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陈望衡
学习与实践 2006年06期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06)03-0116-06 对于环境美来说，没有比和谐更为重要的了。和谐既是环境美的基础，也是环境美的灵魂。环境美学讲究的和谐是多元的，也就是说，它包涵有诸多的和谐，其中主要有体现在四对关系上，一是生态与文化的和谐；二是自然与人文的和谐；三是人文诸要素的和谐；四是人与环境的和谐。 首先是生态与文化的和谐。一个优秀的环境，生态条件要好，无疑要摆在第一位，但是生态不是绝对的，更不是惟一的，文化的因素不能废弃。人是文化的动物，人不可能没有文化。人类的进步实际就是文化的进步。人类的文化集中体现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水平上，这种水平，以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来衡量而体现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类对自然认识，是观念形态的，理论性的，在它不体现为实践的时候，它对自然不存在破坏，但实际上，人类从来没有将对自己对自然的认识停留在观念上，而总是力求将对自然的认识转化对自然的改造。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为人类创造了文化，这种文化或体现为物质财富，或体现为精神财富，这为人类的进步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它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这种破坏如果不是非常巨大，在短时期看不出它的负面作用，然而到一定的时候，或因自然本身变动，或因人类别的活动的激发，这种负面作用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力量，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同时严重地危害人类。那么，我们能不能停止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特别是停止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呢？这当然不行。我们不能唯生态主义，唯生态，就只有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去。生态只能作为达摩克斯之剑，高悬头顶，作为人类所有活动的警戒。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都要限制在不致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生态与文化之间寻求和谐。 第二，自然与人文的和谐。这种和谐与上面说的生态与文化的和谐虽有相迭合之处，却是出于两种不同的视角。生态与文化的和谐，着眼于宏观，从人类的命运的高度，正确处理好生态与文化的关系，这是从科学意义上说的。而自然与人文的关系，则着眼于中观，正确处理某一具体环境中自然物与居民的关系，这主要从审美意义上讲的。人们聚居的地方，或为城镇，或为村落。在这样的地方，有一定的自然环境，也有一定的人文环境。这人文环境硬件主要为建筑、生活设施等；软件则有人类的各种生产与日常生活。即使在生态与文化相和谐的背景下，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也存在和谐或不和谐的问题。这里，比较突出的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硬件设施的和谐问题。最常见的是建筑、街道、高压线等设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或和谐或不和谐。这种不和谐未必影响到生态平衡，但影响到审美效果。当然，也可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与精神健康。人文硬件破坏自然景观最严重的现象莫过于斩断山脊，从中开辟出一条街道来。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风水学上视为大不利，说是断了龙脉。除了人文硬件与自然环境存在和谐或不和谐的问题外，人文软件与自然环境也存在和谐或不和谐的问题。常见的现象有：某地自然风景优美，但是此地居民或游人的卫生习惯不好，到处是垃圾；或者交通秩序不好，人车抢道，事故频发；或者是人们的文明程度低，口出脏语，动辄争吵，甚至打人；或者此地市场混乱，假货充斥，欺诈生风……一般来说，自然与人文不相和谐，问题出在人文上。但也有自然环境较差而人文因素优越两者不相和谐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采取改善自然环境的办法，实现两者的和谐。中国的某些湖区，有丁螺存在，丁螺是血吸虫寄身之所，人们将改善环境与灭螺结合起来，既消灭了丁螺，又美化了环境。据满妹所写的《回忆父亲胡耀邦》，胡耀邦的墓地选择在江西共青城，选定的地方虽然地势较高，视野宽敞，但满妹觉得“这里过于荒凉了，这座光秃秃的红土小山包上几乎连棵草都没有。我实在不愿意把父亲一个人留在这人烟稀少、草木荒疏的秃山上。”然而几年后，经共青城人民的努力，这座墓地完全变样了，满妹写道：“站在墓前，顺着富华山坳向东望去，满眼葱郁，绿林如海，一直伸向烟波浩淼的鄱阳湖。在那湖光山色里，鹭群晨飞如霞升腾，鹤降暮归似锦飘落。鄱阳湖对面的林子里，过去极少见到鹭鸟和从没见过的白鹤、天鹅，成群结队地飞来营窠结巢，栖息在浓绿的树枝上，上白下绿，鹭鸣鹤唱。” 自然与人文的和谐非常复杂，涉及大量的历史文化问题、社会科学问题以及自然科学问题。中国的城镇多有佛塔，那佛塔的建筑的式样，所处的位置，与周围自然景观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成功的佛塔都实现了与自然景观的和谐。杭州西湖原有保俶塔与雷峰塔两座塔。这两座塔分别在西湖边的栖霞山与南山之上，遥遥相对。实际上是西湖风光的一对诗眼，它起了点景与引景两个作用。上个世纪30年代，雷峰塔因年久失修，倒塌了。就景观来说，因为雷峰塔的倒掉，南山之景全虚，游客基本上不再去登南山了。本世纪初，雷峰塔重建，南山的游客顿时多起来了，失去平衡的西湖景观平衡了，西湖也就更为光彩亮丽了。 第三，人文因素自身内部的和谐。我们说的人文因素，范围很广，凡是人为的因素都包括在内。人文因素作为环境的构在物，有动态与静态两种形态。动态指人们的各种活动，静态指人工制作的各种物体包括建筑。它们不仅从总体上要与自然因素构成和谐，而且自己内部也要构成和谐。这里可以分成若干层次，(1)动态的人文环境内部的和谐。我们通常说的人际关系的和谐属于这一层次，只要是有人群的地方，人与人之间就存在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状态的和社会状态的。自然状态关系指人的血亲关系，这里有亲疏之别、嫡庶之别、直旁之别等。社会状态指在一个集团中的人们因各自处于不同的地位所形成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都关涉到利益：实际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上的利益，精神上的利益主要指尊卑贵贱等。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有统一的一面，也有不统一的一面。历史上，资产阶级虽然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并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有一些封建贵族虽然不拥有巨大财富却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为社会所尊重。正是因为社会关系涉及实际的利益，因此，只要存在一个集团，就不可能没有矛盾。怎样让矛盾的发展不致成为破坏性因系，而让它成为积极的因素，这是实现人文环境和谐的关键。这里涉及大量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社会制度问题，还有各种具体的管理原则方法问题。而影响到这些社会问题的因素，有的来自历史传统，有的来自现实关系，有的来自管理者的素质。有必然性的一面，也有偶然性的一面。有决定性的一面，也有非决定性的一面。(2)静态的人文环境内部的和谐。这主要指作为物质形态的人文设施之间的和谐。最为普遍的人文设施为各种建筑，建筑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它承载着非常丰富的人文内涵。首先是它的外观与其内涵的统一性是不可忽视的，基督教教堂的外观，与基督教教义存在明显的统一性，特别明显的是它的十字架的标志，直接揭示它的功能。市议会大厦与市法院大厦应该在外观上有所区别，前者应该见出它的亲和性、民主性；后者则理所当然地要见出它的公正性、严肃性，不管它们具体使用何种建筑手法。其次，各建筑物之间的关系，也必须见出和谐。最可怕的是同一街区、住宅区，使用的是同一套房屋施工图纸。笔者在中国的城市不时发现这种可怕的现象在重演。西方有些国家的城市主管部门明令禁止这种现象出现。当然，另一种情况也是必须防止的，那就是一个街区或住宅区，房屋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杂乱无章，见不出整一性。笔者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看到的有些街道两旁全是风格差不多的别墅，但没有两栋别墅是完全一样的，总体上的感觉十分和谐。(3)动态人文环境与静态人文环境的和谐。最常见到的不和谐现象是：街区或住宅区的硬件设施相当现代化、豪华，但是生活在这个街区或住宅区的人们缺乏与这相适应的修养，乱丢垃圾和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现象比比皆是。在中国经常见到的这类不和谐现象还有：某些农村的新住宅区，其建筑风格属于欧陆风情，居住于此的农民其生活方式、文化水准却与之不相适应。农民在这种屋子里堆放农具、粮食、稻草，在欧式的厨房里做着中国式的饭菜，在欧式的餐厅里，围着八仙桌吃饭，整个印象让人感到十分滑稽。笔者在韩国看到的农舍，虽然屋内不乏来自欧美的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外观也较传统的农舍有些改进，但是总体风格却是传统的，与他们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十分和谐。中国现在的居民小区建设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追求欧陆风情，而当建成后，由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欧美迥异，其静态的人文环境与动态的人文环境出现巨大的反差，不伦不类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当然不反对将欧式的建筑风格引进中国，也认为作为异域风情，在审美上它有独特的魅力，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它必须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相适应，如果不相适应，也许这种魅力就有可能走向反面。同样，盲目地建造仿古一条街，也出现与现代生活方式不相和谐的别扭与尴尬。我不绝对地反对建欧式风情的街区与住宅区，也不反对建仿古一条街，但是在建时，必须考虑，这种建设为的是什么，出于旅游的需要，还是出于生活的需要？什么人住在里面？试图营造一种什么气氛？它是不是能够创造出和谐？ 第四，人与环境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关系我们前面谈到过。我们不能离开人来谈环境，环境不能只理解为围绕在人周围的物质存在，是人的对象，它还应理解成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来源，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作用物，是人的创造。美国当代著名的环境美学专家阿诺德·伯林特针对那种将环境看成独立于人之外的东西的观点说：“我不禁要问：哪儿可以划出‘一个’环境？哪里是外面？是我站立处的周围？我家窗户外的世界？房间的墙壁？我穿的衣服？呼吸的空气？还是吃的食物？食物被吃进去构成我的身体，空气被吸入肺中进到血管，衣服不光指皮肤最外面的那层覆盖物，而且建立我的风格、个性和自我感觉。我的房间、宿舍、卧室界定了个人的空间。同样，当我步行、开车、乘机时，所过之处是否为风景，都由我自己的理解、行动决定，并且塑造着我的肌肉、反射神经、体验、知觉等等。”① 人与环境的和谐，既是人与物的和谐，也是人与自身的和谐。人既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也参与环境的创造。作为个人，他人是你的环境，而你也是他人的环境。环境与人的和谐，按阿诺德·伯林特说法，是一种参与性(Engagement)关系，他要建立的环境美学称之“参与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是一种交感性的和谐。中国已故著名哲学家方东美先生说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和谐的双方“非但不敌对，非但不冲突，反倒处处显出和谐的理趣。”② 环境诚然是空间的存在，但也是时间的存在；它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任何环境总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环境的延续，同时又在不断地通向未来。环境是动态的，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发展着，人与环境的和谐是一种历史性的动态的和谐。一座古老的建筑，一棵古老的大树，它作为现实的环境其实是联系着过去与未来的，联系着许多代人的生活与命运，联系着时代的变迁，它的骨子里跃动着历史的脉搏。一座城市如果没有老建筑，只有新房子，尽管新房子十分漂亮、奢华，那也算不了什么，顶多只是一个暴发户罢了。城市环境的历史底蕴十分重要，优秀的历史建筑是无价之宝。 和谐是环境美的基础。环境美学讲的和谐是一种有机的和谐。有机性不仅在于它是生态的，体现出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而且在于它是良性的，与人性、人的生存、人的发展相适应。这种和谐，在审美上还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这种和谐具有整一性。环境美由各种不同的美包括自然美、艺术美、技术美、社会生活美等组成。虽然是各种美的综合，但是不是上述各种美的堆积，作为一个整体，须见出有机整一性。上面我们谈到，美学意义的环境总是具体的，而且总有相对的边界。比如校园环境只是指校园以内的环境，城市环境也只能以这个城市的管辖区为限。在一定边界内的环境，它的各种因素如何取得协调，如何最大效应地发挥作用，这一环境的建设者不能不做通盘的考虑。环境美的各种构成要素只有在处在有机的关系之中，才能创造出环境美来。所以环境美不是各种美的要素相加，而是各种要素的有机整合。 城市中的摩天大楼的处理，最能见出环境美诸要素有机整合的重要性。某一摩天大楼作为单体建筑也许是优秀的，但是如果它与周围的景观不和谐，它不仅不能显现自己的美来，而且还相当程度地破坏整个环境的美。在当今中国城市建筑中，不和谐的摩天大楼相当普遍。一般来说，摩天大楼相对较为集中一些比较妥当。美国纽约曼哈顿、日本东京新宿、新加坡的银行区，摩天大楼都相对比较集中，均收到了良好的审美效果。城市雕塑在城市中也经常出现环境不相和谐的现象。中国江南某一著名的旅游城市，做了一个名之为“美人凤”的雕塑，就单体来说，这件作品的造型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当它做成放在城市某一临湖的地方时，它的不和谐性就明显地凸现出来了，结果只得将它移走。 整一性，通常有三个不同的意义层面：首先是形式美意义上的整一性。所谓形式美意义上的整一性，是说它的组合具有整齐性、对称性、杂多统一性。整齐性，是整一性的最低层次，整齐性以“简单性”为原则，以“精力节省”为价值追求。住宅区建设上的整齐性是最常见到的现象，通常是同一住宅区的房子出自同一设计的拷贝。这种整齐性最大的好处是减少视觉疲劳，但因为单调，也就缺乏长久的吸引力，当然更谈不上丰富的意蕴。对称性较整齐性进了一个层次，对称性有一中轴，中轴两旁的物件构成一种在感觉上平衡的关系。中轴两旁的物件，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这种平衡比较呆板，可名为“僵性平衡”；也可能是不同的，但在视觉上仍然显得匀称，此种平衡比较活泼，可名为“活性平衡”。北京故宫的建设属于后一种平衡，中国的北京、西安，日本的京都其老城的屋宇规划，基本上也属于这种平衡。环境建设经常用到这两种平衡。杂多统一性，则没有中轴线，在这个区域内，事物或物件是多样的，但是它杂而不乱，其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居于统帅地位的事物或因素存在。正是它将这杂多统一了起来。这种统一，可能是事物本身就如此的。比如朝霞以红色为统帅、森林以绿色为统帅。红色之于朝霞、绿色之于森林，它本就是统帅。另一种杂多的统一，不是出自事物本身，而是出自观赏者的感觉。人的感觉有一种特点，总是在杂多的事物中寻求一种统一性。我们的感觉总是企图将事物简化、规律化、条理化。我们看一个人，记住的往往是这个人的轮廓；我们到过一个地区，记住的也同样只是它的大致风貌。虽然，这种经过简化、条理化的印象，来自客观事物，但与观赏者的认识能力有相当关系，不同的观赏者对事物的把握是不同的，因而也就赋予事物不同的统一性。成为杂多事物统一性的东西，可能是主调，也可能是基调，还可能是特征。这样就有了“主调统一”、“基调统一”和“特征统一”三种统一。三种统一，有不同的意味。主调统一，最具哲学的意义，基调的统一，最具科学的意义，而特征统一最具美学的意义。通常说“万绿丛中一点红”，这一点红不是主调，也不是基调，但正是它将“万绿”统一起来。怎样看待一座城市环境外观上杂多的统一，是可以容许有多种理解的。它可以是色彩，是城市各处均匀分布的教堂，是市政府大厦，是居于城市中心的中心广场，是城市的主街道，是城市标志性的建筑、雕塑，是城市中的山、河、湖……任何一个城市都是杂多，由于居于统一地位的因素不同，一个城市便呈现出它的特色、个性来。十分珍惜城市环境统帅因素极为重要。北京城市环境统帅因素是天安门广场和故宫，上海是外滩及黄浦江，武汉是长江汉江交汇口，具体来说，就是南岸嘴、龟蛇二山。杭州是西湖，南京是夫子庙与秦淮河，长沙是湘江与岳麓山。 形式美意义上的整一性最具普世性、大众性，在环境建设上的意义十分明显。这种整一性之外，还有哲理意义上的整一性与文化意义上的整一性。它们在环境建设上也体现出一定的价值。中国古典哲学十分强调哲理上的整一性。中国清代大画家石涛说：“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③ 石涛说的“一”就是“道”，道是宇宙的本体。老子说：“道法自然。”可见，道的本质是自然而然。这自然而然的道可以从“无”与“有”两个层面来理解。从“无”来理解，它是“天地之始”；从“有”这个层面来理解，它是“万物之母”。可见，道，又具有无限的生存性。它不是一个只是盛万物的空筐，而犹如“玄牝”，是“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④ 可见，它具有类似生命的不断繁殖的功能。中国人造园，就将这种理解运用进去，力求让整个园林的景物表现出道的意味来，这道的意味就是园内所有景观的统一性。中国人造花园，又提出“气”这一概念，气相当于道，也是宇宙的本体，它与道之不同，只是在于，它更多地强调道的生命力。中国古代造园理论强调园林诸景观要统一于“气”，气有诸多形态，或藏，或纳，或流，或泄，或散，或浮，或凝，或聚，或生，或化，或隐……总之要气韵盎然，一气贯通。这种统一于哲理意味的整一性，对于造园者来说，相应地就需要更高的理论修养，因为相对来说，它没有成规，更具创造性。而对于欣赏者来说，它也就要求有比较高的哲学修养才能体悟。 文化意义上的整一性也有诸多不同的表现，有的强调民族文化的传统性。比如，在新加坡华人聚居的牛车水，其建筑，其种种人文设施包括匾额、招牌，还有生活设施包括餐馆茶馆，都透出浓郁的汉民族的生活气息。只要走进这个街区，就能感受到汉民族文化在这个街区的主导性。文化意义上的整一性，也有的采取凸现某种文化功能性特殊性的方式来体现，比如，某一街区是学校集中区，这个地区的诸多景观的统一性就要统一在教育上。当然，统一在教育上不是说所有的景观都是教育设施，它仍然是丰富多彩的，但总体气氛却要让人明显感到这个地区的主调是教育，种种典雅的人文设施包括建筑以及人文活动与优美的自然环境相和谐，从总体上透出蓬勃的生气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严格地拒绝嘈杂，拒绝肮脏，拒绝种种不文明的行为。在这里，古老的大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显现出学院的古老、历史的悠久，它象征着伟大的智慧的圣哲，支撑着民族文明的大厦，也象征着德高望重的大师在抚育着莘莘学子的成长。
第二，这种和谐具有生命性。我这里讲的生命性，主要指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整个景观最好具有历史感，历史感是生命的最为突出的表现。也正是从历史感的意义上，我认为，古树的价值远胜于新植的树木。当然，历史感最主要的体现还是在人文景观上。对于人文景观来说，没有比历史感更重要的了。上海的外滩之所以景观价值非常高，最重要的是它有历史感。这条长不过数公里的街道展示了近百年来上海的历史，它的过去、现在，未来。可以说，它不仅浓缩了一部上海的殖民史，而且，从它也见出中国近现代的风雨沧桑。 生命性的另一个意义是以人为本。我们说的环境是人的环境，是宜于人生活的环境，因此宜人性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这里我们需要将在山水美学中通常强调得过分的“奇”给予恰当的评价。自然山水中通常奇异的景观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但是有奇异景观的所在，通常不适宜人生活，而在环境美学中，宜居进而乐居却是首位。有些环境，景观很平常，但很适合人生活，它的美学价值就应给予充分的评价。 第三，这种和谐要凸显个性：整体和谐性是环境美诸因素整合的基本原则。但是，环境美诸因素综合还不只是求其和谐，它要求在整体和谐中强烈地凸显出某种特色来。中国临江的城市差不多都在做江滩的景观，上海历史性地形成外滩景观，已经成为上海的标志。一味摹仿上海外滩是不行的，那么，如何做出自己的特色来，就成为各个临江城市一大难题。凸显个性永远是环境规划的主题，也是环境规划的难题。审美强调个性，无个性谈不上美。中国的城市本来是个性鲜明的，但近半个世纪来的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将原来的个性基本上破坏完了。千篇一律的街道、千篇一律的建筑、千篇一律的车站、码头，让人不知道身处在哪座城市，当然也无美感可言。想象力的贫乏，加上思维的懒惰造就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雷同的尴尬局面。 和谐在环境的建设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关涉环境的全局，而实际上能真正做到和谐也只有处于指挥全局的首脑部门、规划部门。和谐，不只是一个美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社会学的问题、管理学的问题，因此，要真正做到和谐，需要处于全局的指挥者、规划者、设计者具有很高的修养。尽管创造环境的和谐远非易事，却是我们的最高的也是永远的追求。 注释： ①[美]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 ②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概要》，台北，台湾问学出版社，1955年，第37页。 ③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参考资料汇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④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3页。
作者介绍：陈望衡，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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