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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联的最后一年》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1991年以及八一九事件前后的政治活动为重心，还原了苏联的最后一年里社会形势和政治斗争的复杂变化，并对苏联灭亡的原因提出了独特的认识和见解，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苏联的解体，作为20世纪最后一件对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其原因一直是人们研究和探讨的重点。在事件发生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各种角度和不同立场诞生的答案层出不穷，彼此之间争论不休，经常听到的就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可持续、被与美国军备竞赛拖垮、民族分离主义、戈尔巴乔夫个人的错误乃至西方阴谋颠覆等各种各样的”答案“。而在众说纷纭的专题书籍当中，这本《苏联的最后一年》以亲历者的角度，为我们了解8·19事件前后苏联的经济、政治、民意状况和变动和关键性事件的始末提供了大量不为世人周知的史实描述和分析，成为我们重新审视苏联解体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参考资料。
罗伊·麦德维杰夫是苏联和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是社会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写作生涯中前后出版了40多部历史、政治类著作，其中先后有10多部被翻译为中文，在相关学者和历史爱好者当中造成了热烈反响。在苏联时代，麦德维杰夫是以揭露斯大林体制弊端闻名的不同政见者。他因宣传“社会民主”，在其代表性著作《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中对斯大林时代的严重错误和负面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揭露，因此受到苏共当局的打压和迫害，在1969年被开除出党。然而，在苏联解体的前夕，麦德维杰夫并未趁机对陷入深重危机的苏联和苏共大肆批判，而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公开反对解散苏共中央和停止苏共活动的做法。苏联解体十余年后，麦德维杰夫依据个人的亲身经历和对事件的评述，写成了这本具有回忆录性质的《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为1991年苏联政治、经济、人民苏联从崩溃前夕到最终解体的过程以及导致此结局的各种层次原因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主要内容
在书中的前四章里，作者叙述了1991年里苏联从积重难返到彻底解体的整个详细过程。他从1991年初的苏联落笔，内容涉及其经济状况、政治局势、群众心理、党及政府的组织变动，可谓面面俱到，从多个不同侧面为我们描摹出苏联解体前夕的社会乱象。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奠定了苏联一年内充满动乱和波折的物质基础，而戈尔巴乔夫的碌碌无为无疑使得形势雪上加霜。苏联旧体制的弊病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负面影响互相重合，使得苏联陷入了深重的危机。戈氏及其支持者即难以推动经济体制的变革、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也无力调和保守派与反对派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只能竭力维持其地位不坠，其权威和声望的迅速跌落也自然在情理之中。苏联政权面对立陶宛独立和叶利钦当选俄联邦总统时的迟疑和软弱，无疑表明戈氏政府已经失去了旧日苏联高度集权政治体制下的强权色彩，然而，这样的反应并不意味着他们克服了旧有体制的弊端，反而是改革失败带来的组织混乱、意识形态模糊、政治分裂的集中体现。对于苏联即将面临的深重危机而言，这仅仅是个前兆。
在戈尔巴乔夫在政治舞台日益边缘化的背景下，保守派与反对派的冲突也迅速加剧。叶利钦势力的迅速扩张无疑引起了保守派的反对，他们决心绕过模棱两可的戈尔巴乔夫通过政变解决政敌，于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八一九事变”便在戈尔巴乔夫度假的间隙里拉开了序幕。然而此刻苏联的权威和公信力已经降至冰点，亚佐夫等保守派领袖也没有与叶利钦争个鱼死网破的决心和准备——事实上，即使他们企图采取更为激烈的措施，也难以有效地使军队执行这些命令——他们给与了叶利钦与其战友充足的时间和自由商量对策、布置反击的策略。叶利钦也发现了巨大风险中蕴藏着的更加宝贵的机遇，在事变的三天里，他坚守于自己的“白宫”，通过发布《告俄罗斯人民书》、跳上坦克等表演，成功地将自己塑造为反抗旧有体制的影响，也收获了长期限于迷途的俄罗斯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戴。
讽刺的是，尽管反对派名义上掌握有苏联强大的军事武装和秘密部队，但是一旦绝大多数人民抛弃了他们，他们遍再也无力运用手中的暴力了——尽管在某些观点里八一九事件里并未真正使用武力是“自由的一大进步”，我还是倾向于将之归因于无奈和无力而非什么人道主义因素。事变后的叶利钦成为名副其实的领袖，无论是人望尽失的戈尔巴乔夫，亦或是苏联残留的党政机构，都不足以对叶利钦造成实质性威胁了。在事变后的数日里，叶利钦不仅将保守派一网打尽，也趁此机会成功清算了苏联的政府机关和苏共机构。苏共的中央委员会被摧毁，苏联的政府部门和军事力量或者解体，或者被合并为俄罗斯的相应机关，苏共被停止活动并最终解散，其财产也被俄罗斯政府没收。在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团聚一堂协商未来时，只具备一具空壳的苏联实质上已经进入了灭亡的倒计时阶段。尽管这句空壳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还试图为苏联争取某些公共性的权力以保持自己的权势，但是声名扫地的他已经无法拿出什么像样的政治筹码来发动一场交易。1991年12月21日，随着阿拉木图宣言的签署，独联体最终取代了苏联，这个曾经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影响力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庞然大物，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荒野中。
除了对个人见闻的描述和对资料的整理收集，在书中的最后一章，麦德维杰夫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他收集了关于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并对它们给出自己的见解。作者坦言，苏维埃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生命力，这是国家崩溃最主要的原因。意识形态的理想信念与现实生活的差距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令民众信服。“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崩塌”。他同样点出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两位当事人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作者虽然也肯定了戈氏的改革意愿，但同样列举了戈氏所犯的数个具体错误：错误地将工作重点放在政治领域，忽视了人民改善生活条件的最大需求；思想理论工作不足；为人刚愎自用，领导班子无能；改革错失良机等等。而其中最根本的，恐怕就是改革重点的错置和过程的过于超前。虽然”先经济后政治“是否就一定优于”先政治后经济“尚无定论，但全然忽略经济恐怕绝对是不行的。而民主改革方面缺乏规划，对”俄罗斯联邦“及其机构的建立缺乏足够意识可说是致命失误。可以说，苏联是建立在俄罗斯国家的骨架之上，苏共本身也是以俄共为基础构建的。而叶利钦的成功，也是源于在苏联之外建议起一套俄联邦的权力架构，并将原本属于苏联的国家权力成功转移到俄罗斯体制中，这也是叶利钦在91年春还不被西方所认可，却在几个月后成功战胜一落千丈的戈尔巴乔夫的重要原因。而关于其他苏联解体的主要因素中，作者强调苏联基础结构的脆弱性以及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长期教条化理解和错误决策造成的负面影响；他认为人们过度夸大了民族分裂主义、冷战和西方施压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对于苏联产生的影响，他们更多的是作为苏联自身日益衰弱的表现而非缘由。
二、评价和启示
相比于苏联解体后，大量前苏联学者对于苏联体制乃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面否定，乃至不惜假造历史来“验证”自己的说法，麦德维杰夫的可贵之处在于，并未因为苏共的兴衰改变自己的政治态度，也没有将个人主观情绪过多地带入到对于历史事件的描绘中，而是恪守历史学家的中立态度，以基本客观公正的文字还原了最后一年里苏联社会形势和政治斗争的复杂变化，并对苏联灭亡的原因提出了独特的认识和见解。麦氏的著作以资料丰富、翔实著称，除了在个人的经历，他十分注重对于历史档案资料和文章数据的整理,具有强大的逻辑性和公正性，最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巨变中的政治、人物和思潮。虽然其分析难免也会带有自身立场影响，对某些因素的重要性认知还不够全面，是否应该全盘置信还需斟酌，但是麦氏的叙述无疑更加贴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其对于苏联历史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也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
《苏联的最后一年》立足于对苏联解体过程具体事件的讲述，其重心是围绕着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这两个直接决定苏联最终命运的政治风云人物展开的。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的最后一位总书记、苏联总统和改革“新思维”的决策者和发动者，叶利钦作为独联体的倡导者及俄罗斯的第一任总统，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对于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是在苏联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两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人物。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困顿处境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状态成为叶利钦脱颖而出的土壤，叶利钦最终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又打乱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预定进程。戈尔巴乔夫渴望权力而又犹豫不定的性格，使得叶利钦在争夺最高权力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收到苏联和苏共暴力机构的正面压制，这反而树立起了叶利钦果断有为的民主战士形象，并在八一九时间之后使得叶利钦成功掌握民意、取代戈尔巴乔夫成为真正的实权人物。他们之间关系发展演进影响着苏联改革与解体的进程，同时历史形势的变化发展也影响着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关系的演进。
然而，仅仅以少数政治人物的动向便决定整个国家的动向，未免过于武断。作者在书中一直没有点出苏联早在戈氏上台之前便已全面衰败的事实。即使没有戈尔巴乔夫的诸多乱政，从斯大林时代传承下来的高度集中型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将面临日益严峻的危机和挑战。如果抛开这个基本形势空谈政治人物的动向，未免会因难以把握全局而无法认识到苏联解体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人们不仅要疑问，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一个事后被公认为作为国家领导人不合格的政治人物会执掌苏联的最高权力？为什么苏共面临改革的压力和危机的紧迫，却完全拿不出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政治精英人物？为什么苏共庞大集中的官僚机构中除少数人外面对苏联的解体都没有尝试对其进行阻碍？这些无一不说明，培养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苏联政治体制本身，在危机完全暴露的数十年前就已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尽管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进行了数次改革试验，取得了一定成果，也使得斯大林时代高度集权化的体制和社会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他们同样没能完成对于斯大林体制真正的突破和改造，苏联模式的框架和精神实质基本上保留了下来，计划经济体质，封闭腐化的官僚政治制度，沙文主义的外交政策，成为战后苏联数位领导人奉行不变的基本制度，无论是对待经济改革问题、民族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还是外交关系问题，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烙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及其困难和失败，叶利钦的挑战及其成功，与苏联的历史演进中累积的问题，特别是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各个时期苏联沉积下来的社会弊病有关。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成败不仅源自于个人因素，也是苏联历史发展的产物。斯大林统治时代建立起的高度集权的斯大林体制，给苏联社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深刻影响到了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展开了彻底否定的批判，在瓦解斯大林个人影响的基础上，也造成了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其随之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概念，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妥协，苏联学术界和社会盛行的人道化思潮，成为日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理论先声。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他全力推动其民主化、公开性的政治改革改变了苏联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结构，使得苏联发展的历史环境发生了变化；叶利钦作为反对派的领袖，不断地发动民众，推动民主化，掀起的民众浪潮也促动了叶利钦实质性改变苏联的道路。客观上来看，1991年乃至之前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政治活动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但两人在政治舞台的活跃是苏联自身内在原因的造成的，苏联的解体更不能单纯归结于某些政治人物的决策，而是一个长期的、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最终结果。
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里讲述的内容为我国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提供了深远的借鉴和启示。对一个缺少民主传统、集权制根深蒂固、且背负着沉重历史重负的国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坚持改革目标不动摇的同时，必须将改革的理想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找到一条既能推动改革不断进行又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正确道路。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缺乏统一意志和集中领导的改革，其结果只会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动荡，使国家陷入比改革前更加深重的危机中。戈尔巴乔夫幻想通过对苏共和对苏联历史的自我否定，来建立一个全新的议会党和全新的苏联，却使得苏联在短时期内失去了党内外群众的支持，还最终否定了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执政合法性和政治声望，在叶利钦的挑战下迅速失去了权威；他对于改革的主要内容、改革的进程、改革的方式、方法均缺乏通盘的战略考虑，特别是制度建设的缺失，最终使改革失去了保驾护航的必要保障，导致局面的失控与混乱，将苏联半途引向解体的道路。其次，从苏联解体的教训来看，在党政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群众对苏共执政的长期不满成为滋生叶利钦现象的关键因素，那么规范党政关系、实现政治民主化，提高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保障不同社会利益群体意见的充分表达和权力的保障，将成为我国提高政治稳定性、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课题。除此之外，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使多个民族实体的国家体制有效运转，既能维护各民族的不同权益和风俗且不导致民族分裂，也是我们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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