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从两广一路北上,冲破重重险阻,于1853年1月攻占武昌后,继续向何方进军,定都于何地成为决策者们必须慎重考虑的重大问题。观览中国地势,自古以来有四个地方是成大业的基地——东南之南京、北方之北京、西北之西安、中原之洛阳(开封)。有三条路摆在决策者们面前:一是趁着势头正盛,甩开南方的清军,一鼓作气,北上攻取河南,据有中原,再迅速直捣北京。(此时湘军也还没成气候);二是借鉴李自成先例,远征西安,再图四川,巩固基地,伺机经山西取北京;三是借鉴朱元璋先例,顺江东下直取南京,经营东南地区。虽然战略会从攻势转向守势,但富饶的江浙地区足以维持鼎足之势。
究竟应该在哪里定都,决策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天王洪秀全熟知历史,一直打算入主中原,认为“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局促于东南,而非宅中图大之业”。卞三娘、罗日纲等将领也主张北上取河南,“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进据中原心腹”。
东王杨秀清则主张往东南方向进攻,定都于南京。“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拢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
就在各执一端的时候,一个湖南籍的老水手毛遂自荐,大声向杨秀清建言不应该去河南,说“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最后杨秀清假托上帝下凡的名义发布进攻东南的命令,并指示丞相何震川等人写作《建天京于金陵论》,阐述定都南京的重大意义,为自己的决策营造舆论。于是五十多万头裹红巾的太平军从武昌兵分三路向东南方向进攻,一路水军顺流东下,两路陆军沿长江南北两岸并进,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浩浩汤汤、势不可挡,于3月攻占南京,造就天京与北京成十几年鼎足之势的局面。
定都南京的不利之处:一是偏安于东南一隅,战略被动。固然可凭借长江天险防守,但这样的战略出发点是防守,会丧失主动权。而革命战争必须采取积极进取的战略,不断扩大战果和影响力,吸引越来越多的拥护者,否则难以为继;二是南京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攻占南京给清廷很大的震动和惊醒,容易树敌太多。南京又毗邻江浙、上海等沿海地区,定都南京会过早引起列强的干涉,四面受敌;三是定都南京容易分散精力。太平军必须东征以获得江浙的财富,必须北伐打击对方的统治中心,必须西征以控制长江上游的九江、安庆等军事要地,丧失了作战的主动权。后来清廷也将计就计,设立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围困南京,又攻克东面重镇安庆,形成包围圈,也顺长江而下直取南京,终至太平天国覆灭。
外交决策分析学认为集团利益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战争能给军工企业带来巨额的利益,因而军工复合体是美国发动对外战争的重要推手。定都南京才有水军的用武之地,老水手可能受职业思维影响,或从维护本集团利益的角度出发而建言定都南京,步兵或骑兵则很可能会建议北上中原、定都河南。再看二战时的日本,当时日本政军界有两个战略选择:一是北进战略,发动大陆战争,进攻中国和苏联;一是南进战略,发动太平洋战争击败美国和英国在亚太的势力,南下全面占领东南亚。为了各自部门利益、集团事业的发展,日本陆军倾向于北进战略,而日本海军则倾向于南进战略,因此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投放了大量军力,而日本海军也最终袭击了美国珍珠港,挑起与美国的太平洋战争。
再看朱元璋定都南京和洪杨定都南京后采取的战略。常遇春主张直捣北京,朱元璋认为“悬军深入,馈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离,拔潼关而守之,扼其门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而太平天国则偏师北伐,急于希望把革命火种播撒到北方,虽然一路上兵员数量一度得到扩编充实,但终究寡不敌众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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