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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六）
第三种可能
测试一审“死刑犯”
大约从1995年起，媒体上出现了个别省、市的法院在审理刑事、民事案中使用所谓“测谎仪”的新闻报道，而我则是到1998年开始正式接触由高级、中级法院委托的案件。
这些年来，我在河北、北京、江苏、福建、山西、广东、甘肃等地，对由法院委托交办的几十起刑事、民事案件中进行了心理测试，其中的刑事案件多数是认定了测试对象涉案，但确有数例刑案的测试对象被认定是无辜者，另有几例存在着局部错案。我们作出的心理测试结论得到了有关法院的认可，有效地协助人民法院防止了错案、冤案的发生。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心理测试的结论还不具有证据作用，可为什么近些年在对案件的审判中还要借助这项技术？按照法院方面当时的说法是，在有的案件中被告人的口供在整个证据体系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但是被告人的口供存在很多问题，而且审案法官又“不能全部判断它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那么，这个证据到底能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来用？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法官可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得到内心确认，即法官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和证据的具体情况对这个证据作出判断。这个时候，审案法官借助于心理测试技术对被告人进行甄别，他们很坦率地认为，“在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这个程度上，它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我以为，实际上心理测试的作用并不仅仅适用于口供证据存在疑问的案件，对于其它方面有疑问的案件，它也能有所作为。因为这项科学技术的主要作用在于探测测试对象与案件的相关程度及案件的事实真相。
来自法院委托的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肯定有一方存在违法诉讼的行为，因此测试认定一般都比较容易。刑事案件诉至法院的，则要比公安、检察和军队保卫部门所委托的案件需要考虑的因素增加了许多。虽然说同样是测试，但不同之处是明显的：公安的案件是处于侦查阶段；检察的案件是处于起诉阶段，也包括侦查阶段的；法院的案件则是已经进入审判阶段，并且很多案件已作出一审判决，被判处了包括死刑在内的重刑，由于被告人不服而提出上诉，案子由中级人民法院到了高级人民法院，高院审判委员会在复核中发现确实存在着问题，同时又难以作出决断，基本上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使用心理测试技术的。
显然，面对处于审判阶段的测试对象，主测人员更要做到无罪推定，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看口供出题，更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测试结论的准确性，因为这个测试结论一旦表明了测试对象是涉案还是无辜，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确定了对他是维持原判还是改判，对于有的测试对象来说，将直接关系到他下一步是死还是生的问题。
我认为，这类测试对象由于已经历了侦查阶段和起诉阶段，不能确定这里面是否存在着诸如刑讯、诱供、指供等情况，因而主测人员还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对测试对象可能形成的心理干扰问题。
此外，这类测试毕竟是参与了对审判案件的复核程序，一旦测试结果表明测试对象是无辜者，那就意味着这可能是一起错案、冤案；而纠正错案、冤案决不是一件皆大欢喜人人叫好的事儿，个中的体验，往往会让你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是，作为主测人员，我只能站在科学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依据科学事实作出结论，舍此别无选择。
1998年夏秋之交，我接到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王庭长的电话。王庭长是通过该省公安厅的介绍找到公安大学的，他说：“我们这儿有一起投毒杀人案，女的和奸夫用毒鼠强害死了丈夫，一审两个都判了死刑，现在两个都上诉，我们想请教授帮助给检测一下……”
我说你们得发个正式的委托函来。王庭长说这没问题。我说还得和当地具体办案的公、检和一审的法院打好招呼，让测试对象吃好睡好，给他们改善一下条件。王庭长说这也好办。我说如果这样我们半个月以后肯定到。
这些都明确之后，王庭长问：“是不是把他俩的口供准备好就行了？”
我说：“光口供卷可不行。口供卷我们是不看的。”
“不看口供看什么？”他的声音充满了诧异。
“到那儿要从头看案发现场的环境。”
“现场原始的痕迹可都没了呀？”
“那也要看。还要跟办案的刑警、法医进行座谈，了解当初的情况。”
“喔，原来你们是这么搞，跟我听说的和想象的可不一样啊……行了，就按教授说的我们去布置。”
现代版的“奸夫淫妇”
这年的9月4日，我带了一名研究生到了该省省城。自1995年开始给本校学习刑事侦查的研究生讲授心理测试技术这门选修课后，他们的兴趣极高，每次有实案测试都争着去，所以在学校还没有设置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专业之前，我是轮流带他们去办案。具体说到那一次是谁去的，我都已经记不清了。
见到王庭长，互相寒暄了几句，他即告诉我：“都按你说的准备好了，没问题。”然后带着我先去见他们主管刑案的宋副院长。
“你们怎么想到采用这种手段的？”交谈中我问道。
“看到昆明法院1997年使用这项技术的报道，我们就也想尝试一下。报纸上不是都登了吗？我听说有的地方不仅在上诉案件中使用，还前移到了一审之前。”宋院长说。
“是这样的。公安部门使用得更多些。”
“那你说案子走到这一步了，该怎么弄？”
“还要回到原来的位置去，回到起点上。如果有问题的话，只有这样才能搞清……”我把心理测试技术的六个技术阶段跟宋副院长简略地解释了一遍。
“听你这么讲是有些道理。那么你们是不看口供的了？”
“不看口供。这是我搞心理测试的一个原则，别人是怎么按美国的那一套过时做法去搞的，我不好说，我们办案就是按这个原则做的。”
“那我就放心了。口供里如果都是实话这是最理想不过的，但谁知道里面有没有指供、诱供啊？抛开口供去分析去测试，这样最客观……”
谈了一会儿，我们就跟宋副院长道别，来到高院后面的一家宾馆里住下。王庭长带了四位法官来，开始和我们一块研究案情。
这宗案子发生在1996年10月15日，距我们去时快两年整了。该省Y市D县的农村有个叫岩庄的小村，村里有一对30岁左右的夫妻，男的叫廉星华，女的叫龙昭花，他俩结婚多年，已有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时年女孩7岁，男孩3岁。从他们的全家福照片上看，丈夫显得憨厚老实，媳妇长得漂亮白净，一家四口和和美美。
不幸的是，祸根就由这漂亮媳妇而生。
由于家里农田不多，丈夫廉星华便到外地城市去蹬三轮车挣钱，家里全由他媳妇操持，到了农忙时节，廉星华就回来干活。这年秋天收稻谷的时候，廉星华如期赶回，在家待了有十来天，活儿干得差不多了，便准备在10月16日去外地继续蹬他的三轮去。
10月15日这天下午，廉星华在自家门前的小场院上收拾翻晒好的稻谷，准备把最后这点活儿忙完明天好上路。龙昭花下午去出河工，回家后便进厨房忙着做饭。这时候俩孩子都在外边玩，龙昭花忙了一阵儿从厨房出来，手上端着一大碗浇好臊子的热面条，走到场院上递到丈夫手里，说：“饭得了，你先吃吧，我去找孩子。”说完就上了家门前的坡上喊孩子回家吃饭。那边，孩子在远处跟妈搭了腔，妈就站坡上等孩子回来。这边场院上，廉星华三口两口吃完面，把碗放一边，抹抹嘴又继续去拾掇那些稻谷。这时候已过了6点钟，天色渐暗。突然，廉星华“哎呀”了一声，站在坡上的龙昭花眼见着自己丈夫跌倒在地上，赶紧跑过去往起扶他。一个人扶也扶不起来，丈夫先呕吐后嘴巴里“噗噜噜”地冒出了许多白沫沫，龙昭花把他抱怀里狠劲掐人中，但一点作用没有。丈夫直个劲儿地蹬腿抽搐，把个龙昭花急得号啕大哭。两个跑回家的孩子也看到了这一幕。没过一会儿，廉星华直挺挺地死在了自己媳妇怀里。邻居叫来了村医，还有村里一些人都闻讯赶到廉家来抢救帮忙，这时廉星华的身子已在慢慢变凉。原始现场的一些状况经这么一折腾也都被移动破坏了。
岩庄的村支书听到这事儿，觉着不大正常，于第二天下午两点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龙昭花被叫到派出所去问情况，结果民警越问越觉着她疑点大，遂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
发案的现场廉家是一个开放的农户院落，四周无围墙，住着一排北房，西头是厨房，房前院子往南是一个水泥地面的场院，院子东面是别人家的房子，西面是个不高的土坡。经过现场勘查和尸检，除了在死者的胃内、肝组织和死者吃饭的碗里检出毒鼠强成分，其他方面，包括锅里的面条、肉臊子、碗筷等都没检出毒鼠强。显然，作案人要毒杀的只是廉星华一人。于是，龙昭花被列为廉星华中毒案的重点嫌疑人。
王庭长正准备往下一条条摆说龙昭花的疑点，我说：“先别再说女的行不行？说说男的。”
“行啊，”王庭长爽快地说，“她在村里有个相好叫程红宇，是个单身汉，两人的岁数都差不多。大约在1995年11月他们勾搭成奸，好了一年时间就做出了共同投毒谋害亲夫的事情。一审判了后，两人都翻供喊冤上诉，龙昭花的律师说‘本案有些细节尚不清楚’，程红宇的律师说‘程的作用小于龙，请求从轻处罚’。依我看，要么两个都是，要么两个都不是，跑不出这两种可能。”
“为什么？”我问。
“你看，这个案子主要靠这两人的口供互相支撑着。两人都供了，是女的从男的手里接的毒药下到了碗里。口供一致。其他证据嘛，碗里、胃里有毒，只能证明是吃进去了，证明不了别的；碗上有指纹，也只能证明女的端了这碗，不能说就是她投毒时留下的。所以我说，要有问题就出在口供上，其中如果有假话，这两人犯罪的证据就都不成立了。”
这时候，我在案卷里找出关于这两人关系的调查材料。从村民们的旁证中可看出，这两人是爱得死去活来，人都说这女的给自己丈夫戴了绿帽子。但是，这女的也并不愿离婚。发案那天下午去出河工，好多人都看见程红宇骑车带着龙昭花，两人说说笑笑亲亲密密，快活得很。收工分手时，程红宇还买了一袋小苹果，让龙昭花带回去给孩子吃。
“这就有意思了。”我说，“古书上有奸夫淫妇的故事，如果这案子真是这两人作的，那不成了现代版的奸夫淫妇了？但是，有些情况咱们需要一块用心理学动态地客观分析一下，看看究竟会是怎么回事。”
“口供里的东西咱们必须撇开，不去说它。从村里的调查证实，这两人给人外在的印象是很亲密的。男的和女的，一个单身，一个守空房，这种互相吸引是非常自然的事，要不是有特殊关系，这两人在一块儿就不会如此亲密。这可以说明他们俩的关系确实不一般。
“可是，龙昭花有丈夫，还回家来了。这段时间可能男的接近不了女的，就因为女的丈夫回来，阻断了他们见面的机会，好不容易赶上个出河工的机会，两人一见面，更觉得亲热。古书中都说野鸳鸯有味更刺激，可能就是这种情形。但见面后，两人是不是会商量些什么就难说了。一种可能是没什么办法，只能干着急，等着阻断因素自然消失；还一种可能，这个男的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很难说。
“王庭长说这个案子会有两种可能，两个都是或两个都不是，但我说还有第三种可能，一个是一个不是。”
“怎么会这样呢？”王庭长问。
“你看，出河工两人挺亲密，这是好多人都看见的。咱们就分析这两人，谁的欲望更迫切些。男的是单身，可能是给憋坏了，原先一块玩一块睡，这段时间可能就憋出事儿了，要说下毒，男的动机可能更强。女的可能也有这动机，但相对弱些。为什么要这么说？这女的那么长时间没提出离婚，说明农村的道德伦理对她还起作用，可能还考虑到两个孩子，她可以去偷情，但不能丢了名分，所以我看这女的动机要弱些。我从心理学对这两人是这么看的。
“再说发案过程，女的做完面，端去给丈夫吃了，人就死了，非常简单，好像这中间不会有什么变数了。但是，现场是个开放的格局，谁都可以进去。要说这女人做饭始终没离开过厨房，那可不一定。孩子都在外边，护幼的本能使她做着饭心里还想着孩子，这一点谁能否认得了？
“她为什么做得了面条马上端给丈夫吃，这原是疑点，但换个角度看又很正常，她这样做是敬重丈夫，疑点并不是惟一的解释。
“胃里、碗里有毒鼠强是客观物证，但农村里毒鼠强多了，谁都能搞到。女的要做这事儿，自己可以搞到药，为什么非要从男的手里拿药？而且从女的那里没有搜到毒鼠强。女的出河工，好多人看见，是欢天喜地去的，按说她已经进入作案前的状态了，心理行为不应该这样。
“但那个男的就不好说了。女的不愿离婚，他可能就要为达到目的动脑筋了。从这两个男女的熟悉程度看，男的对女的家应该相当熟悉。他和女的幽会，不能明着去让人看见了，可能从小道去，这条道走得可能很利索……”
我当时提出第三种可能，对这案子并没有丝毫的预感，只是根据材料从心理上一路分析下来，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然而，案件的真实情况却又让我给言中了。
无辜的“淫妇”被无罪释放
第二天，我们坐车赶到Y市的岩庄村。到现场一看，除了正面、下坡有几条路可通廉家，在厨房旁边果然还有一条小道，是从邻居家房后过来的，十分僻静。这就有意思了。我们跟当时勘查现场的刑警、法医座谈，把情况重新听了一遍，又进一步作了犯罪心理动态分析：
两人出河工回来分手后，女的到家可能要找孩子，给他们吃带回的苹果；女的丈夫在场院干活，根本想不到会有事情发生；男的从那边绕过去走小道，正好往碗里投毒。廉家的碗可能都有特征，或者女的、小孩用哪个碗，男的都知道，这也表明男的对廉家的熟识程度。总体上看，做这事的人是性排他动机。从犯罪统计看，作投毒案的女性概率大，但正因为这两人偷情持续的时间长，女的嫌疑反而下降。这么长时间，她没提出过离婚，说明她有顾虑和牵挂，不愿走到这一步。而且据介绍，女的还是个性格外向的人……
说实在的，大家对我的分析也就是听听，不置可否。我便根据这些客观可能性的分析出测试题，然后看看两个测试对象，身体状况都行，就让他们把女的带过来，先测她。
测前谈话中，我问：“你的丈夫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反正跟我没关系。”
“你说没关系，那怎么一审就这么判了你？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也不清楚。”
“你丈夫被毒死了，饭是你做的，又是你端给他的，这没错吧？”
“是的，可我没下毒呀。”
“你家的碗是不是都分着用？”
“是呀。碗都不一样，谁的碗谁用。”
果然如此。但我对她并没放松，说：“这件事你是重点嫌疑人，到哪也洗不干净了。”
“您说得对呀！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干净了。但凭着良心说，我真没干呀！”
“现在，有一项技术能把这件事弄清楚……”（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