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顾准（1915.7.1—1974.12.3），上海人，字哲云，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人。
顾准原籍苏州，民国初年随全家移居上海，早年就读于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的旧制商科（二年学制），后因家境贫寒而辍学。13岁时到潘旭伦创立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做学徒，因聪慧好学并逐渐掌握新知识而成为事务所骨干与补习夜校的主任。1935年，顾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因国民党迫害离开上海辗转到北平，后于1936年2月又因工作而回到上海直到1940年8月离开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并最终辗转到达延安。1949年，他随部队又再次回到上海开展工作。
解放后，顾准在上海和北京就任过数职，自1952年至1974年间三次遭到迫害，被化为“右派”；多年后其弟陈敏之对此评论八个字：“艰难坎坷，历尽折磨”。文革开始后，1968年妻子汪璧被害致死，几个孩子也被逼与其划清界限，从此至死，他再也没与家人见面，他将他全部的精力投入了对真理的追求。终于，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去世，终年59岁。
《顾准文集》一书是其弟陈敏之帮助其整理并发表的，其中的内容均为顾准本人读书札记及与陈敏之的书信，尽管如此，朴实无华的文字言语中依然散发着作者思想的光辉，读后令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由此看来，此书确为不得不读的好书。
在书的第一部分，顾准用他多年的研究告诉我们：古希腊的历史是多中心的，因为古希腊文明是由无数个小城邦国家组成的文明，它与任何一个大帝国相比都是不同的。在古希腊，每一个城市就组成一个国家，每个城邦的大小都仅只能相当与我们一个县的范围，而这些城邦组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希腊文明。雅典、斯巴达、科林斯以及麦加拉、米利都、叙拉古等等城市都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每个城邦内部都有自己的法律、议会、执政官和法庭。城内的居民分为很多等，早期的城邦有王，当然到了后来除了斯巴达，其他的城邦已经没有王了。但贵族、公民、农奴以及奴隶是整个古希腊时代都一直存在的。
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民主制时代，每段时间都会举行固定的“公民大会”来解决城邦的重大事件，参加者都是城邦的“公民”。而这些“公民”均是城邦里的当地成年男性（不包括农奴和奴隶）。他们有权力参与城邦的管理，但同时也都是军人，当战争来临时，他们有义务为城邦作战，而军队的首领则往往通过“公民大会”选举，当然斯巴达是个例外。
对于官制，古希腊的官制是有别于其他专制文明的政府官制的。古希腊的官制并不会由某个行政首脑统一领导下的“政府”组成。在民主制时代，官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所有的官员都直接对公民大会负责，并没有报酬。在一些烦杂的职务上，希腊人甚至雇佣奴隶来替他们完成这部分的工作，当然是有报酬的。
亚里士多德给城邦的定义里有“自给生活”一语，这对于理解城邦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这表达着城邦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他们通过经济政策保证城内的粮食供给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同时限制外邦人购置地产，借以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当然这会不由得让人推广到整个城邦时代所盛行的闭关主义：外邦人没有公民权，也不能入籍。城邦是特权公民的特权公社。但是随着发达的海上贸易和频繁的邦际交往，城邦与城邦间也逐渐发展出一套“国际惯例”，这就是后代国际法的萌芽。
说到法，不得不谈谈古希腊的法律，在古希腊，城邦的法律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但不同于东方文明的是，希腊法律的地位是高于任何人的，一旦法律建立，任何人都不能制约和违背，这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准则。
简介完希腊城邦制的一些情况，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古希腊的发展。这一切还是要从公元前3000年的克利特文明说起，那个年代的克里特文明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而关于克利特文明的起源，据考证，克里特文明中带有埃及文明的影子，据此有人推测克利特文明是埃及文明的延续。但同样有人从生物学、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后认为，克里特人种起源于亚非草原，但这不能排除在此之前的人类大迁徙。因此针对这个争论，我们无法看到答案，姑且肤浅的认为是基本来源是埃及吧。
公元前1600年左右，强大的克里特殖民者来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在此建立了包括迈锡尼、提伦斯、科林斯、奥科美那斯在内的殖民地。而此时正是克利特文明最辉煌的时期。但世事无常，公元前14世纪，克利特文明就衰落了，而位于北面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却兴盛了起来，到了公元前13世纪，原本的母城克里特已经开始向迈锡尼进贡。与此同时，起源于希腊本土的亚该亚人开始了疯狂的扩张，触角伸到了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在此之后的100年间的克里特岛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唯一知道的是到公元前12世纪的时候，克里特的统治者已经成为了亚该亚人了。而北面的迈锡尼也开始走向衰亡，一个名叫多里安的民族开始由北面进入希腊。
特洛伊战争之后，迈锡尼文明急剧的衰落了，多里安人连续攻克并焚毁了迈锡尼的城市，并把他们一块块的分开建立了自己的城邦，后人称由那些城邦组成的集团为多里斯，此时，时间推移到了公元前1050年左右。在同一时期，西北希腊的特萨利亚人占领了特萨利亚地区，其他几个部族也纷纷入侵希腊西北部，这导致了在这里地区的旧迈锡尼时代诸国的政治地理彻底改变，他们集合形成了爱奥利斯诸国，其中包括了特萨利亚、比奥提亚、福西斯、洛克里斯以及埃托利亚和阿凯纳尼亚诸地。而位于中部的阿提卡（雅典）及优卑亚大岛因为一直以来都未被入侵而被合称为伊奥利亚。自此，希腊文明中的三大集团开始形成。
此后，由于多里安人的入侵，希腊本土陷入了400年的“黑暗时代”。很多人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开始了新一轮的殖民，整个希腊文明的中心都将随着这次殖民而东移。这次位于小亚细亚的殖民狂潮持续了2个世纪直到公元前8世纪才最终平息，期间，希腊文明与新兴的吕底亚、腓尼基等文明发生过多次摩擦，这些摩擦最终演变为了希波战争，决定了希腊文明的未来，但那都是后话了。
随着殖民的开始，希腊文明在随后的5个世纪里逐渐走到了顶峰。早期的城邦是由王统治全城的，王具有神赋予的权力来主宰这个国家，所有的臣民都必须服从于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公元前8世纪，大规模殖民的使得贵族阶级逐渐替代了王，成为了城邦实际上的统治者，他们通过执政官和元老院的方式维护他们自己的统治。公元前8世纪末到公元前7世纪初，希腊本土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黑暗时代”后终于摆脱了出来，逐渐走向城邦化，而小亚细亚诸城邦由于波斯帝国的军事压力和第二轮殖民的结束而逐渐丧失其地位，整个希腊的中心再次回到本土。此时，在多里斯的西息温、麦加拉、科林斯出现了早期的僭主——一个特殊的统治者，他的权力相当于王，但由于不是神授的王权，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人是靠阴谋篡夺了权力，因此称他们“僭主”并不断抨击他们，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贵族制向民主制过渡时期的政制，一部分僭主的开明政策改变了城邦的面貌，公元前7世纪科林斯的居波塞路和他的儿子波利安德就通过其英明的领导使得科林斯成为了当时希腊世界第一流的城市。但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进步到了僭主制，斯巴达于公元前7世纪经历了两次美塞尼亚战争后就走向了极端的军事化并保留了贵族制。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库隆暴动加深了阶级矛盾，并导致了希腊与麦加拉的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民选调解官”，索伦的上台意义深重，他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开辟了“主权在民”的道路，在他之后，雅典经历了短暂的僭主时期，在公元前510年，克里斯提尼开始执政，他的政策最终确立了雅典的民主制，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了亚历山大的征服。在此期间，希腊各地的各城邦逐渐发展成为民主制，希腊的城邦制度最终形成。
在此之后，波斯帝国分别征服了巴比伦和埃及，与腓尼基人分别对希腊的陆上和海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商业受到损失，导致了希腊爆发经济危机，各种矛盾的不断加深导致了公元前499年的伊奥尼亚起义。这成为了希波战争的开端，从此，长达20几年的希波战争拉开序幕。经过希波战争后，雅典成为了希腊的中心，为了保卫希腊，以雅典为首的城邦建立了提洛同盟，斯巴达为了维护其军事统治，拒绝参与。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很多的城邦想要退出同盟却遭到了强烈的打击，成为了雅典的附庸，城邦雅典渐渐成为雅典帝国。就在这种情况下，雅典迎来了其最辉煌的时代——白里克里斯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那克萨戈拉等著名的学者都齐聚雅典，而这里也成为了后来几个世纪著名的雅典学园的所在地。这个时期的希腊是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到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军队就把城邦希腊变成了历史，辉煌的古希腊时代最终成为了过去。
进入第二部分，作者主要论述的是西方文化的历史脉络，借以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进行点评，希望能够从中找到经验来更好的发展自己。
古希腊的思想归根结底是一种理念式的思想，或者说叫理想主义。前文说过，古希腊的发展经历着非常特殊的过程，这导致了希腊文明并未像其他文明一样走上专制主义的道路而另辟蹊径的走向了城邦制。正是如此的政制使得希腊人对问题的思考方式也与其他文明发生了根本上的差异。我记得很早看过一本介绍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书，书中作者将由希腊发源的这种哲学体系称为本体论的体系，限于知识有限不敢妄加评论，但单从字面含义来看：本体论——以研究事物本质，宇宙发展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这貌似与顾准的观点是相吻合的，姑且认为就是如此吧。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为了解释很多难以明了的问题，神秘主义逐渐出现并不断发展，成为了宗教神学的基础。再往后，在神秘主义和本体论的基础上，人们建立了一套理想化的世界，并通过对某个特殊人物的信仰而到达这个世界，于是，宗教逐渐出现并盛行于世。基督教就是在这种影响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物。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罗马人本身就是一个蛮族。据称罗马城都是由发源于小亚细亚或者吕底亚的伊达拉里亚人所建立，而罗马人之所以延续了希腊文明，本身是由于位于罗马南面的几个希腊城邦影响到了它，另一方面是希腊文明的优越性令罗马人感到痴迷，在希腊文明包容性以及“国际条约”的影响下，罗马人最终采用了希腊文化，并将之延续了几百年。但在罗马称雄的几百年间，希腊文化并未得到太大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由于罗马人本身是蛮族，好战而轻文，采用希腊文化仅仅是因为时尚、舒适和虚荣心。他们并未真正理解希腊文化的精髓。但在这段时期里，罗马人还是在法律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部《罗马法》对当世和后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对整个西方契约文化的最高体现，时至今日，《宪法》仍然是各国通行的最高行为法则，无论是总统、首相还是平民百姓，无一能够逃脱法律的约束与控制。
众所周知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对欧洲产生了何等深远的影响，一直以来，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基督教严重阻碍了欧洲的发展，他们迫害知识分子、发动所谓圣战来传布他们的思想。但通过更为详尽的资料我们终于了解，阻碍、迫害、发动战争的确是有的，但也正是教会的存在，才使得在此前几千年的西方文化得以延续，而在漫长的中世纪，教会也成为了除政府之外的又一个政治权威，这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西方文明无论如何也不会走向彻底的专制，从长远的历史来说，这是对社会的一种推动而不是反动，或许这也才是至今基督教依然存在的原因。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包括牛顿在内的很多科学家与哲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所作研究的目的并不是所谓的推动科学、社会发展，而仅仅是为了证明上帝的真理。
而回到东方的中国，我们可以知道，中国自古就是一种史官文化，由于特殊的政制，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最高的统治者服务，因此我们的古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去研究超越王权的宇宙和根本目的的，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帮助统治者统治好国家，至于除此之外的东西，我们是不大会有兴趣的。而这也是我们始终无法形成逻辑学、分类学、物理学、化学等等学科的最终原因
西方文明从整体来说是海上文明、侵略性文明，他们每到达一个地方就会强迫当地人接受他们的思想，无论是和平或者战争的方式。他们利用这种方式同化对方，最终使对方成为自己文明的一部分。这与中国的被动式同化是不大相同的，不过对于同化一说，谁也无法分清到底是谁同化了谁，毕竟这种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交流历来都是双方的。西方人在此过程中一般是通过贸易的方式达成，随着各种贸易的不断的进行，当地经济水平会不断的得到提高，在古希腊时代，为了满足这种不断发达的贸易和经济，大量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大量需求劳动力，这就带来了大量的奴隶贸易，而这也是奴隶制发展起来的基本情况。
而对于东方，由于专制的统治，整个帝国内的臣民都必须服从于唯一统治者的统治，在任何情况下只要统治者希望，任何人都要接受任何形式的侮辱和惩罚。对此，黑格尔有一个特殊的评价：普遍奴隶制。这是整个东方专制文明有别于希腊文明的，而希腊文明正是今天西方文明的基础。
让我们再回到中世纪的欧洲，了解一下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欧洲的世俗政权。这是一种彻底的封建主义。领主们将封地封给各种贵族，而各种不同等级的贵族又通过农奴来帮助其实现价值。这些农奴是属于封地主人的一部分，而所有的贵族又必须服从领主。在这个世俗政权的旁边，平行着的是教会的权威，他们是文化的核心，是欧洲世界性的组织。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掌控在教会的手中。
公元8世纪，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了使用马镫，这种革命性的技术革新改变了战争的方式。骑兵能够使用战马进行近身战斗，加之战马的速度与冲击力，骑兵成为了决胜的兵种。在此情形下，一种新的阶层产生了，他们就是贵族骑士。这是一群处于世俗经济生活最底层的、彻头彻尾的土地贵族，他们依附于土地生存，通过土地所产生的价值换取他们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马匹以及随从，在中世纪那个年代，一套好的盔甲和一匹好马的价值甚至于超过一个农奴。而骑士们自身则通过不断地训练而达到作战技艺的高峰。他们做着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为他们的领主付出他们的忠心，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土地都是由领主们分封的，他们只有付出自己的忠诚才能等价兑换这来之不易的土地。这种以土地换取忠诚的方式就是西方契约文化的一个最好体现，形成这一切的原因始终是由于从古希腊时代就盛行着的契约制所造成的。此外，由于中世纪教会势力的巨大，在教会的宗教思想影响下，骑士们始终保持着一种侠义和蛮勇的精神，这一切通过《堂·吉诃德》一书都能够很好的反映当时骑士文化的盛行。
而回到中国，我们通过史料可以了解，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时就已经使用了制式装备，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所有的武器装备生产都是控制在皇家手中的，因此在中国只存在骑兵一说，而是绝不可能出现骑士。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骑士精神。
当时间来到公元14世纪，英法等国出现了一段时间开明的专制主义，这时国王已经开始逐渐有名无实，为了统一国家，他们建立了议会并对外作战，同时把重要的诸侯弄到宫廷。这一切的措施促使了议会制的形成，并开始为资本主义萌芽做准备。早期的议员都是诸侯和贵族，他们的目的是反对国王违反惯例侵犯他们的利益。随后议会逐渐扩大，导致了民主权力逐步下移，最终在法国因大革命而彻底推翻专制王权，而英国则通过不断改良将权力几乎全部掌握到了议会手中，实现了代议制民主。
在此需要提及民主的形式，在当今世界，直接民主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民主形式了。法国的巴黎公社等组织已经用他们的失败证明了直接民主是一种原始的复古，是不可能在当今世界实现的一种民主。
当公元15世纪到来，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轰轰烈烈的展开，资本主义的萌芽悄然诞生。而这些萌芽的先锋，正是欧洲文明特有的市民阶级。这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它源于古希腊时代城邦的公民，受到本体论的深刻影响而使他们具有对宇宙的好奇和钻研精神。多年的战争和各种外交的经历使他们建立了一套相互的交往法则，这成为了后来的国际法雏形。市民阶级在文艺复兴中显现了惊人的力量，原本弱小的威尼斯城成为了几乎可以左右十字军进程的重要力量，这其中不乏市民阶级的强大力量。他们成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人才基础。当然，市民阶级的出现是与社会制度有着重要联系的，正是由于商业本位的城市发展，才使得市民阶级有了出现的空间，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古代中国，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市民阶级的，因为至高的皇权是怎么也不可能允许商业成为超越自己的力量。
当然，正如顾准所说，单是市民阶级的出现是不足以引起产业革命，而带来资本主义的革命的。银行业发源地荷兰、海军强国西班牙、拿破仑手下的法国都没有发生产业革命，而逐渐统一、渐入商业本位与法国进行多次战争的英国最终最快发生了产业革命，成为了世界的霸主。由此可以看出，真正的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不简单的是某一因素造成，他们是诸多原因结合而最终形成的。
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经济危机、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革命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让西方各国开始思考资本主义的问题所在，在多元主义的各方批评下，各国重新考虑了“较量”一词，才逐渐缓解了状况。但在作者顾准看来，这并不是问题被解决的关键，所有的核心还是在于资本主义仍然在推动社会的发展，当某一天资本主义开始制约社会经济的时刻，资本主义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就此，作者彻底回到了中国，他从西方的经验中找到了他所认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说道：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就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文明自古就是专制文明，专制的思想使文化受到了束缚，一切都以服务统治者为核心，缺乏对世界、宇宙的看法。唯有解放思想，真正实现多元主义，多方批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自古缺乏独立思想的状况，才能逐渐接受民主与科学，走上强盛之路。在此，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回复弟弟陈敏之关于孔子、老子与韩非中的独特看法。在他看来，孔子的思想是彻底王权的，他要求人们遵循王道，各司其职，禁锢思想，是阻碍中国几千年来发展的核心。老子看似逍遥，实则依旧为王权服务，无非是其思想中带着对民众的一丝怜悯，而老庄则完全曲解了老子的看法，因此说庄子其实是没有任何造诣的。至于韩非，顾准更是认为他对推动历史毫无作用，反而由于其思想而阻碍了中国的社会进步，是个十足的反动分子。
全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摘录的是顾准的经济文稿。对于这部分的内容，限于自己的知识以及时间的紧迫，难以充分理解，在此只能作大致分析。从整体来看，这部分的内容是为了服务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的。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关于社会主义是否能够有市场经济一直都有激烈的争论，顾准在此状况下发表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从文章的内容来看，顾准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有市场经济的，他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反社林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苏联社科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分析得出属于他的观点。文章中引入了价值、使用价值、价值形式、价值规律、产品、商品、商品形式、交换、流通等重点词语来解释这一问题。我个人的基本认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中是存在着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的。因此这些商品具有价值。但是因为这些商品的生产是由于国家的计划而进行，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在交换过程中货币是用作劳动者劳动报酬的核算标准，并不因此产生相同于资本主义货币的性质，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生产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在此基础上出现的市场经济也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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