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这座秦城，也许在它建立之初，就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从国民党高级战犯，到江青等四人帮成员，再到如今的各省部级大老虎，秦城所折射出的不仅是百年中国不堪回首的动荡与重建史，也是百年中国异常艰难而曲折的反腐与法治史。
副标题：读《囚徒：沈醉讲述高墙内的战俘生活》
作者：沈醉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1
文 | 陈宇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中央反腐持续升温，一只只“大老虎”相继落马。秦城监狱，也成了不断见诸报端的高频词汇。关于中国这座第一神秘的监狱，历来传说众多。不可否认的是，能有幸到此一游的，绝对是超重量级的人物。早在五六十年代，这座监狱刚刚建成时，就关押过大批国民党高级战犯，如杜聿明、黄维、廖耀湘等。在这批人中，有一个特殊的俘虏，他原本已迫于形势投共，不料又阴差阳错地被当成战俘投进监狱，坐了十年牢；他杀人无数，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但他接受政府的改造却也最彻底，晚年还出了一本书，讲述高墙内的囚徒生涯。他就是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沈醉。
沈醉，少年老成，精明强干，特务生涯一度春风得意，深得戴笠信任。有人称之为“军统三剑客”，也有人把其列入戴笠手下“四大金刚”。1949年入狱，1960年作为第二批特赫战犯释放。后经政府调查认定，沈醉从战俘变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屡任全国政协委员。粗线条这么一勾勒，便可见沈醉的一生，真是波澜起伏、跌宕曲折。也许正由于这般经历，加上其豪爽、开朗的性格，能够让其看破世事，老来忍不住信马由缰，执笔忆旧。
跟《我的特务生涯》不同，这本《囚徒》的主角不是沈醉自己，而是同他一起关押的上百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最初，沈醉是应香港《百姓》杂志之约撰稿，准备应付几篇了事，没想文章出来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沈醉便一发而不可收，开始在杂志上连载。1983年，蒋经国见到后，评论说：“见闻写得很有趣。”
一帮曾率兵百万，耀武扬威,或任地方大员，掌管生杀大权的国民党大佬，如今沦落为高墙内的囚徒，每日生活想必是惨不可言，何来“有趣”一说？这大概是所有读者的疑问。其实，翻书便知，沈醉在书中走的是八卦路线，他回避了丧国失家之痛，而着力搜集狱中各位大佬的搞笑段子，以轻松调侃的笔法一一展现。连载伊始，他曾向老友们立下军令状：“如果我写出的东西，不能让你们发笑，我便从此不再写东西，以示惩罚。”
沈醉
从娱乐搞笑的角度看，他的确兑现了诺言。他笔下的国民党战犯，威风不在，尊严尽失，更多显出普通人可爱可笑的一面。一堵单调乏味的高墙之内，人生百态却异常丰富精彩。
特务头子徐远举，有次被一位女性干部叫去谈话。完了之后，女干部表示还要找下一个人谈，徐远举便站在窗口高声喊道：“××快点来，我已搞完了！你快点来搞吧！”
那位女干部羞得满脸通红，桌子一拍：“徐远举，你乱喊什么！”
徐却还皮笑肉不笑地补上一句：“我们搞完了，喊他来搞！”
女干部气极告状，管理员来后，解释说是误会，因为重庆方言把做什么事都称为“搞”，并不单指男女关系。女干部无可奈何，事情也不了了之。
某首长来监狱给囚犯训话，学北京话学得离谱，把“脱裤子割尾巴”说成了“脱裤子割鸡巴”，大伙听了惊出一身冷汗，心想，自己以前做官时三妻四妾，乱玩女人，现在共党是不是要施宫刑，以示惩诫？于是，很多人为此忧心仲仲，茶饭不思。后来才知道是听错了，“尾巴”只是个比喻，指的是反动思想。
还有某军长，得了淋病，找监狱女医生诊治。女医生二话不说，就让他把家伙拿出来瞧瞧，让他感到很害臊。这还不算，第二天，女医生又带来了十几个医学院的女学生，排成队，每人轮流上前扯一扯他那正害病的玩意儿，当成活教材集中观摩、学习……
像这类段子，书中到处可见。沈醉在狱中爱找狱友聊天，又喜记日记，写书时稍加回忆，便可信手拈来，比网络流行的荤笑话更真实，更让人喷饭。然而，历史毕竟是沉重的，即使再轻描淡写，举重若轻，有心的读者还是能从搞笑的文字背后察觉到人生的一丝苦涩与命运的捉弄。
黄维，这位拿枪杆子的兵团司令，在狱中听说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发明出不需要任何能源的“永动机”，便埋头搞起了科学研究。他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如果把这个发明搞出来，必将惊动世界，立下大功，重获人身自由，自然指日可待。
杜聿明在狱中学缝纫。犯人集中去农场劳动，一身是病的杜也报名要求参加，他说：“我不能锄地可以除草，不能挑抬可以干别的。退一步还可以把缝纫机带去，给人缝补衣服。”
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上的改造。战犯们为了积极表现，早日获得特赫名额，每次学习完毕，便纷纷在狱所公共墙上贴大字报，汇报自己的心得体会。当然，也少不了互相揭发，打小报告。被“诬陷”的人就得在大会上挨批斗，做自我批评。这些当年的军长、省长、司令官改头换面，如此挖空心思，曲意逢迎，着实可悲可叹。
听沈醉讲《囚徒》往事，常有这种“悲喜两重天”的感觉。然而如果仅到此为止，这本回忆录可能也失去了更深层的意义。我一直思考的是，中共对国民党战俘的优待问题。
众所周知，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口号是“缴枪不杀”。对于投共的国军将领，更是双手欢迎。傅作义、程潜等人，建国后也纷纷担任要职。至于被俘虏的高级军政大佬，政府也表现出了极人道的精神，要论他们在战争中所犯的罪，大概每人都足以被枪毙一千次，然而他们在狱中所过的生活，总体来看，可以称得上优哉游哉了。吃穿不愁，没有刑罚，没有皮肉之苦，病了还有专门的医生。当许多人都以为自己不定哪天就会被拉出去枪毙，最起码也会被终生监禁时，政府却从1959年开始分批特赦。
政府的基本政策，无疑是值得肯定和褒扬的。令人生疑的是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措施。沈醉在书中提到，50年代，由公安部直接领导的高级战犯管理所成立后，犯人们的待遇普遍得到提高，行动只要不离开管理所，可以不用锁房门，互相间还可以自由往来，不用戴脚镣手铐，每周看一次电影，伙食费也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这自然引起级别较低的战俘不满，他们纷纷发牢骚：“反动职务越高，罪恶越大，待遇越好；罪行越小，生活越苦。”
对此，监狱管理人员的解释是，这些高级战犯过去的生活都很讲究，现在为了要对他们进行改造，先得在生活上让他们感到满意点，才能较为配合。而且他们一般年岁较大，身体较差，改造时间也要比一般人长，所以待遇要好一些。
天底下还有比这荒谬的事吗？所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不说，罪恶越大的，反而越受照顾，这无论如何，都难以解释圆满。“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这句古训，看来真是至理名言，适用于任何朝代。
既然在监狱里的待遇就不同，到了特赦时，更显出身份的差别来。第一批特赦战犯共十名，其中包括杜聿明、宋希镰、王耀武等，宣布之后，引起了其他犯人的强烈不满。因为这几个人不但官大，而且罪恶也大。淮海战役时，杜聿明誓死抵抗，坚决不降，连毛主席写的投降书，也扔到一边。最后逃走时还下令施放毒气。宋希镰，曾派人枪决了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瞿秋白。王耀武，则活捉并杀害了著名的红军指挥员方志敏。如此“特赫”，焉能服众？
在吊诡的历史面前，不禁让人想到中国几千年来扎根于人性深处的面子问题，身份问题。即使沦为阶下囚，也并非一律平等，而同样要被分成三六九等，享受着不同的待遇。远有对待国军战俘，近有中央反腐，无不鲜明地印证着这一规律。
秦城监狱
自习总上台后，打虎拍蝇，大快人心。哪天上网，看不到有贪官被查，就觉得不正常。但慢慢地，人们的感觉却是贪官怎么越查越多！其中，除了已被口诛笔伐的体制问题之外，“贪官轻判”，我想也是一大诱因。
首先是死刑问题。看看最近几年落马的大小老虎，有几个被判死刑的？即使贪污上千万上亿，也顶多死缓。如能再搞个自首、揭发什么的，随便坐十来年就可以出狱。死刑几乎名存实亡，没有了威慑力，贪官前赴后继地出现，而且越贪数额越惊人，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还记得1986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时曾强调：“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这段话不知是否可供如今的执政者参考呢？
其次是判刑年数问题。2006年，“许霆案”的爆发，让舆论为之大哗。只因为银行机器出错，贪心取了17.5万，便被法庭一审判了个无期。而随便搜索一下报纸，“原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贪污、挪用银行资产高达4.82亿美元，并携款外逃，被引渡回国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诸如此类，多如牛毛。两相对照，不免让人想起沈醉在《囚徒》中所描写的那种怪现状来。
最后是减刑和狱中待遇问题。《检察日报》曾报道说，中国贪污腐败官员保释出狱的情况越来越多，许多人在出狱后甚至还享受原有工资待遇。仅统计从2003年到2005年，就有33000多名服刑中的腐败官员被保释。
另有报道称：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官员获减刑的比例则达到70%，远远高出平均值。
从上面几条来看，在当前中国，贪官简直是最划算的职业，风险与回报严重不成比例。在位时，尽可能地多贪，尽可能往上爬，金钱、权力、地位、美色，统统享受一遍，最好把老婆孩子也送出国，或弄个外国籍，免除后顾之忧。一旦东窗事发，就老实认错，积极揭发，保释不成，最坏的结局也无非是进秦城。这时，秦城对他们来说，不像是监狱，反倒成了人人向往的天堂，成了避灾躲难的福地。
那么，什么人才能进秦城呢？照现在坊间流传的说法，想来秦城进修，至少也得个省部级。
秦城的待遇又如何呢？沈醉在书里是这样描述的：“每个房间窗子都很大。每间房内都有独立卫生间，有洗脸盆和马桶。每层楼有淋浴设备。”要知道那还是50年代，如今随着国民GDP的迅猛发展，想必也水涨船高。看看百度上的介绍，20平米的小单间，洗衣机，每人每天将近200元的伙食费，每周一有水果、牛奶，可以打网球，有专门的保健医生……
从内心讲，我宁愿相信这些介绍都是假的。然而，这座秦城，也许在它建立之初，就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从国民党高级战犯，到江青等四人帮成员，再到如今的各省部级大老虎，秦城所折射出的不仅是百年中国不堪回首的动荡与重建史，也是百年中国异常艰难而曲折的反腐与法治史。从夸张的意义上说，读懂沈醉的《囚徒》，须从秦城开始；读懂当今的中国，同样绕不开秦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