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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高成新 刘洁
你身边的高校女教师多么？你有没有想过，她们在这份看起来很安稳的工作背后，面临着怎样的困扰呢？
——写在前面
提到“高校教师”，现在常常见诸报端的是“工蜂”或“青椒”，也就是聚焦于其年龄层级中的不平等，却似乎并没有多少人想到另一个基本而重要的变量：性别。
正如乔治·瑞泽尔所说，“性别(gender)在社会学领域中经常是女人的婉转用语”，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尝试对高校女性教师的生活体验与职业规划等面向，进行一些简单的描述与分析。
对高校女教师的关注
先来看一组数据：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中，女性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重在1997年为35.21%，2000年为38.24%，2005年为43.25%，2010年为46.48%，至2014年已达48.14%，计735,695人（详见下图）。
而那些认为高校女教师应当珍视自己职业并闯出一片天的声音，则是重新建构了对女性的认知，发展出了新的情境定义。这与主张男女性别平等（其实说“性别公平”更为妥当，从而抹除了“均等”的色彩）的自由派女性主义是一致的，自由派女性主义的重要文献是在1848年第一届女权会议上提出的《情感宣言》：“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生而平等，享有造物者所赋予之不可剥夺的权利，亦即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主张高校女教师的主体性发展应被尊重并被给予更多支持的观点，无疑是自由的、建构取向的。
柯林斯认为，人们在互动中支付并期待收获情感能量，“当互动仪式需要太多的情感能量投入且没有足量的情感回报时，个体就会趋向于其他情感收益高的互动仪式。”这样来看高校女教师等职场女性，就会发现她们不论是在外由于玻璃天花板效应等歧视而更不易体验到正面情感回馈、还是工作—家庭冲突使她们不得不妥协于家庭以获得情感平衡，最终都很可能导致高校女教师出现职业倦怠、阻碍职业发展，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充分发挥。
在以强化性别意识、缩小性别差距、推动性别平等为目标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诉求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今天，如何面对并回应高校女教师面临的发展挑战，并不能简单地以一句“自己拿捏”而草率了事，女性、家庭、高校及全社会都应思索如何更好地发挥女教师的智慧力、优化其生命历程——如借鉴美国高校女教师的“走向联合”发展策略（包括推进高校女教师内部以及与男教师之间的合作），以为她们的生活与工作创造更加利好的环境。
题外话：女性的阶层化
在社会性别领域“摸爬滚打”时，源自生活体验，“高校女教师”和“女性工人”是两类我们最感兴趣、同时也是差异很大的女性亚群，其间的联系或许就是前者成为后者羡慕的对象、后者至多成为前者的研究客体而已。她们的存在，揭示了女性群体内部的分化，也就为女性解放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我们关注高校女教师的发展困境，原因有三：一则是因为女性教师群体正在成为高校教师的一支重要组成力量，面对依然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甚至性别压迫，她们的才智如何发挥、她们的能力如何施展，无疑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关注；二则是比之于其他女性群，高校女教师作为高知女性，其主体意识与自我实现需求一般较高，同时对种种束缚的感知体验也更加自觉、敏锐甚至激烈，这样她们欲突破困境的诉求就更强，因此其反思性和能动力也就越要尊重与除绑；三则是在追求两性良好发展的路途上，对高校女教师的关注既是阶段性目标，也是更大愿景的起点。高校女教师可以作为“先遣部队”，通过她们的主动与积极，鼓舞激励更多的（职业）女性反抗剥削、表达自我。
今天的女性，大多不会再发出张幼仪晚年那样的感慨“女人就是不值钱”，也不会再认同世论所谓“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往福薄”；但是又有多少女性能彻底接纳20年前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的“女权是人权”口号，并骄傲而坦然地说出“我做了自己想做的、应做的、能做的”呢？将个人困扰提升为公共议题，是社会学想象力的魅力所在；而将尊重、公正与进步作为践行旨趣，则更是社会学的担当与情怀。对高校女教师而言，一方面她们可以运用能动的反身性，将自身作为客体加以解剖探析；另一方面她们的男性亲友及男性同事与上级也需要换位思考，对之以敬、待之以诚。
女性主义思潮中的多元错综理论认为，女性所受的压迫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强度，性别是与阶级、种族和年龄等要素混合在一起的，即所谓“统治矩阵”。就拿高校女教师和女性工人对比来说，她们一方面在身为女性的隐而不见性、家务劳动被琐碎化、理想化其为人母为人妻身份等方面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却也在事业前景、工作压力和社经地位等方面归属于不同类别，拥有着不同的资源积累和发展机会。如何有效地回应这些社会事实，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刚柔并济：有温度地表达、有勇气地参与，并且有智慧地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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