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是世界丝绸的发源地。早在公元前2世纪，西汉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就将中国丝绸传播到亚，欧，非洲大陆，从此，丝绸成为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纽带。中国丝绸文化源远流长。经历史考证，丝绸业在中国约有7000年的发展历程，凝结着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智慧，在华夏文明史上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1)丝绸的起源与发展
丝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已出现罗、绮、锦、绣等品种。秦汉以后，丝绸生产形成了完备的技术体系。唐宋之际，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丝绸工艺技术和生产区域都产生了重大变化。明清两代，丝绸生产趋于专业化，织物品种更为丰富，图案更加绚丽多姿。
(2)起源与初创
我国有着许多关于丝绸起源的古老传说，甲骨文中也出现了蚕桑丝帛的文字。河南、浙江等地出土的有关文物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利用蚕茧抽丝、并用原始腰机织出各种织物。
(3)创新与成熟
春秋至中唐的二千多年是我国丝绸生产古典体系的成熟时期。此时，生产重心位于黄河中下游，绢帛成为政府赋税的重要内容。斜织机和提花机广泛应用于丝织生产，各种织物应运而生，印花技术臻于完备，
图案主题神秘并富有装饰性。中国丝绸及其生产技术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向西方输出。
4)融汇与发展
唐中叶至明清近一千年间，我国丝绸生产在融汇了西方纺织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技术体系。束综提花机被广泛应用，缎、绒织物的出现使丝织品种更为丰富，图案风格趋于写实并富有吉祥寓意。丝绸业中心逐渐移至江南地区，生产呈现专业化趋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丝绸贸易的主要通道。
“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上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央王朝与周边地区并延伸到更远地区的贸易通道的称谓。经过多年研究，史学界一般认为有自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自长安经青藏高原通向南亚的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自成都经滇西通向南亚的丝绸之路（“蜀身毒道”），自泉州经台湾海峡通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各条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客观条件存在明显的差异，贸易对象、贸易内容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对外输出的商品以丝绸、瓷器、茶叶等为大宗，相延成习，以“丝绸之路”名之。而草原丝绸之路则因其特点还有“皮毛路”、“茶马路”的称谓。
丝绸之路的形成必须有两大要素，首先要有相对稳定的大宗商品交换的需求，其次要有在一定时期相对稳定的贸易通道。当然，这种通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形态的，即所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或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另一种是人工修筑而成的路。两种形态既可以相互衔接，又可以相互演变，如自然形成的路可经人工修筑成为大道通衢，坦途大道也可以因为失修而退化成自然通路甚至废弃。
对于草原丝绸之路来说，大宗商品交换的需求起源于原始社会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中原旱作农业地区以农业为主，盛产粮食、麻、丝及手工制品，而农业的发展则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马等）；北方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而缺少粮食、纺织品、手工制品等。这种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在经济上互有需求、相依相存的关系，是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的基础条件。
但是，作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对稳定的贸易通道形成于什么年代，目前还难以下定论。考诸史籍，黄帝时期可能是草原丝绸之路形成的重要年代。翦伯赞先生认为，“在神农、黄帝的时代，正是由采集、狩猎经济转化到农业、畜牧业经济的时代”①。
据史书记载，黄帝出身于北方游牧部落有熊氏，即以熊为图腾的氏族，并首先发明了车辆，因此号为“轩辕氏”。皇帝统率以熊、罴、虎、豹、貔、貅作为图腾的六个氏族，战胜炎帝部族联盟、蚩尤九黎部族联盟，平定四方，“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②”交通往来的区域已经十分广阔。黄帝统一了众多游牧部族与农耕部族，使草原牧区与中原农区的经济交换关系大为发展，“北和禹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使“大夫散其芭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互通有无，各得其所，从而形成中原与北方草原贸易往来的第一个繁荣时期。
至尧、舜时期，已设立“司空”之职，专司管理路政，夏代又设“车正”，掌管车辆舆服之政，设“牧正”掌管牧马之事，可见交通运输已经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舜在承继尧位之前，也曾在部落之间从事贸易，故史书中有“舜贩于顿丘”③之说。这一时期，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也大为发展，其主角即是兴起于内蒙古东南部赤峰地区的商族。
据史书记载，商的始祖名契，大禹同时代的人。其母简狄，为有女戎氏之女。“狄”、“戎”皆为北方或西北草原游牧民族的称呼，可见其出身于游牧民族。这一民族原居住于红山、老哈河即史籍中所称“紫蒙川”、“砥石地方”，因是处于燕山以北的草原牧区、燕山以南的农业地区、环渤海渔业地区毗邻之地，具有贸易往来的有利条件，在契的统领下，举族从事贸易活动。因其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又是举族经商，故被称为“商人”、“商族”。而由契的后代商汤代夏而立的王朝，也称之为“商朝”。
自契至汤历14代，商族大规模迁居8次，逐渐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原。其间，汤的十一世祖相土发明了先进的马车，七世祖王亥发明了先进的牛车，载货运输，十分方便，遂为天下所学习。④商族的畜牧业和贸易都很发达，甲骨文中多有牲畜繁衍，一次祭祀可用牛、羊数百的记载。因此，周谷城先生认为，“商代的畜牧生活，大概是众人所承认，而不成问题者。”⑤王亥率领牛车队，以牛、帛充当货币，在华北从事贸易。王亥的财富引起世人的觊觎，狄人有易族杀死王亥，掠夺了他的牛车队。王亥之弟王恒战败有易，夺回牛车。⑥王亥的子孙祭祀他要用300头牛，礼节十分隆重。在自契至汤的数百年间，商族人自赤峰地区南越燕山，到达河北的易水流域，并溯黄河进入中原；或向东南，到达辽西、河北东部渤海湾一带，乃至山东半岛，应当形成了若干条较为稳定的贸易通道。
因此，自黄帝时代到夏朝，应当是草原丝绸之路起源与形成的时期。
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
如前所述，草原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不仅是真实地存在的，而且世代延续，演变发展，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草原丝绸之路形成最早、延续时间最长、通道最多、覆盖地域最广。
西北沙漠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皆兴于汉代，高原丝绸之路兴于唐代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和亲，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兴于宋代、元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则早得多。值得重视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龙、凤造型都是发现于赤峰地区，后来成为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央王权的重要象征，说明早在四、五千年之前，就形成了从赤峰地区通达中原的重要通道。
西北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自唐朝后期走向衰退，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受明、清政府实行海禁的影响而式微。惟有草原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屡次衰而复兴，直至民国初叶，延续数千年而不辍。
各条丝绸之路都是一条主要通道，相对稳定。惟有草原丝绸之路，是以多条南北向、东西向通道呈网络状展开，覆盖了极其广阔的地域，而且在历史上屡有变迁，在不同的朝代形成了不同的格局。有的学者据此认为草原丝绸之路不存在，无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草原丝绸之路贸易通道的变易，受到自然、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从总体上分析，是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因而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贸易通道变而不断、变而常新，蔚为历史大观。
其次，草原丝绸之路表现出中原民族与草原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相互依存在共同利益。
由于中原地区、草原地区自然环境迥然相异，经济结构特点不同，形成了长期的、相对稳定的、大宗的商品交换的需要。这种需求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形成相依相生、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的客观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草原地区提供的牛、马等牲畜有力地推动了中原农耕文明的发展，草原民族的生活习俗“胡风南渐”、也深刻
地影响了中原民族；同时，中原地区提供的大量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也适应了草原民族的生产、生活需要，促进了草原地区的开发与繁荣。
因此，草原丝绸之路的兴衰与中原与草原地区的社会局势关系十分紧密，商路通则休兵息戈，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繁荣昌盛；商路不通则烽烟顿起，兵戈相向，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所以，草原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上，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血脉线”，是中原人民与草原人民休戚与共的“生命线”。
第三、草原丝绸之路不是单纯的“商路”，而且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过广泛、深远的影响。
草原丝绸之路是草原民族南下、中原民族北上的通道。自古以来，狄、戎、匈奴、鲜卑、氐、羯、突厥、契丹、女真等草原游牧民族融入汉族，使长江以北的汉族属蒙古人种，与草原民族血脉相通。这是汉族形成，壮大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草原民族循草原丝绸之路南下，定鼎中原，建立中央政权的例证。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次大统一，是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奠定基础，而由具有相当鲜卑血统的隋朝杨氏政权、唐朝李氏政权完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次大统一，则是由蒙古族的成吉思汗至其子孙完成的。
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中央政权循草原丝绸之路拓地开疆，维护国家统一的例证。汉武帝派遣卫青、霍去病、李广利、赵破奴等数伐匈奴，将大漠南北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唐太宗击破突厥而收置其众，并设安北都护府以辖其地；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使漠北草原统一于中央政权，都为今天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因此，草原丝绸之路“阅尽人间沧桑”，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见证。
第四，草原丝绸之路对推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草原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联结中原文明、草原文明、中亚文明、西亚文明、欧洲文明的纽带。早在约8000年前的兴龙洼文化时代，草原先民就与西方交往。在4000多年前，在横跨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形成了绵延万里的细石器文化带。西周时期，东胡的青铜文化经西伯利亚向西，影响到波罗的海沿岸。匈奴崛起大漠，其统治中心龙城成为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在内蒙古各地，曾多次发现东罗马帝国的金币、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以及东罗马商人的墓葬、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即景教）墓葬，产自西亚、欧洲不同时期的金器、银器、琉制品、工艺品等，说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特别是，匈奴西迁、突厥西迁、契丹耶律大石西迁并建立西辽国、成吉断汗及其子孙率蒙古
大军的西征，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政治版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
追忆历史，草原丝绸之路曾经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内蒙古走上了沿边开放主攻手的位置，特别是满洲里、二连浩特、策克等18个重点口岸，成为“向北开放”的战略前沿，草原丝绸之路必将重现生机，再创辉煌。
丝绸之路，是指起源于古代中国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东西方商业和交通路线，后来演变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甚至包括战争侵抗交通的代名词。这个名称，是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提出的，之后，得到了国际认可并沿用下来。古代中国通往西方和海外的丝绸之路有4条：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
路和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先秦时期已初步开通， 是以通商贸易为主的多功能文化交流通道。其起点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文化区中心——成都平原，自兹发端，有三条主线穿越西南地区绵延逶迤的群山和深邃陡峭的峡谷而远达域外各地：一条自川经滇通往缅甸、印度、中亚、西亚以至印度，又称“茶马古道”，以茶叶和盐运输交流为主。这条古道，直到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时期，还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经缅甸、印度等地区援华抗战物资运输的一条秘密通道；一条自川经滇而通往越南、中南半岛；一条自川经黔、
桂、粤以达南海。
海上丝绸之路，是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形成的。最早是由今两广地区的一些口岸通向南海、南洋、印度洋的海上航行路线。当时，由汉人带去丝绸、茶叶和黄金等，采购域外的一些宝石、象牙、犀角等奇石异物到中国。至迟在东汉时期，双向交流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畅通。到了隋、唐、宋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等通往内陆水上交通的打开，这条海上
丝绸之路已直达中原地区。
草原丝绸之路，是由生活在古代蒙古高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开通的，是四条丝绸之路中起源最早的一条。有研究证明，其时间从黄帝时期的中原与北方草原贸易开始，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到12世纪末和13世纪下半叶，达到繁荣。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的草原丝绸之路与游牧民族的迁移和战争有关，但主要还是国际、国内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商贸文化交流。这条路分为南北两线：北线是从蒙古高原向西，经咸海、里海和黑海等地，直达东欧；南线东端起起于辽海，经燕山、天山等山脉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这南北两线都可向南可延申到中原地区。是当时我国北方乃至中原地区与西方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当时，北方各少数民族及中原地区输出的主要是皮、毛、粮食、丝绸、瓷器等，因而后来有人将这条线路
称之为“皮毛路”，而西亚及欧洲等地输入的主要是
金银器、琉璃制品、工艺品等。
北方丝绸之路，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上的丝绸之路。是从西汉早期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西汉早期所称的西域，主要指今新疆地区。中期以后，西域的概念的扩大，指今中亚及其以西地区皆称西域。张骞受命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公元前138至126年，第二次：公元前119至115年），目的是说服西域各国与汉朝联合抗击匈奴。由于当时的大月氏、乌孙（均在今敦煌、祁连山一带）等国由于不了解汉朝等中原情况，不愿出兵与汉朝联合抗击匈奴。但张骞及其随行者历尽千辛万苦，历经18年之久，行踪除了我国新疆以外，还先后到达今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印度等地，对西域的地理、社会、物产、风俗进行了较详细的了解，回来后报告了汉武帝。之后，汉武帝对西域各国进行了积极的经营，屯田扩疆，设立管理机构，并把内地的蚕丝、纺织品、漆器、铁器等传到西域，从这些地区向内地输入良马、香料、葡萄、石榴、胡麻等，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打开了交流通道。所以，历史上把张骞通西域称为“张骞凿空”，把他开辟的这条道路叫“丝绸之路”。因途经地多为沙漠，又被称为“沙漠丝绸之路”。之后
的东汉时期，汉明帝又派班超出使西域，并被任命西域都护，使西域50多个国家相继摆脱匈奴统治，在西域经营30年，使这条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立屯田于膏胰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弛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卷七八《西域传》）。从此，这条东西方交流通道固定了下来，成为一条商贸、文化、交流、对话和民族融合之路。 以上4条线路，由于跨越历史年代不同，起止时间不一，使用时间较长，再加上人为或自然因素影响，其线路的走向千变万化，主线和分支变化多端，多如牛毛，但其主流走向和功能是共认的、确定的。尽管用“丝绸之路”这个浪漫而又抒情的名字来命叫它，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丝绸是东方输往西方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其实，仅就商品贸易而言，在这条线路上交易的商品，还包括从东方运往地中海的贵重金属、宝石、瓷器、香水、纸张、装饰品和香料等，以及西方运往东方的棉花、纺织品、玻璃、红酒、琥珀、地毯等。从文化交流来说，西方的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袄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也从西方不同创立国先后传向东方。科技的传播，也包括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冶铁术、弩箭、指南针和制瓷术等传到了西方，同时西方的造桥术、棉花种植和加
工、挂毯织造、天文历法、葡萄种植、玻璃和金属加
工等技术也传播到东方
现在说起“丝绸之路”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丝绸之路”这一说法是谁提出来的，是怎么提出来的，不少人还是一知半解的。
它是沟通中西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一条大动脉。在海上运输开通之前，它东起中国，穿越西域、古印度、波斯，一直通向罗马。“丝绸之路”最早由汉朝张骞开拓，他先后两次出使西域，携带金银、丝绸等无数财物和上万牛羊，出使乌孙，并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等地。这一行，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促进了中西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不过那时候并没有 “丝绸之路”一说，历史上把张骞打通中原和西域通道的功绩称为“凿空”。
虽然 “丝绸之路”发展起来了，可在中国与罗马的交往中，几乎没有直接往来。中国与西方的货物都是由沿途民族一站一站倒运的。当丝绸风靡罗马并深受有闲阶层的欢迎追求，而造成了罗马金银大量外流时，罗马人并不知道丝绸的产地，更不知道生产工艺，甚至还闹出过不少笑话。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写道：“赛里斯人 （指中国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下非常纤细的绒毛。”另一个学者老调重弹：“晨曦照耀中的赛里斯人，前往小树林中采摘树枝上的绒毛。”他们不知道丝绸是用蚕吐出的丝纺织而成的，而认为是像植物一样自然产生的。古罗马人对丝绸的不了解是由于西域民族与波斯人为了垄断丝绸市场，故意隐瞒了有关丝绸的真相，从而使“丝绸之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西方世界对“丝绸之路”一直怀有极大的好奇，最早记载“丝绸之路”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拉丁作家泰夏斯。到了19世纪末，西方学又热衷于研究人类的共同起源和东西方古老历史真相比较问题，作为最早连通东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自然就成了研究的一个重点。法国一位学者说：“研究丝路史，几乎可以说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欧亚大陆，也涉及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25个世纪。”
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个说法的是普鲁士地质学家、近代地貌学创始人、旅行家和东方学家李希托芬（1833－1905），后来这个说法被中国学者认同和采纳，现已成为一个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远远超越了“路”的地理学范畴。李希托芬于1860年曾随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在他死后陆续出版了5卷本的巨著《中国亲程旅行记》。当他谈到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时，首次称之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一说便由此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
“丝绸之路”就其最早的本质来说，就像“路”一样，是一片交通路线网，至于那些神奇，是被人们加上去的。这片交通路线网从陆地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经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会的大帝国。“丝绸之路”输送的不仅仅是丝绸，从整个“丝绸之路”的历史来看，丝路上的丝绸交易所占比例很小。
与丝绸等物质交流一样重要的是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甚至比物质交流更为重要。来往于这条道路上的有士兵与海员、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艺术家、奴婢与使节，这一幅幅形形色色的历史画卷便形成了意义模糊的“丝绸之路”。世界三大宗教都是由这条线路传入中国的，中国早期的的养蚕术、造纸术和印刷术、治国良策、伦理道德和自然科学等无数内容都是由这条线路传向世界的。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说的那样：“丝绸之路是对话之路。”由丝绸之路又衍生出诸如 “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瓷器之路”、“皮货之路”等诸多名称。但真正意义的“丝绸之路”只有一个。在今天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中，人们很难想象，在上千年前，正是“丝绸之路”拉近了渴望交流的世界人民之间的距离。
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打开了中国通向西域、中亚乃至欧洲的门户，汉代设置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进一步从军事和设施上保障了这条横跨亚欧的贸易通道的畅通，从此，外国使团和商旅频繁地出现在了“丝绸之路”上，这时的敦煌已经是“华戎所交一都会”。大业年间，隋炀帝在张掖铺设盛会，宴请西域27国首领，这一史无前例的"国际招商"活动，促进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进入七世纪后，大唐王朝的富庶和开放，使“丝绸之路”贸易达到了鼎盛。千百年来，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和佛教文化昌盛，敦煌无疑成了这条亚欧大通道上最闪亮的一颗明珠。
敦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古称沙洲。她位于中国西北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端，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处。北纬40度10分，东径92度48分。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地处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地带，是一个高山和沙漠、戈壁环绕的小绿洲，以戈壁、沙漠和山地为主，绿洲面积占4.5%，平均海拔1100米。
煌最初立郡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为汉河西四郡之一，史称“三危”、“瓜州”，自古为丝绸之路东、中段各线交汇的枢纽。丝绸之路进入新疆的三条路线，都以敦煌为出发点，不论东来或西去的商旅都经过敦煌，故史书上说，西域诸道，“总辏于敦煌”。自汉唐以来，敦煌成为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华戎交汇的大都会。
敦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境内名胜古迹星罗棋布，
自然风光奇特迷人。现存有石窟寺庙遗址、古墓葬群、
汉长城、关隘、古城、烽遂、古驿站等文物景点241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处。举世闻名的世界人类文化遗产莫高窟，千古绝唱品：唐代的《金刚经》就的阳关、玉门关、非凡神奇的鸣沙山、月牙泉，具有发现于敦煌。 传奇色彩的渥洼池、三危山、雅丹魔鬼城，尤其是莫
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的文化艺术和汉长城、悬泉置历史遗迹，无不令人心驰神往。
1986年敦煌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于世界文化遗产证书，1998年敦煌市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她是飞天的故乡，是世界艺术宝库里的一颗明珠，她是一块富饶、神奇而又诱人的土地。
敦煌壁画
敦煌石窟艺术是集建筑、雕塑、壁画为一体的立体艺术。敦煌壁画在石窟中虽然对建筑起装饰和美化作用，对雕塑起补充和陪衬作用，但其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艺术技巧最精湛，内容最丰富，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交通、社会生活、民族关系、宗教史、艺术史、中外友好往来、文化交流史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形象资料，是非常宝贵的古典艺术遗产。 以莫高窟为主体的石窟群577个洞窟中，现存色彩艳丽的壁画45000 多平方米。被誉为当今最大的美术博物馆。据敦煌学专家多年考证研究，敦煌壁画内容可分为： 一、尊像画：指佛教崇拜的佛陀、菩萨、护佛神等供奉的各种神灵形象。这些佛像大都画在说法图中。仅莫高窟壁画中的说法图就有933幅，各种神态各异的佛像12208身。
二、经变画：利用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通俗易懂地表现深奥的佛教经典称之为"经变"。用绘画的手法表现经典内容者叫"变相"，即经变画；用文字、讲唱手法表现者叫"变文"。 三、神话题材画：是中华民族传统神话题材。指北魏晚期出现的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风雨雷电等道家神仙思想的内容题材。道教神话画在了佛教石窟内，这是禅定思想与道象虚静思想相结合的反映，是佛教思想艺术中国化过程中的表现
四、供养人画像：供养人，就是信仰佛教出资建造石窟的人。他们为了表示虔诚信佛，留名后世，在开窟造像时，在窟内画上自己和家族、亲眷和奴婢等人的肖像，这些肖像，称之为供养人画像。
五、装饰图案画：丰富多彩的装饰图案画主要是用于石窟建筑装饰，也有桌围、冠服和器物装饰等。装饰花纹随时代而异，千变万化，具有高超的绘画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图案画主要有藻井图案、椽间图案、边饰图案等。
六、故事画：为了广泛吸引群众，大力宣传佛经佛法，必须把抽象、深奥的佛教经典史迹用通俗的、简洁的、形象的形式灌输给群众，感召他们，使之笃信朝拜。于是，在洞窟内绘制了大量的故事画，让群众在看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故事画内容丰富，情节动人，生活气息浓郁，具有诱人的魅力。
壁画内容除以上七类外，还有建筑画、器物画、花鸟画、动物画等。敦煌壁画的艺术价值非常珍贵，在结构布局、人物造型、线描勾勒、赋彩设色等方面系统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艺术风格及其传承演变、中西艺术交流融汇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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