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床榻与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在我国古代，从床的形态、床的雕刻、床的工艺，可以折射出主人的社会地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床不仅仅是一件实用家具，也可以是一件精美雅致的工艺制品。渗透着民俗雅韵的古床在中国木制品雕刻中，占有不可忽略的一席之地，尤其是那些年代久远的古床，更是令众多收藏家倾心，明式床的简洁洗练，清式床的奢华繁琐，往往令人目不暇接。
黄花梨门围子架子床
【夏商周时期】
殷商的文献记载在《易经》有：“巽在床下，用皮巫纷若，言无咎，……巽在床下，丧其资爷，贞凶”。“巽卦颇吝，其中言喻，一人生病后惊恐而伏于床下，巫师施以巫术则平安无事，或有贼人入室，病人藏匿床下，丧失财产，结果凶。”从卦中可以看见场面的恐怖和忧虑，病人伏于床下（巽、伏的意思）。在这里，床虽然仅仅起到道具的作用，但可以推断，商期已出现了床，而且高度不低，下可容人。
夏、商、周，形成了天地崇拜的宗教意识，其家具也成为人与神沟通或显示皇权显赫的工具，带有浓厚神秘的宗教色彩。家具的使用功能主要为祭器，在造型上运用对称、规整的格式和安定、庄重的直线，来体现威严、神秘和庄重之感，且等级制度非常的森严。西周的统治者还根据席的优劣和装饰特点规定了严格的“五席”制度。《周礼·司几筵》上规定，司几筵主管五种席垫的名称和品质，辨别用途以及陈设的位置。五席分别为：莞席、藻席、次席、蒲席和熊席。五席的质地和特点并无等级贵贱之分，在使用中常以茵席的多寡来体现等级差别。《礼记·礼器》中说：“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为无论哪种席子，凡为天子设席必五重，诸侯三重，大夫二重，不包括下层的筵。可见周代的家具从材质、装饰到色彩都要严格按照等级与名分来行事，不可逾越礼制。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雏形期，奴隶制的社会制度出现动摇的趋势，贵族垄断学术文化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儒法人道显赫，道墨天道昭著，人们共同关注现实和社会的人生问题，各种学说在相互吸收、渗透中发展。随着传统典制的消亡，宗教观念也迅速褪色，从而结束了特定的文化使命。这个时期的家具所表现的理性和民间意趣日见蔓延，艺术风格一改先前的神秘和沉重，出现了精雕细琢、镂金错彩和奢侈豪华的气象。装饰特点集绘画、雕刻于一身，采用自然景观、植物图案和想象吉兽为表现主题，用象征和联想来表达理性与浪漫的觉醒，折射出崇尚自然之美和浪漫主义的情调。
春秋战国时期大部分的生活用具为漆器所代替，漆工艺得到较大的发展。从大量的出土实物中得知，春秋战国出现的漆木床、彩绘床等为后来的汉代成为漆家具高峰期奠定了基础。《战国策》中说，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出游到楚国时，曾向楚王献“象牙床”。有关床的实物记载，当以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处出土的战国漆绘围栏大木床为代表，是目前所见最早并保存完好的实物。大木床由床身、床栏和床足三部分组成，周围有栏杆，栏杆为方格形，两边栏杆留有上下床的地方，长2.18米，宽1.39米，足高0.19米。这张床又大又矮，适合人们席地而坐的习惯。床框由两条竖木，一条横木构成，在此床框上面铺着竹条编的活床屉。床身通体髹漆彩绘花纹，工艺精湛，装饰华丽。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床已很普遍，而且制作水平已相当高。这时的漆器除髹漆彩绘之外，还有雕刻、镶嵌等工艺手法，这不仅对器物起保护作用，更因漆饰和造型体现的艺术风格使人百看不厌，开创了家具工艺品的新历史，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增强，家具不仅具有使用功能，又兼有欣赏价值和观赏功能。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处于一个大统一的时期，文化、经济繁荣，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通，沟通了中国与西亚、欧洲和非洲各国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当时人们的起居方式仍然是席地而坐，室内的家具陈设基本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席、床、榻、几、案的组合格局，漆木家具完全取代了青铜器而占据主导地位。
汉朝人许慎在《说文》中称床为“安身之几坐也”，明确说是座具。还有一种称为“匡床”，又叫“独坐座”，显而易见是单人的座具。汉代刘熙《释名·床篇》云：“人所坐卧曰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当时的床包括两个含义，既是座具，又是卧具。西汉后期，又出现了“榻”这个名称，是专指座具的。河北望都汉墓壁画、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和陕西绥德汉墓石刻中，皆有坐榻的图像。《释名》说：“长狭而卑者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 《通俗文》说：“三尺五曰榻，独坐曰枰，八尺曰床”。《后汉书》中记东郡太宁“冬日坐羊皮，夏日坐一榆木板蔬食出界买盐鼓食之”。床与榻在功能和形式上有所不同，床略高于榻，宽于榻，可坐可卧;榻则低于床，窄于床，有独坐和两人坐等，秦汉时期仅供坐用，后演化变成可坐可躺
【魏晋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持续最久的时期。这时出身世家的文人阶层开始厌倦动荡不安的生活方式，但又苦于无法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于是谈玄之风盛行。佛教以其“一切皆苦”、“诸行无常”的基本教义迎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并迅速的传播开来，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出现了新的起居习惯，使席地而坐不再是唯一的起居方式，为隋唐五代垂足起居方式与席地坐起居方式的等肩并存奠定了基础。
魏晋延续了秦汉时期以床榻为起居中心的方式，屏风与床相结合而形成带屏床，也是这时的新形式。床榻的新形式不断出现，其中三扇屏风榻和四扇屏风榻极受贵族人家的宠爱，此时期床榻的高度显然增加，床体较大，在《女史箴图》、北齐《校书图》中得以印证。东晋画家顾恺之在《女史箴图》中所画的床，其高度已与今日相差无几，床的下部以门做装饰，人们即可伽趺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在顾恺之的另一《洛神赋图卷》中，床上还出现了依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型凭几。榻在这个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在北齐《校书图》中，出现了一座门式巨榻，榻上坐4人，还放有笔、砚和投壶，使人会文之余，还可游戏娱乐。
【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时期，结束了前朝350余年的割据局面，把中国带入了一个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朝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在文化艺术上丰富多彩，由于大兴宫室和贵族府第，家具产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出土的实物来看，墓葬壁画和传世绘画都显示出唐代家具的造型装饰风格，其箱形床榻表现出宽大、厚重、丰满华丽的特点，这与博大旺盛的大唐国风一脉相承。人们的起居习惯呈现席地跪坐、伸足平坐、侧身斜坐、盘足迭坐和垂足而坐同时并存的情景，高型家具在逐渐推广。
唐代床的造型雍容华贵，又不失清新活跃，具有鲜明特色。在结构上，壶门结构开始盛行，遒劲古朴，曲直相济，不仅增加了装饰美，还特别强调了家具的刚度和防潮性能，因此壶门结构成为唐代家具的重要特征。盛行于唐、五代的高型床榻，吸取了传统建筑中大木梁架的造型和结构，梁架柱多用圆材，直落柱础。下舒上敛，向内倾仄。柱顶安榻头，以横材额枋、雀替等连接，成为无束腰家具。另一种是吸取建筑中的壶门形式和须弥座等外来形式，如唐敦煌壁画的壶门床、壶门榻，云岗北魏浮雕塔基和晚于唐的王建墓棺床都是须弥座，皆束腰。而且须弥座束腰部分与壶门床榻四侧旁板一样，平列壶门。唐后床榻装饰趋简，壶门也由每侧面平列二、四个壶门简化为一个壶门。
宋元是我国家具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中华民族的起居方式由席地坐转变到垂足坐。宋代家具一反唐代浑圆与厚重变圆形体为矩形体继承和发展了五代的简洁秀气，样式变化不大，大多无围子，所以又有“四面床”的称呼。五代时期的家具受到梁木构架的影响，渐渐脱离了唐代的壶门结构，到了宋代框架结构己基本成熟，这也成为宋代家具清秀的造型的一个基础，为明式家具高峰期的到来拉开了序幕。床榻丧失了作为座具的功能，只用于卧息睡眠的专用家具。宋代以及稍后的辽、金时期，中国家具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高档家具系统建立并完善起来，在总体风格上呈现挺拔、秀丽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床榻在式样上更加美观，装饰上承袭五代风格，趋于朴素、雅致，不作大面积的雕镂装饰，只取局部点缀以求画龙点睛的效果。
如果说唐代家具的华丽，只能是统治阶级的“阳春白雪”，那么到了宋代，家具才真正成为走入平常百姓家中的产品。这时的家具体现出了更人文、更工艺、更科学的构创思想。如山西汾阳金墓彩绘壁画中的卧床，不仅单处一室，且在其两侧各置一扇固定的隔扇门。隔扇与门板面心皆雕饰如意、菱花等纹样，床上设有床帐，床后靠墙处设有床围，床座外侧为封闭式挡板，体现出家具组合装置的人文与科学，及装饰工艺的精巧与完美。【明清时期】
清中期榉木攒海棠花围拔步床
明初恢复经济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得以复苏，社会生产得到发展，农业手工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工具也愈加发达，城市的规模扩大数量增加，江南园林的建造等这些方面都刺激了家具的发展。郑和7次下西洋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技术交流，从盛产高级木材的南洋诸国运回了大量的花梨木、紫檀木等家具原料，从此南洋诸国与中国来往密切。家具至明代已是品种齐全，造型丰富，艺术风格渐趋成熟，可以说是中国家具的成熟期和总结期。这一时期也堪称中国床榻制造技术和造型艺术的黄金时代。
明代的卧具主要由床与榻两大类组成。其中榻类又分平榻、杨妃榻和弥勒榻3种，床类又分成儿童床、架子床和拔步床3个系列，各具特色和功能。
平榻，俭朴简单，由四腿支撑榻面构成，榻面多作棕藤屉面。民间布衣多用之。
杨妃榻，又称美人榻，多供妇女小卧、靠坐休息之用。尺度较小，制作精良，棕藤屉面较窄，榻的一端为曲尺形围子。
弥勒榻，又称罗汉床，榻体分有束腰和无束腰两类，其左右和后面装有围栏，但不带床架，围栏多用小木做榫攒接而成。最简单的用3块整木板做成，围栏两端做出阶梯型软圆角，既朴实又典雅。这种床虽然也可用于日常睡眠，但主要是用于日间起居，常常放于厅堂间，就像今天的沙发一样。
儿童床，长宽尺寸小，高度偏低，四周设置护栏。
架子床，是中国古床中最主要的形式。床体多为棕藤软屉，通常的做法是四角安立柱，床顶安盖，俗谓“承尘”，顶盖四围装楣板和倒挂牙子。床面的两侧和后面装有围栏，床前不设围子，便于上下。多用小块木料做榫拼接成多种几何纹样。因为床有顶架，故称架子床。另有一类架子床，在床前两角柱间增设二柱，形成中间宽、两侧稍窄的立面分割。两柱间也增设围子，中间开间十分明确，因其共有6根柱，故又名“六柱床”。
拔步床，俗称 “八步床”，比架子床要庞大，是卧具中最大的。其外形好像把架子床安放在一个木制平台上，平台长出床的前沿二、三尺，平台四角立柱镶以木制围栏。还有的在两边安上窗户，使床前形成一个小廊子，廊子两侧放些桌凳小家具，用以放置杂物。拔步床虽在室内使用，却很像一幢独立的小屋子，成为房中房、室中室。
清代康熙之前的床榻沿袭了明代的式样风格和特点，但自乾隆时期起，骤起变化。明式家具的特点是“用料合理，朴素大方，坚固耐用”。此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式风格的家具制作多强调“繁缛多致，坚固鼎立，富丽堂皇”，如故宫收藏的一件清代紫檀木架子床，不仅用料粗壮，形体高大，且四足及牙板，床柱、围栏和上眉板等全部镂刻云龙花纹，床顶还有近40厘米高的紫檀木雕云龙花纹毗卢帽，工艺相当复杂、精湛，从整体上看，既玲珑剔透，又恢弘壮观，给人一种庄严华丽之感。
床的历史悠久，其造型特征却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床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种类繁多和新的材料的不断应用，以及人们对床的健康和舒适度的要求。床的流行趋势主要表现在床头的造型、床的材料、尺寸和床头柜的变化等方面。从家具发展状况来看，现代家具的设计正趋向技术上先进、生产上可行、经济上合理、款式上美观和使用上安全等方向发展。当今的家具设计界越来越认同并接受一种新的设计观念——设计新家具就是设计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休闲方式和娱乐方式。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对“家具的功能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这一理念有更多、更深的理解。现代床的设计正朝着实用、多功能、舒适、保健和装饰等方向发展。总之，风格上不断变化，功能上不断更新，工艺技术上不断完善正是我国床具设计的发展方向。床，绵延的中国古话
拔步千工床，历时三年雕成，用工千余，故有其名。
走进乌镇，领略着江南古镇小桥流水的舒畅，也出奇不意地被床的中国古话所震撼。坐落在乌镇东大街210号的江南百床馆，摆满了雕工精美、风格各异的中国古床精品。我惊叹着，这些古老的架子床以及床上镂空的木刻图案，竟然能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如此巧妙地组合为一体，传承着历史的厚重，给人一种无边无际的绵延思绪。
谈及床，我便想到了李白脍炙人口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下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收入了小学课本。听说，曾经有学生对老师发问：“李白写得不对，人躺在床上怎么举头和低头呀？”老师被问住了。
殊不知，这位小学生的提问，出其不意地挑起了有关床的中国古话。其实，李白所说的床不是我们现在睡觉的床，而是一个马扎。《说文》解释道：“床，安身之坐者。”以此解读这首诗的意境：即在一个明月悬空的夜晚，李白先生拎着一个马扎，坐在院子里，思念故乡。
追溯人类的最早的起居方式，就有“席地而坐”之说。后来，游牧民族兄弟发明了马扎。牧民翻身下马，便会从马背上打开一个抱捆的东西，坐在屁股底下，这个东西就叫马扎。小小的马扎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能随身携带。
古时，马扎又称“胡床”。胡床改为交椅是一种功能上的进化。交椅，顾名思义就是腿部交叉的椅子，可折叠，便携。重要的是，交椅与地面形成了一个高度，便于坐者伸腿舒服。古时战争频繁，交椅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行军打仗的将领，休息片刻，以利再战。久而久之，交椅就成了权力的象征。我们常说，谁坐第一把交椅？源之此也。从马扎到交椅，到床榻、罗汉床、架子床，再到我们今天的床，中国人的卧具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趣味的过程。
江南百床馆收藏的大多是架子床。架子床和拔步床是明代的产物，具有中国床文化里程碑的意义。随着私密性、舒适性和安全性等文化元素的融入，导致了中国起居文化的重大变化。宋代以前的床是没有架的，一个平面，四足落地，无栏杆，无围子，当时称之榻。
所谓架子床，就是叠架有顶，有六柱的，四柱的，还有八柱的。木架构造形式，造型简洁、朴素，比例均衡，讲求线条形象，体现了明快的艺术风格。同时也充分利用了硬木的色泽和纹理特点，不事雕琢，多用原木漆，浑然天成。架子床的床铺非常讲究，由一块一块的木板堆砌而成。门不见床，在外面看到的是一般的家，而家的中心却是床。居中是主人床，旁是丫鬟床，侧是佣人床。充分体现了惟我独尊的人本思想，以及以床为中心的家文化特征。
馆内的架子床琳琅满目，可谓千姿百态。有拔步千工床、小姐床、双龙足雕花架子床，有马蹄大笔管式架子床、嵌骨架子床，还有双喜、如意、带镜红木雕花床等，张张都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享有“镇馆之床”的拔步千工床，全为黄杨木，雕刻精良，巧夺天工，是木雕床中的精品。
拔步千工床前后共有三叠，传说历时三年方才雕成，用工千余，故有其名。拔步，又称八步。据说八步才能上床，形容床之大。床的架子上雕刻了106人物，古时以108为吉祥数字，加上一对新婚夫妻刚巧凑足108，吉祥如意。全床占地面积达六个多平方，共有四进深，第一进是换鞋处，第二进是更衣室，第三进是放马桶箱的，在古代称它为子孙桶，好比现在家庭的卫生间。最后一进才是主人睡觉之处，设备齐全，相当于现在的套房。其最有特点的就是悬挂在架子空中的那块木牌了，是做床的木匠送给床主人的，相当于现在的一张贺卡。也有人说，这块木板相当于现在宾馆里用的“请勿打扰”牌。
还有两张并列的床，称之兄弟床，传递着哥俩好之意。既然有兄弟床，当然也有姐妹床了。姐妹床并不是说给姐姐妹妹睡的，而是正房和偏方睡的床，因为古代的男子是可以三妻四妾的。“妹妹床”顶上刻着三只小雀，耷拉着双翅，含有“偏落”之意。喜鹊是灵动的，我吹了口气，它便摇动起来，跃跃欲试。姐姐床是正房睡的，内床精美华丽，床前有一块木板地，传说为丫鬟休息的地方。以便于可以随时伺候她的主人。两张床的中间都雕刻有“鸡鸣戒旦”、“鸾凤和鸣”之类的图案，象征早睡早起之意。
这些目不暇接的古床精品，竭力见证着床的中国古话。古代工匠们前赴后继，以脱俗的艺术眼光与超群的智慧和功夫，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床文化。如此雕琢精美的床，人们睡其上一定是无比平和与幸福的。它表达了中国人的一种心境：随卧而安。细细品味这一张张床上所加载的丰厚历史与生活内涵，在感受我国劳动人民高超工艺的同时，也被先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艺术感悟力所折服。
显然，这些古床都上了年纪，床架上积攒了厚厚的尘垢，然而却掩饰不住它曾经拥有的辉煌，以及历经千百年后那种特有的荣华之光。那些独具匠心的镂空雕花设计，精致传神的花鸟人物图案，读起来令人余味无穷，感慨万端。我忍不住去抚摩它们，就仿佛在抚摩那“曾经沧海难为水”荣华历史。
清代小说家李渔写了一本《闲情偶寄》，其中对床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人生百年，所历之时，日居其半。日间所处之地，或堂或庑，或舟或车，总无一定之在。夜间所处，则只有一床，是床也者。”这番话说得很形象。人活了一辈子，白天是一半，夜间是一半。白天说不准在哪儿，但夜里你肯定睡在床上。
杭州作家楚良曾创作过一部《床》的长篇小说。他认为，床是人生的物象，一个人一辈子也许会睡许多张床，一张床就是一个人生镜头，无数个人生镜头便组成了全部的人生景象。我以为，床的文化意义在于：它不仅具有自身的古老深厚的文化特质，而且是一个人生的坐标，在同样的空间里，临摹和诠释着不同的人生境界。人们一天也离不开它，它伴随着每个人走完人生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