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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之风”刮进文艺界。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新民歌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村村有诗人”。并向群众布置写诗的任务和指标。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文艺界的“大跃进”也开始了。
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问题。会议提出，要组织更多的作家长期深入生活，年内应争取1000位以上的作家到群众生活中去。会上，作协向全国作家发出了《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一封信。
信中要求作家做到：学习新的技巧。充实写作本领，使我们的思想跃进，本领也跃进。没写过诗的，试试看，诗能更快地反映当前现实。没写过歌词的，试试看，全国到处都迫切需要配合跃进的新歌，大家都唱起来，干劲就更大。写评论的试试创作，创作的也试试评论。同样地，试试相声、鼓词，以至各种戏曲。要叫我们的计划凑在一起就是文学百货供应总站，要什么有什么
正像当年什么都叫全民大办一样，文艺也出现了全民大办。一时间，全国涌现出许多的农民、工人作家、诗人，上海自称拥有70万人的文艺大军，成立了200个工人业余创作小组和1000个农民创作组。
清华大学作为一所以理工为主的高等学府。当时成了著名的群众文艺创作的典型。全校1万名学生，创作了5000多首诗。3000余首歌曲，1500个剧本，2000篇小说、散文、特写、曲艺，3000多幅漫画。办了700多种系和班级的油印刊物，“许多班做到了人人是诗人”。
在“全民办文艺”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新民歌运动。1957年冬至1958年春，在大规模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中，涌现了一批歌颂“农业发展纲要”、歌颂农村水利建设和合作化运动后新貌的民歌。
1958年初，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选编了一本《农村大跃进歌谣选》，其中有一首《我来了》的民歌这样说：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毛泽东曾读到了这首民歌，对于这种气魄，他是十分欣赏的。这也正是发动“大跃进”、想要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所需要的气魄。他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诗歌，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就在这个时候，郭沫若表明了自己对新民歌的立场。4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编辑部问》。对新民歌大唱赞歌。周扬。中国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立即主持召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召开的文艺界民歌座谈会，进行“采风大军总动员”。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几次讲到民歌。还特地引用了民歌《我来了》说“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么，我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么，我要你让路，你还不让路!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妄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的统一，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
根据毛泽东有关民歌的讲话精神，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的报告。报告的后面还附了一百多首民歌。周扬在报告中颇为动情地说：“现在群众文艺创作如此发展，我们的国家简直说得上是一个诗国。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消除。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欣赏。这样的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因此，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收集民歌，就非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不可了。”
在周扬报告后面附的一百多首民歌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搬到田里变米粮。种田要用好锄头。唱歌要用好歌手。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长江水倒流。”这样的民歌。的确唱出了“大跃进”的豪迈与气势。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周扬找人协助，从大量的新民歌中选了260首，以郭沫若、周扬共同署名，编印了一本《红旗歌谣》，除了《红旗歌谣》。这年全国选印出来的民歌集还有《民歌一百首》、《工矿大跃进民歌选》、《农村大跃进民歌选》、《部队跃进民歌选》等，仅全国各省市一级以上这年铅印出版的民歌单行本，就有近800种之多。印数达数千万册以上。
对于民歌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被上升到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高度。郭沫若的那篇《答(民间文学)编辑闻》，在为新民歌欢呼的同时，严肃地表示：“我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用多快好省的方法来采集和推广民歌民谣，不仅不允许‘踌躇’，而且一定要鼓足干劲。”
虽然不允许对新民歌有“踌躇”，但仍有“踌躇者”。
这年7月，诗人何其芳在《处女地》上发表了《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不合潮流地提出：“民歌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因为民歌体有限制。”何其芳的文章，引发出民歌是否成为新诗主流的争论，不少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撰文不同意何的观点，同他“辩论”。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十五年后中国的文艺状况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
在柯庆施的启发之下。各地纷纷提出“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的口号。
就在全国上下对新民歌如醉如痴地赞美之时，张春桥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半月刊上，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文章将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必要制度和做法，都归结为资产阶级法权，提出要对此予以彻底破除。
张春桥的文章发表之后，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大讨论，对张文虽有持不同意见者，但赞同者更多。这场讨论前后持续了三个月。其中之一便是报刊、出版社稿酬的降低。当按劳分配也被划入资产阶级法权之际，稿酬无疑也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极其严重的表现了。
姚文元就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论稿费》的文章。姚说：“稿费制度本来是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一种残余，它本身带着资本主义社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对立的痕迹。”受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不少作家发表文章表示不要稿费，一些著名演员提出要减薪。
从9月1日起，上海各报刊决定将稿酬降低一半。9月28日，北京的一些主要报社和出版社举行座谈会，决定自10月1日起，一致实行一般地降低稿酬一半左右的办法。这个倡议。自然得到了各地的一致响应。从此，中国大陆一直维持着低稿酬制度。
(责任编辑 毛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