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大多数中国人可能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转)_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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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身体没病≠健康

开讲这个故事之前,先讲一下健康这个概念的变迁。很多人认为没有身体疾病就是健康,这对,也不对,因为对于疾病有不同的范围定义,至少不够全面吧。国际卫生组织(WHO)在1948年就给健康下了一个定义,健康是一种完全的生理上的,心理上的和社会关系上的良好状态,不仅仅意味者没有疾病或者不虚弱。

所以,很多人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或者说,要达到这个高度上的健康不容易。比如:肥胖是不是一种病?一个人处事很消极是不是病?一个人非常内向是不是病?一个人经常与周围的人搞不好关系是不是病?从国际卫生组织的这个定义上看,至少属于“不健康”范畴,另外,也有一个度的问题,肥胖有正常人稍胖,肥胖症轻度,中度,乃于重度不得不进行胃部分切除的,在英语里也有disorder 与disease等区别,如何诊断还是要去看医生。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一个人因什么原因处于不健康的状态,生理的,心理的,社会关系上的,都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同情,帮助,而不是躲避,嘲笑与非议。所以,下次当你遇到骨折患者,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性病患者,社交恐惧症者时,你会同样的尊重他们的尊严,同情他们的遭遇,帮助他们面对挑战吗?

下面讲一个故事,谈到心理异常对于一个人的影响。

今年8月底,有一个女孩成为轰动全球的新闻人物,成为全世界各个媒体报道的重点,一个奥地利女孩,被绑架8年后成功逃出虎口的娜塔莎· 坎普什(Natascha Kampusch)。八月二十叁日逃离的据称绑架的罪犯,大名“狼群”(Wolfgang,就这名就不象好人)在她周三逃走后,跳到一列行驶的火车前自杀了。全球人为她的成功逃出魔掌成为自由身而倍感欣慰,一个小姑娘承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与绝望,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

没有料到,出来没有一周,在8月28日的这个星期一娜塔莎·坎普什对外发表了第一份声明,在声明中她说:“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去死,他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为他的过世悲恸”。她还对挟持者“狼群”的母亲瓦尔特劳德·普里克洛皮尔表示了慰问和同情,并且说:“我们都会想念他”!!!

这些声明让全球人大惊失色,这小姑娘怎么了?被这个“狼群”吓傻了?对这个绑匪日久生情了?被绑匪洗脑了?她应该恨死了这个夺去了她童年的恶魔才对呀。陪同她的警方人员与心理学家则言称,娜塔莎的行为显示,她可能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从而对挟持者产生了同情和维护心理。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什么东西,竟然让被关押8年的小姑娘尽捐前嫌,还会去想念这个绑匪?

在历史上,心理学家和警方专家都发现类似现象,被劫匪绑架后的人质,或者被反政丨府武装扣押过的人质,或者在战争,冲突中被俘虏的人员,在被释放后,或被解救后,有一种令人疑惑的现象,就是一部分被害人对于对方没有一种常人觉得应该有的憎恶感,对于自己被绑架或被俘的可怕经历觉得可以忍受。有人觉得是受了对方的洗脑,有人认为他们是神经错乱,也有人认为是因为被害人安全程度没有得到确认,不得不违心讲的话。

终于发生了一件大案,让所有的心理学理与警方谈判专家大跌眼镜,并给心理学家们统一了认识,并增添了一个新的专用名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既然有斯德哥尔摩这个词,肯定是与这个瑞典的首都有关,下面是发生在1973年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1973 年8月23日下午快下班时候,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客户不多,职员都等着到点下班。没有想到,全副武装的欧家二兄弟,(此“二欧”比当年中国流窜杀人作案的沈阳“二王”强多了,至少对于现代犯罪心理学贡献甚大),欧陆森(Olsson)与欧佛森(Olofsson)来此劫银行来也!他们进银行后,对着报警系统狂扫乱射,并勒令工作人员快点把钱拿出来,当天的现金全部拿出来!没有想到警方的动作也是够快,劫匪拿了钱却跑不了,被警方包围了!面对门外的警灯闪闪,铁桶一般的包围,硬冲是不行了。二欧随即劫持了三男一女四位银行职员,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四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其中的女职员还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

2010-5-10 19:43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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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这四位怎么了?有病?吓傻了?这其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如何解释?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因为在这几天当中,绑架她们的人,除了对他们的生命进行威胁外,而且还让他们相信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她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打死她们,没开枪,他们已经感激不尽了,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是绑匪恩赐的。不但如此,绑匪还给他们食物,给饭吃。啊呀,这几个绑匪一下子就变得像救世主一样的,他们便不胜感激,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使她们认同了绑架她们的人,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甚至绑匪喜欢的,他们就喜欢;绑匪讨厌的他们就讨厌。

结果他们被营救出来时,你听不到他们对绑架者的控诉,相对,被绑的女人质还爱上了绑匪(不知当地绑架案有否大增)。还有一个人质干脆在全世界为绑架者筹款,并且建立了一个为绑架他的人辩护的基金会,这时候全世界都傻眼了,这发生在斯德哥尔摩夏天的故事,太神奇了,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描述类似被害者对加害者有好感之类的心理变异。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条件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感觉恐惧。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如提供食品,衣物等。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后来多次心理研究表明,这是一个在特殊情况下,正常的心理反映,只是发生在斯德哥尔摩的这次银行却案特别典型。就象气温高了,就会有人中暑一样,虽然并不是同时期所有的人都中暑,但中暑的人是一种正常反应,也就是说,换一个人被枪顶脑门搁在这个银行黑暗地下室中,也大概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心理异常,当然是属于不健康的范畴,属于一种病态,正常人在遭遇意外,心理发生的正常反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西方人质劫持事件中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请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与当局交火,而人质却帮助他们填子弹……

“有一次,一个劫持者带着他的女人质通过一片沼泽地逃跑,警察即将赶上,劫持者嫌人质拖累,就决定放她,但这个女人却一直跟在后面跑。当警察逼近时,她还朝警察掷石头,想减慢他们的速度,掩护劫持者逃跑……

“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警察进行袭击时,人质竟自动站出来用身体为劫持者挡枪子……

“有一次,被释放的人质偷偷越过警察跑到劫持者那里,向他们报告警察所在的位置……

“被绑架的人质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报,甚至假情报,例如虚报劫持者的武器数量及种类。当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碍。”

有人认为,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好象天方夜谈,讲故事一样,太不寻常了。但是,不寻常并不代表不正常。对于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受害者,应该给予同情,理解与帮助。所以,奥地利的娜塔莎的表现也是正常的,她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正常反应。之所以说是正常反应,换谁遇到这事,也会有这种反应,这是健康人对于特殊情况的正常反应,导致不健康的状态。就象一个正常人遭遇大剂量的放射线而得放射病一样,同样应该得到同情,帮助与尊重。

在西澳我遇到过一例遭遇与奥地利的娜塔莎相似的华人朋友,之所以说相似是因为并没有得到临床心理学家的明确诊断,不看心理医生,不承受自己有心理疾病或心理紊乱(disorder),所有问题都一人扛是华人一贯的“优良”传统。

有一位从中国江西省井冈山地区来的一个小妹妹,于西澳磨刀丨客大学(Murdoch)读环境工程硕士学位,这位小刀丨客刚来佩斯(Perth)时,曾在一位西方老人家做home stay, 这位老人家,年事已高,脾气极坏,与家人关系极差,到老了,亲人纷纷离他而去,只剩下他一位孤家寡人光杆司令。当这位小刀丨客住进家里,开始双方还不错,这位老先生陪其练习英语,教她澳大利亚的环境常识及特点,小刀丨客则常给他讲其家乡井冈山上一支反政丨府武装的传奇故事,双方关系融洽。

2010-5-10 19:43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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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但老人家没过多久故态复盟萌,就粗暴待人,常常无端骂人,语言暴力,到后来发展到打人,但此小刀丨客处之若素,打不还手,骂不还手,充分体现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简称共青团)的卓越素质。后来此事终于导致警方介入,发生了一段令西澳阿警瞠目结舌的故事。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能忍?

上两回谈到发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的一桩银行抢劫案件,结果导致女人质爱上了绑匪,心理学家对此类心理现象进行了研究,引出一个专有名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种受害人在生命受到威胁时的心理失常。心理学的功能就是能准确描述并解释预测思想,行为等,并能治疗心理异常。在以后的多次人质被绑架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心理异常。近期比较典型的就是奥地利女孩,被绑架8年后成功逃出虎口的娜塔莎·坎普什(Natascha Kampusch)对于绑匪的思念。

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其理论是可以反复得到证明,是一种客观现实的反映。并不是只适用于这个奥地利女孩或者瑞典的银行女职员。

上期中谈到的一个在西澳磨刀丨客大学(Murdoch)读学位的中国江西女留学生,一位小刀丨客,在home stay时,被房东,一个脾气暴躁的老人家,施以暴力,发展到动手打人。但此位共青团员忍了,还是以理相待,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崇高美德。

夏天来临,当有一位同学发现此小刀丨客背上的瘀痕时,该小刀丨客并没有当回事,只讲房东有时候脾气不好,平时还是挺慈祥的一老人。此同学将此事告诉了学校的老师,没有想到校方非常重视,找其了解情况,没有想到此小刀丨客仍然觉得没有什么事,声明自己很是正常,没有遇到什么袭击事件。其态度被校方惊讶之余,找来了警方,及社会工作者,希望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学生。

没有想到,面对众警官,众老师,众social worker,此刀丨客坚持没有遇到威胁,没有受到袭击。至于,背上的伤痕,也是老人家心情不时失手失致,谁都有个情绪不好的时候,对吧?其实老人家对自己还是挺好的,教她学习英语,老人家还去图书馆帮助她找资料等等,一切都挺好的,挨这几下算不了啥,还不是为我好,就当是我爷爷打的吧!

当场的人都目瞪口呆了,这么严重的人身攻击,就没事了,也能忍了,这也太过分了!

如果换成一个西方女孩遇到此事,肯定又是痛苦,紧张,又是失眠,又是头痛,stressful, depression,忧郁,一是早早就会搬出来了,二是马上就会报警,并满大街找心理医生。

这种东方“忍者神龟”的精神令当场人员瞠目结舌,这与以前本地人同类暴力事件太不相同了,共丨产党员真是特别材料做成了吗?

警方与此小刀丨客谈不通,几部警车直接开去了老头家,让这个学生马上搬出来,而且建议该女生不要再与此老人接触。另外,对于动手打人的老人家也给予了严重警告。

没有办法,小刀丨客万般不解警方的做法,认为是小题大作,这点事要地搁在中国,算什么事?但也只能搬家了,但一直认为老人家除了有时脾气不好,真是一个好人哪,堪称西澳版本的活雷锋,因为自己还让他偌大年龄被警察这样警告,心存愧疚。

一年后的某一天,该老人不幸遇到车祸,在皇家珀斯医院里救了两天,终告不治。但由于此老人的家人多年不与其联系,一时找到到家人,尸体暂放在医院。当此小刀丨客闻讯后,马上赶去医院太平间,看到老人家的尸体,哭成泪人一般,工作人员诧异:该老人不是脾气暴躁,众叛亲离一直找不到亲属么?这位漂亮东方小妹是什么关系?一直过了探视时间,小刀丨客才依依不舍地被劝离太平间。

几天后,小刀丨客再次预约太阳间,又见到了故去的老人家,想到该老人家生前曾经对于自己这位素不相识的江西老表的关心,泣不成声。

当其获悉centro link找不到家人,会当成无亲属的老人,由centro link办葬礼时,声称由自己来办。

2010-5-10 19:43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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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当地的social worker对于此事,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为什么会出现此类现象。被人打得背部青瘀,房租一分钱也没有少收,还对于老人家这么依恋,警察赶都赶不走,老人家躺在太平间里也魅力不减少年郎。

要说是此女孩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不应该呀,该综合症的四项条件中: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感觉恐惧。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如提供食品,衣物等。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至少三条都不具备,该社会工作者百思不得其解,这种形为太超纲了,看来心理学上要发表一下这个特殊案例以供研究,是否是一种新的心理现象?好好研究没准出命名为“磨刀丨客综合症”,也算是华人为心理科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只是有一种真实感觉:中国人真是能忍。

后来与几位资深心理学家谈论此事时,他们却提出了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观点:

大多数中国人可能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看到我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对方赶忙说,并不是说你有病,西方心理学界有一种观点,极丨权国家的人民有相当一部分人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会出现受害者以于加害者的理解,尊重与爱等一种异常的心理。

在一个极丨权国家中,老百姓的利益是不被重视的,极丨权者或阶层与绑匪性质类似,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生的四个条件非常相象,如:

1. 老百姓真正感到政丨府或极丨权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感觉恐惧,(象1949年以后,红色中国以反革命,特务等种种名义让你随时有生命危险,连国家主席生命安全也不能得到保障,遑论百姓。)老百姓感觉到生命是极丨权者恩赐的(大救星,党啊妈妈等)。

2. 在此过程中,极丨权政丨府或阶层也提供一些政丨府服务,如教育,健康服务,交通等,这些服务会让老百姓感激不尽,再掺以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之类,国民的满意度不低。

3. 除了极丨权政丨府的单一看法之外,老百姓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如,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或者说,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XX主义一定传遍全球。但是,不准备国外的其他不同意见信息,报刊,杂志进入,网络控制,不让反对党出现,没有言论自由。

4. 老百姓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能移民海外,能偷越国境者是绝对少数。

因此,这些极丨权国家的国民比斯德哥尔摩市的那几个银行职员更不幸,比奥地利娜塔莎的8年囚禁更悲惨,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痛苦。

为什么小刀丨客这么能忍,经常出现西方人觉得要投诉的情况,华人安之若素?为什么所有的华人都承认:中国人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一种解释,可能为了生存!

当西方社会抨击中丨国人权记录不佳时,中国政丨府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西方媒体常常以为中国政丨府是歪曲理解,胡搅蛮缠,人权比生存权的范围要大多得,你的国难道民难道还不让他们生存么?其实中国政丨府可能说的是大实话,中国人最大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因为生存不容易。如果你告诉囚禁中的那几个银行职员或者奥地利少女的娜塔莎:你的人格不容侵犯,你有自由通讯的权力,你有看《花花公子》的权力,有你要求政丨府提供服务的权力,你有免除拷打的权力,你有搞同性恋的权力,你有唱西方红的权力……估计,娜塔莎他们会坚决地说:NO,胡说,人存权才是我最大的人权。

中国大陆名星葛优,巩俐为主角的电影《活着》真实反映了中国社会近几十年现实,1994年该片一举荣获法国第47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奖,葛优获最佳男主角奖,该片充分论证了中国政丨府所说的生存权才是中国人最大的人权的观点,没有想到,此片却不幸在中国大陆禁演至今。

2010-5-10 19:43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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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为什么华人常常以德报怨?因为,他们能活下来就是天大的幸运,就象瑞典的四位心理异常的银行职员,不仅以德报怨,而且以爱报怨,比中国人还伟大。

为什么中国人讲受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因为,处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状况下,常不被当人待,受到他人的好处,太难得了,太珍贵了,当然得涌泉相报。那几个在银行地下室里的职员挨几下打是肯定的,但他们也没有怨言,还心存感激绑匪赐给了他们生命。小刀丨客虽然被殴打,但也得到了老人家的各种帮助,当然也得涌泉相报。

生活在这种极丨权社会的人,多多少少会有这种心理异常,这不是病人的错,这是这个环境的错,这个文化,这个制度的问题。如果霍华德也“生在红旗下,长在阳光里”,以他要强上进的性格,估计他唱“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还要大声,还要真挚。

好多中国留学生是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当看到电视上北朝鲜青少年高唱“主体思想是我一生指路明灯”时,应该深深地认为这是他们的真实感受,理解他们的自豪与对金太阳的热爱,并真实地准备着随时为小金及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他们比娜塔莎幸运得多,至少不用在地下室里的黑屋子里唱。

这也太反动了,该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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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

熊培云

原载《南方周末》

所有对绑架者的同情,首先源自对自我权利的放逐与背叛。

失踪8年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的身份日前得到正式确认。奥地利警方 8月25日对她进行了DNA检测,并公布了她在绑架者寓所的悲惨生活。早在1998年3月2日,时年10岁的娜塔莎在上学途中失踪,奥地利警方由此展开大规模搜救活动,但毫无结果。因此,娜塔莎的突然回来震惊了整个奥地利。然而,和其他许多绑架案一样,当事人在绑架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心理同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酸葡萄”与“甜柠檬”

在重获自由后的首份公丨开信中,娜塔莎披露自己遭绑架8年期间的生活内幕。不可思议的是,在她看来,遭绑架不全是“坏事”。

当然,娜塔莎的这个逻辑我们可以在许多场合都可以遇到。譬如说,那些因为历史或政治原因被蹉跎了岁月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后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

娜塔莎的具体理由是:“每天的生活都有精心安排很充实,虽然总是伴随着因孤独而产生的恐惧感。总的来说,我的童年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错过任何东西。遭绑架也不完全是坏事,我避开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没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为他感到悲伤。”

据称,被绑架后不久,娜塔莎和沃尔夫冈一起布置了那个地下室,里面有床、录像机、收音机和书架,还有她喜欢的英国喜剧片录像带。娜塔莎称:“我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家,里面有一切我所需要的东西。”

显然,娜塔莎的逻辑漏洞百出。其所谓“没有交到坏朋友”的背后,是她被剥夺了交朋友的权利。否则,天底下的文盲都应该为自己不识字庆幸,因为不识字可以让他们不至于读到“坏小说”与“坏思想”。地下室内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地下室里,娜塔莎接受的是一个自己别无选择的纯洁世界———“没有坏朋友”。然而,尽管这里“应有尽有”,足够“纯洁”,仍不过是座“天鹅绒监狱”,因为娜塔莎别无选择、缺少自由。充足的食物与令人捧腹的喜剧片不过是绑匪为她提供的“面包和马戏”。

心理研究表明,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人的心理会有一个自动保护机制在起作用,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藉此度过难关。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合理化、压抑、选择性遗忘、幽默、升华等等。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体现更多的则是合理化。这种倾向主要分两类:一是“酸葡萄”,二是“甜柠檬”。如果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如果只能得到柠檬,就说柠檬是甜的,于是不为此感到苦恼。

2010-5-10 19:43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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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显然,娜塔莎同时选择了二者。一方面,既然没有在外面生活,外面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因为外面有“恶习”,也有“坏朋友”;另一方面,既然已被绑架了,如果在认知中更多地强化悲惨境遇的观念,无疑会加深自己的痛苦。如果把被绑架的事实理解为没那么糟甚至还不错,会降低内心焦虑和恐惧等负面情绪。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于绑架者产生某种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从本质上说,也是绑架者在具体绑架过程中驯服了人质。

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打劫,之后扣押6位银行职员当人质。6天以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意料的是,人质在被救出以后,并不为此高兴,反而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而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在心理学上,研究人员将这种匪夷所思的心理现象称为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研究表明,它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个条件:条件A,人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条件B,人质处于某种绝望之中;条件C,人质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绑匪给他们的“一面理”信息;条件D,人质会得到绑匪的恩惠。

显然,被绑架的娜塔莎具备上述条件。8年前她被绑架时只是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从此被囚禁在地下室里。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更倾向于接受绑匪的教育(即“一面理”信息)与无处可逃的暴力。即使偶尔能在户外行走,也不能掩盖她与世隔绝的生活处境。长期与绑架者生活在一起,娜塔莎对于绑架者沃尔夫冈产生了认同感和亲切感,甚至对重获自由心怀恐惧,不知如何开始新的生活。

以下这段独白表明,娜塔莎对于曾经生活过的地下室,更心存怀念,仿佛地下室才是自己的故土。

“我们(和沃尔夫冈)一起布置了那间屋子,并且它不止1.6米高。屋子里装有一切我需要的东西,我把它布置得像个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对外公开。我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有条不紊,通常是和他一起吃早饭———他工作的时间很少。接下来就是做做家务,看看书或电视,和他聊天,然后做饭,就是这些,一年又一年……”

谈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有人曾经如此设喻: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了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回到人间,偶尔过上一点人间的“好日子”,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自己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是解救他的天使。

地下室里的乌托邦

绑架者沃尔夫冈在1998年将娜塔莎诱拐进大篷车里带走,随后对她进行了长达8年的监禁。有报道称,这所房子被当地人称为“金库”,因为这位通信技师为它配备了非常好的安全警报系统———这幢房子像美国的金库一样易守难攻。

从警方公布的照片来看,娜塔莎被囚禁在房子的车库下面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房间仅6平方米大,房门由金属制成,在这种情况下,娜塔莎插翅难飞。

意味深长的是,娜塔莎曾经透露沃尔夫冈逼她称自己“主人”,并沦为他的性丨奴。由于绑架者在娜塔莎被解救后卧轨自杀,我们无从知晓他绑架的全部目的。可以肯定的是,他试图在自己的密室里建立起一个只属于他的包括权力与梦想的王国,一个他享有绝对权威的美丽新世界。

1973年,墨西哥著名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Arturo Ripstein)曾经拍过一部名为《贞洁堡垒》(Castillo de la pureza,El)的电影。据说该片改编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尔·利玛靠着制售老鼠药为生,为了避免外面“肮脏世界”的污染,他纪律严明,从不让妻子和3个孩子走出家门半步。整整18年,为了这个位于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纯洁”,他甚至将3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改为“将来”、“乌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将包办孩子的精神、思想与未来。

2010-5-10 19:43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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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然而,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不难发现,这种所谓“贞洁城堡”正是建立在对他人权利彻头彻尾的剥夺的污泥浊水之上。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所有对绑架者的同情,首先源自对自我权利的放逐与背叛。

在绑架中体制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Shawshank Redemption)演绎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这样谈到“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该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离不开这座监狱。

为此,老布不惜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的自由的监狱,所以在出狱后,他终于选择了自杀。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一切失去了意义。

在绑架中经受体制化的娜塔莎似乎同样爱上了这座“金库”。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事情的真相是她被绑架并因此过了八年与世隔绝的生活。

以权利与自由的名义,在“金库”里我们只看到人质和绑架者。由此出发,人们更大的疑问是,假如娜塔莎认同自己本应该得到的所有权利,心怀希望,并以此还原绑匪对人质巨大的剥夺与渺小的赠予,她是否还会把偶尔到院子里放风视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并报之以怀旧的泪眼?

http://www.aIhUaU.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no01&idArticle=294085

狄马:人质是怎样爱上绑匪的

(《书屋》2007.6P54)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患者长期与绑架共同生活后,便开始对绑架者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绑架者产生某种好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反常情结。

中国历史是一部被强梁者绑架的历史,那些所谓的“中兴盛世”只是被允许放风的次数多一点而已。证据之一就是几乎每一个王朝的兴废更替都伴随着阴谋和暴力。

中国历史上无数殉难的忠臣,宁死不做“贰臣”的遗老遗少所忠于的都是体制化了的“肖申克”。等到新的绑匪制定了新的“奴隶规则”,如何纳粮,如何服役,天下又都太平起来的时候,新的人质就渐渐忘记了他们的祖上是如何被劫持的,无数鲜血、眼泪、妇幼的呼喊、老弱的白骨渐渐被岁月的风沙掩埋。历史又在静静地等待着下一轮的循环。其实,新的绑匪和旧的绑匪有什么不同呢?姓朱的绑匪和姓爱新觉罗的绑匪有本质的区别吗?被赵匡胤的子孙强暴与被铁木真的子孙强暴,这里面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吗?换成俗语说,无非是图个脸熟罢了。然而,一厢情愿的子民们总是幻想性满足构成了历史上忠臣、烈士、义仆、贞奴代不乏人的原因。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形成原因有如下几条:

1、人质的身体被完全控制,生命处于某种无处可逃的绝望之中。

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嫁不出去的老处女标榜自己是独身主义,众叛亲离的瘾君子标榜自己“宁静以致远”,就像在“一个领袖,一个正常,一个主义”的社会里,一个人标榜自己爱国一样没有意义。

2、人质获得的信息是经过绑匪遴选的。

仅仅强迫人质为一个他所设定的目标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人们应当把它当成是自己的目标。古代是隔断一切可以使民智开启的信息渠道,现代的极丨权主义宣传家则是把所有的信息按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排、过滤,加工成一张带有明确意图的信息指南网,然后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的原则指灌输给人民,这样权力的中心就成了真理的中心。

2010-5-10 19:43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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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3、人质会不时得到绑匪的恩惠和眷顾。泯灭自我和修改的主奴主系一旦在一个人的内心确立,那么,他就会把来自身外的一切所得看成是主人的恩赐。

医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要从根本上废除绑架制度,改变被劫持的历史。一个有志于服务公众的政治家不再是通过绑架,而只能通过投票来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样绑匪就不再是绑匪,而只是服务于公众的一个职位;人质也不再是人质,而只是宪法框架内一个通过纳税来换取生命和财产保障的公民。

非常道:当羊爱上了狼

■ 李木耳

正如狼爱上羊一样,羊爱上狼,也“并不荒唐”,它们之所以“爱得疯狂”,是因为爱情无关伦理和道德,从来就没有道理可讲。

一个自称“陷入狼群的女孩”在来信中说,刚毕业就被公司领导强奸了。虽然她一开始喜欢的

是另一个男同事,但她很快发现,“我爱上了那个强奸我的男人,迷恋上了这个男人的气息。我觉得他是那种真性情的汉子,是我喜欢的那种男人。在他的怀里,我居然有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他打开了我身体的那一扇门,我愿意做他的女人。可是那晚之后,他却再也不要我。他说为我的未来著想,要回避见我,他说怕控制不了自己。”

当满大街都在传唱《狼爱上羊》时,羊却主动爱上了狼。这是纯粹的巧合,还是爱情的力量太强大,强大到让狼羊这对“天敌”也“化干戈为玉帛”?

这不禁让人想起那个经典的“人质爱上绑匪”的故事。1973年8月,两名劫匪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扣押六名银行职员做人质。一星期后,警方成功地将人质解救出来。没想到,人质居然爱上了绑匪,一位人质跑到监狱里与一位绑匪私订终身。另一位则搞救援基金会,四处筹款请律师为绑匪脱罪。因为这个故事,类似“人质爱上绑匪”这种心理案例,就被称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其实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对外来的强迫之举,一开始都会本能地反抗。但如果长时间无法回避,偶尔还享受到一点甜头,就习以为常了。心理学家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归因于人质无可选择的绝境:生命受到威胁、心情绝望、只能接受被筛选的信息以及绑匪不时的小恩小惠。羊爱上狼,女孩爱上强奸自己的人,是否也像 “人质爱上绑匪”一样,可以划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范畴?

“人质爱上绑匪”也罢,“羊爱上狼”也罢,都是特定生活环境的产物。一开始“人质”(“羊”)是被动的,他与“绑匪”(“狼”)的结合肯定心不甘、情不愿,其中的冲突、压抑和屈辱可以想象。但随著时间的进展,双方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出于女性习惯被动或爱幻想的天性,一旦长期被置于无可选择的封闭境地,结果就有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一女孩大学毕业后,孤身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工作。一男同事对她的工作和生活各方面都很照顾,两人很快生活在一起。可男孩心理严重自卑,不仅全方位限制她跟异性接触,而且脾气暴躁,动不动就火山爆发,把她打得伤痕累累。她多次跟他提出分手,都没有成功,每次她心肠一硬,他就以跳楼自杀威胁,说没有她,他活不去。

于是,两人一直就这么长期僵持著,不结婚也不分手。表面上的原因,是女孩觉得他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女人自身强烈的“处女情结”,使她认为离开他很不道德。而深层的原因,或许要归结为“人质爱上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哪种女人更容易“羊入狼口”?敏感脆弱、感情丰富细腻、人格不够独立、严重缺乏安全感(或者对安全感的需求大于幸福感)的女人。即便女人天生不是这种性格,在她刚刚遭受情感打击、最感无助、饥不择食的时候,“恶狼”也容易乘虚而入。

正如狼爱上羊一样,羊爱上狼也“并不荒唐”,它们之所以“爱得疯狂”,是因为爱情无关伦理和道德,从来就没有道理可讲。也许在内心深处,喜欢野性执著的 “狼”的,还不只是“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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