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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中国主动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在日本并没有对侵略战争作出诚恳反省的情况下实现邦交正常化，“友好”更高唱入云于一时
1993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6版的“国际简讯”栏报道了原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高龄病逝的消息病逝的消息，略述其生平：“野坂参三出生于日本山口县，参与创建日共。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曾在中国延安从事反战活动。战后，曾任日本参议院议员、日共主席等。去年，因他30年代在苏联‘出卖过同志’，而被日共‘除名’。”《人民日报》对“晚年野坂除名”一事的处理如此简单，可谓体现出明显的历史感迟钝和国际政治意识僵化。野坂参三在中国抗战时期的“延安活动”绝非“反战”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日本研究，建构起“中日人民友好”的意识形态。这段历史被遮蔽，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前夕，日共拒绝毛泽东提出的“反苏修斗争”要求，从而导致两党决裂，对野坂参三、日共以及中日关系相关问题的回避也就在中国因循成习。上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大量档案解禁，日共调查和相关学术研究均指野坂曾有诬告同志和充当苏联间谍的经历。日共由此更强化独立自主品格和国民政党性质，中国却对此漠然处之，未理会历史地壳变动和国际思想整理的意义。继续抱持“友好”意识形态的中国对日外交越发陷入困顿：不仅主流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挑衅“钓鱼岛问题”，连日本国民对华感情也越来越负面。根据2012年舆论调查，有84.3％的日本国民反感中国。中日何故“友好”？没有对这一意识形态的考古性溯源，就无法找到反思中国对日外交的知识起点。一出历史剧1962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向日共中央主席野坂参三发去电文祝贺其70寿辰：“在中国人民处境艰难的40年代初期，你从远道来到了当时中国人民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延安，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起，共艰苦、同患难，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忘我的斗争。在艰苦的岁月里，以你为代表的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之间树立了战斗的友谊和深厚的感情……”就在同一时期，野坂在日共出版的回忆文集中也提到：当年和中国人民“共同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向中国人民证明“日本人民与统治者的区别”，那时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成了现在促进日中两国人民亲善关系运动的土壤”。然而，历史很快呈现相反的逻辑。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日两党决裂，70年代初实现无侵略战争反省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从80年代开始中日关系发生周期性恶化。“中日友好”的意识形态一再被解构，野坂“延安活动”的“个人崇拜叙事”愈发显得可疑。
从俄罗斯解密档案和中共重要俄文翻译师哲的回忆录可知，野坂参三原本作为日共代表在共产国际工作，后于1940年3月受共产国际派遣，才随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前往延安，执行“破坏日本军队以援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设立反战中心并确立与日本国内共产主义者的联络”等任务。他化名“林哲”，担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顾问，特别指导敌军工作部，具体工作是主持日本问题研究室和日本问题研究会，同时创办教育和训练日军俘虏的“日本工农学校”。前者开创了中共的日本研究，所培养重要干部后来多集中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为新中国对日外交骨干；后者把日军俘虏改造成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日本人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作为日本问题研究权威和对敌军工作顾问，野坂享受到与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一般的生活待遇。太平洋(601099,股吧)战争爆发后，因具有国际活动经验和理论能力，野坂更受重视。毛泽东安排他住在自己家附近，以便随时研讨。野坂发表的文章也在延安理论界引起关注。1942年3月15日，毛泽东特别致信“林哲同志”给予赞扬，希望他系统介绍日本革命史以教育中共党员。野坂的改造日军俘虏和匿名写作活动，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共早期的日本认识。日军俘虏被训练和改造成“反战士兵”，获得新生后被安排参加瓦解日军的活动或其他技术工作。另一方面，野坂在《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主办日本研究副刊和专门杂志，宣传“反战士兵”作为“日本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并在人民与统治者斗争的意义上提供日本信息和分析。在这些实际工作与话语活动中，野坂的匿名性制造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暧昧性：作为日本人，野坂领导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反战运动，成为“日本人民”这出历史剧的创作者和参加者；而作为中国人意象的匿名作者，他起着中国共产党认识日本的思想权威作用，是“中国人民”理解“日本人民”历史剧的评介者、教导者。意识形态的匿名生产简单说，野坂以国际主义身份扮演双重角色：既改造日军俘虏使之转变成“日本人民”，又居于中国共产党的中枢引导中国革命者认识“日本人民”。这套“日本人民”话语被作为中国的日本知识在“中国人民”中传播；但这一事实被野坂的“匿名性”掩盖。野坂在延安固然可以代表几百名“反战士兵”发言，但使用意象为数千万普通日本国民的“日本人民”概念就完全脱离实际了。野坂的“匿名性”可以理解为“革命斗争”的政治需要，但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误解的是，本来支援中国抗战的只是“日本工农学校”改造的日军俘虏，他们被宣传为“日本人民”后，却似乎拥有了决定性力量和普遍性数量。根据野坂参三在战后回国途中到莫斯科与苏联情报部门的会谈记录，延安反战同盟的规模为800人，其中500人可以信赖，最可信赖者区区250人。改造日军俘虏只不过取得了概率为三分之一的成功，一般日本国民更不可能支持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日本人民”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在野坂的理论逻辑、话语宣传中固然重要，但在国家间战争和世界政治的意义上则无疑过于夸大。从国际政治史的视野观察，苏联发动对日战争和展开对日外交，并不见中国式的“人民友好”宣传和“人民外交”实践；这并不难理解：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的原教旨生产者，自然明白“日本人民”之类概念的虚构性。然而，“日本人民”的话语活动在中国取得了非凡成功。1941年10月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野坂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日本共产党与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强调：“我们抗日的战士应该计算到日本革命的势力。中国必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坚强的信心的根据之一，就在于日本的反帝势力的存在与增长。”1942年8月召开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反战团体大会，《解放日报》又发表野坂撰写的社论说：“我们从这个大会里，可以看到已从法西斯军部的铁链下解放出来的日本士兵──日本劳动人民的真面目，和听到他们真实的呼声。”
尽管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仅有代表几十人，但准备委员会负责人大山光义对《解放日报》记者说：“我相信，在华北的几十万日本兄弟，必能响应大会的号召，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与中国人民为打倒共同的敌人而奋斗。”这里所谓“在华北的几十万日本兄弟”是指侵华占领军。共鸣与反动毛写信给野坂参三，引用大山上述谈话，致以“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敬礼”。而反战同盟负责人森健在大会致辞时更加夸张地表示“今日我们在此开会实已表示日本军部的崩溃”。朱德致祝辞鼓励说：“把在华几百万的日本士兵，都团结在你们的旗帜底下，枪口朝向你们和我们共同敌人的日本军部！”中共领导人之所以对野坂的“日本人民”话语产生共鸣，当然与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信仰有关，但也出于对外部力量援助抗日的过高期待。中共号召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反日民族革命”，但又估计：日本帝国主义也是“日本人民”的压迫者，“日本人民的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毛泽东甚至把“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设想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条件之一。1944年，野坂所领导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转变为肩负组织人民阵线、建设民主日本政治任务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对此，朱德称赞说：反战同盟创造了“中日两国人民相互帮助的起点”，将来日本建立人民政府，两国是“亲密、互助的好朋友”。即使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促使日本迅速投降之后，毛泽东仍然对“日本人民”深怀期待。在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于1945年9月14日接见国统区日本人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他询问鹿地亘手下有多少日本同志，鹿地亘难为情地答道：“很遗憾，除了自己夫妇和孩子，只有四位战友。”毛泽东却说：“那很好，很了不起。要好好爱护培养这四位同志，他们是最可宝贵的。四个人数量虽然很少，但正是这四个人才能变成将来的百万之众。”一直到60年代，毛泽东对“日本人民”的信念都溢于言表。经历中苏分裂、与日共反目以及中美关系改善，毛泽东的“日本人民观”始有重大转变。1972年9月27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毛泽东感慨地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那个共产党，我是不感兴趣的。其他在野党比较好，但是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这种自嘲其实暗示着沉重的经验教训：独立自主的国家需要独立自主的实证学术，以建立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否则易受意识形态想象感染。至于如何评价野坂参三，将其言行理解为在“革命与战争”时代一个民族国家越境者的生存策略和职业革命家的政治策略，或许更符合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