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娼”这个敏感词是很多人不愿意提及的,事实上,男人好色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而在如今充满诱惑的社会里,我们不得不说男人好色也应该有底线。那么,男人嫖娼心理从何而来?男人为何好色?下面不妨从男人心理看看吧!>>>补充阅读:男人最受不了女人怎样的挑逗
男人嫖娼心理
嫖妓究竟有什么魅力,引无数男人竞折腰?是人类本性的正常释放,是畸形的病症,还是幽暗人性的原罪?历史、文化以及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综合原因,决定了一些男性更乐于在陌生的女性身上探险,而在各种方式的性活动中,嫖妓往往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选择。
民国作家郁达夫压根都没有想到他会把自己的初夜献给一位妓女。那是一个雪片飞扬的午后,正在日本名古屋留学的郁达夫,按捺不住心中的寂寞,踏上了去往东京的客车。夜半,车停路边一座小站时,受热酒和欲望驱使的郁达夫,毅然跳下车厢,用围巾包着头脸,大声叫人力车夫把自己拉到“妓廓的高楼上去”。
第二天清晨醒来,窗外雪晴,大团的阳光照进屋内,郁达夫的心情却糟透了。看着身边一个“肥白高壮”的妓女袒露全身,朝天酣睡在那里,他“竟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两条眼泪”。
“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郁达夫在自传体散文《雪夜》里回忆他当时的沮丧。是年,郁达夫20岁。但他很快就在返回的列车上原谅了自己:“沉索性沉到底吧!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此后,郁达夫成了妓院的常客。回国后在安徽安庆任教时,他还独树一帜地为自己的猎艳对象设置了三个条件:年纪大的;相貌丑的;无人问津的——电影《一路向西》里,导演兼男配角也亲口说出过类似的标准,理由是这样的女子生意不好,所以服务起来就特别用心。
郁达夫的中学同学徐志摩对嫖妓这件事一样也不陌生。他自己披露的就有两次,而且是在他和民国才女陆小曼婚姻存续期间。1931年6月25日,应胡适之邀离家赴北大任教的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写道:“说起我此来,舞不曾跳,窑子倒是去过一次,是老邓硬拉去的。再不去了,你放心。”
但没过几个月,他就食言了。1931年10月1日,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再次坦承了自己逛窑子一事:“晚上,某某等在春华楼为胡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对不住,好太太!我本想不去,但某某说有他不妨事。”
民国是中国狎客们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在当时的社会风尚里,狎妓虽然谈不上光彩,但也只是一种小节和个人私德,无伤大雅。甚至有人把狎妓当成了毕生事业,唯有做学问可与之比拟,如前清遗老辜鸿铭和康有为。前者创立了著名的“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理论,后者娶了六房太太,却不妨碍他四处欠下风流债。
如果为他们中的“狎之大者”列一个清单,这会是一个非常庞大而豪华的阵容:陈独秀、蔡锷、袁世凯、吴佩孚、郭沫若……就连后来执掌一国的蒋介石也赫然在列。一生服膺宋明理学的蒋介石,年轻时一直在和“色”做斗争,一边戒色,一边也在犯色。他在日记中对此有忠实记载。比如早年间路过香港时,他警戒自己“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结果当天晚上他就破了戒,然后懊悔地在日记上写道:“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
1949年后,随着妓院关张、妓女被改造、卖淫嫖娼非法化,狎客们的春天宣告结束。在新的意识形态里,嫖客和妓女成了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代名词,是阳光下的罪恶,只能在暗处交易。但严酷的环境并没能阻挡一些人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去以身试法,就像去年微博大V薛蛮子的入狱不曾扑灭演员黄海波和导演王全安召妓的念头。
嫖妓究竟有什么魅力,引无数男人竞折腰?是人类本性的正常释放,是畸形的病症,还是幽暗人性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