提议正中张宗昌下怀，于是备足光洋，广请名家，终于请到梅兰芳、余叔岩、李万春、程砚秋等莅临济南。在为“大腕儿”接风的宴会上，张宗昌一时兴起，向梅兰芳询问，民国四公子中袁二、侗五的戏如何?
梅兰芳回答说，那两位是行家中的行家，梨园界向来敬重。原本是饭桌上的闲谈，问者未必有心，殊不知杨度闻言又献忠心：不就袁二、侗五吗?拍封电报请二人前来就是。
袁克文接到电报与侗五爷商议。两人交情不浅，同台唱戏是寻常之事。可侗五爷断然拒绝，还痛骂了张宗昌一番：“你个土匪将军，反复无常的小人，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如今过个贱辰竟要爷去捧场，爷乃正人君子，天潢贵胄，岂能与你为伍!爷不去!爷不赏你这个脸!”
随后，又劝袁克文也别去捧这个臭脚。可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此时的袁克文手头拮据，羞对人言，碰到这能大把挣光洋的机会，不愿放弃，于是一人南下抵达济南。至于此行挣到多少光洋?肯定不少，光为张宗昌写一幅中堂，就收了光洋?千大枚。
堂会上，袁克文与程砚秋唱了出《琴挑》，看客大饱眼福，张宗昌更是得意：袁世凯的公子为我登台唱戏贺春秋，我张宗昌太有面子啦。然而，风光过后是劫难，几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济南，张宗昌成了丧家之犬。北伐军追究起堂会之事，梅兰芳、余叔岩、李万春、程砚秋等原本伶人，以唱戏为生，无可厚非。民国第一罪人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成了众矢之的，一时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袁二与土匪将军勾搭连环，表明袁二绝非善类”的议论盛传。
民国政府借此颁发通缉令，称袁克文为军阀余孽，连他所著之《洹上私乘》也严禁发行。袁克文只身逃往上海租界，他想起侗五爷那段痛斥张宗昌誓不与之为伍的“道白”，后悔不迭：“侗五爷高明!早知如此，这光洋不挣也罢!”后又从上海租界转天津租界，1931年去世，才四十多岁。
当然，这怨不得别人，袁克文的放荡不羁与侗五爷的潇洒不羁不同，他抽大烟、宿青楼是寻常之事，而侗五爷虽对老规矩、旧礼教不以为然，但对大烟之类是断然不碰的。袁克文的丧事成为当时天津的奇闻，轰动一时，僧、道、帮会组成送殡队伍，其中最招人眼球的是为数不少主动前来的青楼女子。
事后，有人为侗五爷叫好，说侗五爷有先见之明。侗五爷实话实说：“后边的事做梦也没想到，我就是瞧不上张宗昌的德行，烦他那号人，不愿搭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