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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60年正月初，在高怀德等盟兄弟的支持下，“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起，”被迫“当了北宋皇帝（赵匡胤对臣民说，自己被逼无奈当了皇帝，真矫情），至公元1279年陆秀夫背负南宋最后的皇帝赵昺投海自尽，宋朝结束，南北宋各9帝，其间一共319年。
赵匡胤自登基以后，心病也很大。自晚唐以来，北宋之前的五个朝代非常短命，在53年时间内，改换了5个朝代，走马上任了8个姓氏的13个皇帝。残唐之后的五代十国之所以短命，主要都是被朝廷内的强力军人将领所篡夺的，那时候篡夺成风，城头变幻大王旗，导致新建政权极不稳定。赵匡胤夺权后，担心内部篡权继续演绎，万一哪天哪个将军登高一呼，赵宋天下不保；对外，燕云十六州一直被契丹人控制，中原没有天险屏障，随时面临大辽入侵的压力；除了北方的第一劲敌辽国，南方还有若干独立小国。因此，赵匡胤一直很头疼。有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一，如何使赵姓江山益寿延年，不让宋朝成为短命朝代？二、如何结束自中唐以后藩镇割据的纷争局面，或者说统一天下？三、如何收复燕云十六州，以便能凭借长城作为国防线抵御强敌？
面对这么多历史性任务，赵匡胤所有心思只集中在一点：如何防止赵宋政权被颠覆以保证皇权延续，如何驾驭哪些有军事实权的实力派将领，如何削弱地方官员的事权和实力？在这些核心思想基础上，在如何设计政权管理体系上，赵匡胤绞尽脑汁，颁布了他让子孙后代遵守和实施的家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8个字，字字珠玑，意味着：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等诸方面的立法设规，都贯穿着一个总原则：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成为了赵氏一姓巩固政权，延续江山的不二法宝。通俗点说，就是所有一切工作安排，都要从防范，制约，相互牵制为目的，不允许挑战皇权。自此，我们看看所有后续皇帝，都谨遵家法，循规蹈矩，某种程度上既繁荣了经济，也毁灭了军事能力，由此埋下祸根。
再看看赵匡胤以及他弟弟太宗赵光义如何身体力行这些家法，这些家法在宋朝政权体系设计中，造成了哪些先天基因缺陷，一致于后期屡屡对外称臣纳贡，最终导致覆灭？
一、家法第一鞭：解除”义社十兄弟“兵权，防止其尾大不掉，兴兵作乱。赵匡胤在夺权之后第二年即公元961年，把禁军中资历最高的几个首领，如王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他们都是帮助他从后周夺权的开国元勋们，是与赵结拜的”义社十兄弟“），找了个”做事骄纵“”多不奉法“的借口全部解甲归田，提拔了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新人继承他们的职位。在此以后，经常对禁军中的统兵将领时常调换，要使其”兵无常将，将无长师“，防范将领和部队结成同盟。
二、家法第二鞭：设置三司职位，削减相权，加强皇权，防止宰相专权与篡权。前代的宰相”事无不统“，包揽天下，前代的皇帝也受制于权相，以致有取而代之的案例。为防范这个弊端，赵匡胤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并且把晚唐五代内曾权宜设置的三司使副和枢密使副都实行常设官员，以三司使副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以枢密使副分割宰相的军政大权。说明白了，不能让宰相大权独揽，让其他人制约他，监督他，掣肘他。三司使号称”计相“，枢密院则与中书对称”二府“，其事权都是不相上下的。这样的分权与削权，使得宰相对国家大事所能起的作用有限，后果就是当时的宋朝大部分宰相，全部以不生事为原则，只能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