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4月21日《中国教育报》评论版，李镇西老师发表《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一文，提出“为什么所有一流医院收治的都是最难治的病人，而所有一流的中学招收的却是最好的学生”的疑问。他认为，“破解这个难题，也许是中国基础教育走向优质均衡发展的希望所在”。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姚跃林在5月5日的《中国教育报》撰文，认为最“好”的学校就应该招最“好”的学生，才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医生治病，主要是技术问题；教师育人，是复杂的综合问题。重病患者选择好医院与“好”学生选择“好”学校都是一种自然选择。好学校招“好”学生恰似好医院治疗疑难杂症，正是着眼于技术层面的知识传授，但并不意味着知识传授之外学校就万事大吉。不同类型的学校，其核心任务不会有根本不同，因此其核心价值也不会有本质区别。
站在不同立场上的这两种观点，哪种对哪种错？我们不妨从自身出发，换个角度思考：老师，你愿意教“差”学生吗？
知名新浪博客博主散花剑《好学校与差学校最本质的差别是什么？》一文应能说明一二：一所好学校与差学校最本质的差别，不是说这所学校的硬件是多么的先进和完备，师资力量是多么的雄厚，也不是这所学校获得了多么多的上级部门颁发的荣誉，而是这所学校逐步形成的良好的教学氛围，使学生乐于学习、主动学习并学有所成。
好学校与差学校的最本质差别是什么？具体说来，好学校老师乐教，学生乐学。差学校老师苦教，学生苦学或不学。差学校是老师强迫学生学习，好学校是学生追着老师求学。差学校的老师是警察，总是强制、监督学生，师生关系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好学校的老师是导航仪，是卫士，他们为学生的人生保驾护航，为学生的前进道路上点亮一盏心灯。
1980年，于丹初中毕业，考入北京四中高中部。
“上高中之前，我是个沉默和内向的孩子，不说话，甚至有点自卑。”于丹说，自己不说话是因为没有说话的环境。在那个特殊年代，她的父母都被下放劳动，周围也没有幼儿园，只能和姥姥在家。“我因为孤单而读书，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误读，但是书籍永远不会背叛你。”
“我从小偏科，数学从来没有学好过。高中时代最对不起的是教数学的熊老师，我经常被她堵在操场上，领回去补数学。当时文科一个班28个人，我的综合成绩从来没有进过前20名，一直是班里的尾巴。”可是，即使这样，于丹仍认为自己的人格和梦想在这里得到了尊重，“这所学校不以成绩论学生。”
这是于丹的一段自述。当时，她作为“差”学生进入到“好”学校北京四中，因为老师的精心教导，补“差”，在升学率极低的情况下考入大学。
“坏学校也出好学生”是胡适先生晚年形容曾经偷听他上课的安徽老乡黄晖之言。黄晖，早年曾就读国立中国大学。相比于北大，是胡适眼中的“坏学校”。但他毕业后写了一部《论衡校释》，被胡适赞誉为“很标准的著作”，“坏学校也出好学生”。
学校本不应该有“门第”观念，但现代教育制度下，认为学校比人重要的，却大有人在，因为现代教育把“面子”看得比“里子”重要。
所以，当我们反思自身，反问“我们愿意教‘差’学生吗”的时候，如果能降低自己的姿态，全心全意、真诚地为学生排忧解难，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服务，“好”学校、“差”学校就自然是一个伪命题了。
以上策划根据《中国教育报》、散花剑新浪博客、网络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