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战时纸荒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入中国，中国的纸业重镇大都沦陷了。
这个时候，四川夹江纸业站了出来。这是全民抗战中的一部分，是夹江人的荣耀时刻。他们生产的手工纸除了书画纸外，大量用作新闻、出版用纸。蒋介石对此事表现出了未雨绸缪的预见性，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颁发训令：“据纸业公会黄永海等呈，以土纸破产，恳请迅予救济，以维农副等情……查所称各节，尚属实情，自应予以救济，免致十万农民生计所失。”
193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就把首都迁到了重庆，四川成了抗日的大后方，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地200多家报刊、通讯社，38所高校，还有多家出版机构，都需要大量而稳定的纸张供应。
1940年5月迁入四川的印刷企业有12家：京华印刷所、时事新报馆、楚璋印刷所、上海印刷厂、文华印刷所、华丰铸学所、申江印务局、生活书店、汉光印书馆、时代日报社、振明印务局、丽华制版所。（《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上集，1394页）
迁入四川的造纸企业则只有3家：谌家矶造纸厂，又名“建国造纸公司”，入川后设厂址于成都；中元造纸厂，入川后在宜宾设厂；龙章造纸厂，设厂址于重庆。3家工厂内迁设址的经历艰辛备至。以龙章造纸厂为例：1937年，上海失守前夕，龙章造纸厂分成10组船队内迁，共雇用民船46艘，装载机械、物资1200余吨，1至6组到达武汉，7至10组被日军胁迫返回。1938年6月，武汉形势危急，该厂雇用木船16艘再迁四川，被日军沿途轰炸，到达重庆时，只剩两个烘缸。1941年该厂勉强开工，年产各类纸张1200吨，其中新闻纸仅200吨。而同期夹江土报纸、粉报纸（漂白后的土纸）年产量为2320吨。此外，1939年春，王云五等在四川乐山创办了川嘉造纸公司。印刷厂和造纸厂在数量上，前者饱和，后者严重不足。
▲古老的夹江造纸作坊
当时机器造纸业落后，文化抗战显然面临“弹药”不足的困境。
四川省派了专员梁彬文前往夹江督促纸业生产，县长罗国钧更是四处查访、调运物资、发放贷款、组织生产。槽户（造纸户）们被调动起来了，河东马村、大路坎、迎江、漹城、黄土，河西木城、南安、龙沱、华头、歇马，十里八乡的村落间，像碉堡一样的篁锅冒起了青烟。
二、张大千：艺术创作在抗战中井喷
夹江造纸大户石子清此时因脑溢血英年早逝，这位在甲午战争中出生的槽户带头人，在日本又一次侵略的时候病故。他的造纸事业却因一个人的到来而发扬光大，夹江人因此而书写了抗战辉煌的特殊篇章，他就是张大千。
1939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回到成都，为前往敦煌写生备办宣纸，可是他跑遍全成都，竟然买不到宣纸。
现实就是这样，供应宣纸的安徽已沦陷，无纸可供。“没有纸，未必叫我去甘肃喝西北风吗？”这时有人提醒他前往夹江看看，1939年冬，他来到了夹江石子清的作坊。如今作坊原址保留着石子清造纸发达后建起来的两进四合院。正屋门楣上方书“大风堂”三字，是张大千先生的笔意。门左右有当代书法家书写的对联，道是：“纸乡已传千年史；书画可达万古情。”跨进正门，迎面是一堵照壁，照壁的后面放一巨大的书案。它的右边有一屋，十五六平方米，就是当年张大千住过的地方。
▲张大千在夹江时的居所
石子清作坊的技术并不因石子清的去世而减弱，儿子石国良成了这家作坊的主人。张大千花了一段时间蹲窖池、看沤竹、捶竹料、上篁锅、辨帘纹、捣石臼、上纸榨、刷纸、切边角。
技师们告诉他，夹江纸历史悠久，唐代女诗人薛涛的父亲曾经在夹江做过“南安驿吏”，跟当地人学会了抄纸。薛涛更是厉害，将胭脂木浸泡捣碎成浆，杂以芙蓉皮，加芙蓉花末，渗以云母粉，制成彩色的“薛涛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夹江纸“方细土连”被钦定为“供纸”，进入皇宫。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夹江宣纸“长帘文卷”被作为科举“进士试”试卷的专门用纸，每年贡奉10万张。
▲菩萨伎乐图（1941年，张大千以夹江所产之“大风堂造”纸临敦煌壁画）
这一段辉煌的历史让张大千信心大增。但张大千发现，纯竹料制作的书画纸还是有三个缺点：拉力不够，绵韧性弱，抗水性差。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呢？
有人提议在竹料中加入一些棉麻，寸把长，解决拉力和绵韧性问题，再配一定比例的白矾和松香，前者增加白度，后者增加抗水能力。这样，再重的笔，再浓的墨，都不会影响书画家汪洋恣肆的发挥了。
试验了很多次，做出来的样品让张大千欣喜若狂。这种新型书画纸的诞生是书画家和造纸家们精密配合的结果，开辟了夹江纸业的又一新路。
张大千亲自参与制作的这种纸名“蜀笺”，纸上有这两个字清晰婀娜的暗纹。两种纸幅，四尺乘二尺和五尺乘二尺五，云纹的花边，加上“大风堂造”字样，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书画纸。
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诞生的书画纸“大风堂造”蜀笺，拯救了一位伟大的书画家。当他笔下保留下来276件敦煌作品的时候，历史突然发现，那是一位伟大画家创造力井喷的时期。没有夹江提供的“蜀笺”，这场战争还将蒙受另外一个巨大的损失。
三、“土报纸”发出了反法西斯的最强音
夹江纸，最有名，
手工作得这样精。
工人工资并不多，
但是个个能养生。
大女孩，十七八，
两捆纸，背上压，
弯腰向前走，
脸面似桃花。
汗珠粒粒似黄豆，
不断连连滴地下。
抬头长叹一口气，
日寇不打倒，
永生是牛马。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的这首诗写于1943年。当时冯玉祥为了推行他首创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去夹江视察，看到了夹江槽户们制作书画纸的艰难，看到了槽户运载书画纸的辛苦，百感交集之中，他用诗歌塑造了背着纸捆前行的年轻女孩的形象。
1刀纸约6斤，冯玉祥笔下的青年女子背上的纸捆大概20刀，120斤左右的纸捆就这样被背出了山外，去了抗战的前线。
再看看被激发起来的夹江纸业在抗战期间的发展。
槽户由2300户增至5000多户，当时夹江15万人中，8万多人靠纸为生。当时四川全省纸张年产量为1.5万吨至1.8万吨，夹江抄纸产量最高时就达到1万吨，其中，文化、新闻、报刊用纸占总产量的85%。中国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出的最强音，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这8万多人用土法造的纸实现的。
笔者2015年在夹江采访过的91岁的许世钦老人介绍说，当时为了生产报纸用纸，舀纸的纸帘都专门设计成报纸的幅度，纸帘的设计者一位叫薛义和，一位叫何兴源。
在那个时期，《中央日报》《新民报》《新华日报》《天府新闻》《工商导报》《大公报》等主要报纸全部或部分使用夹江土制纸张。《大公报》在重庆创刊，创刊号就是用夹江土纸，后来日销售量10万份，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大公报》的这份光荣因为有了夹江土纸的加入而增添了色彩。（《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6卷孔昭恺回忆录《旧〈大公报〉坐科记》）
▲冯玉祥的书法
抗战时期的教材，也多为“未经漂白的夹江纸”（《成都报刊史料专辑》）。1994年4月16日，夹江马村“大千纸坊”举行隆重的揭幕仪式，时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韩邦彦深有感触地回忆道：“幼时学书法用的都是夹江纸，抗战时期读书的课本用的都是夹江纸，今天终于来到夹江，参观了手工造纸生产流程，这项工艺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夹江要把传统手工造纸这张牌打响，一定要发扬光大，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千年纸乡夹江》，23页）
据廖泰灵先生介绍：1939年，日军轰炸了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造成该报缺纸印刷。《中央日报》一时买不到现成纸张，不得已，只好向《新华日报》借纸印报，以应付场面。《新华日报》也借此机会，向《中央日报》借用铜模浇注铅字。（《千年纸乡夹江》，76页）
1941年二三月间，“军委办公厅关于抵制《新华日报》发行量猛增办法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往来函电”中，2月11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快邮代电，办四渝礼字第560号云：“中央宣传部鉴，密。据报：《新华日报》目前之销数，日达一万五千份，已与《大公报》之销数成相等数字。查其原因：（一）各报业联合会自三十年起决议报费加价，该报切并遵行，仍暗地贬价倾销；（二）发价低廉，派报处乐于代销，尤其对工友、学生，订价尤廉；（三）公营工厂工人因直接订阅该报为厂方取缔，乃变相以工人宿舍为送报地点，订户更多。除分电社会部外，请查照注意为荷。”这则文件反映了《新华日报》深入民心，而其未雨绸缪早备纸张，在报纸的发行价格上占尽先机，也是《新华日报》发行量大的原因。（《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上集，401页）
“一根扁担软悠悠，挑担白纸上泸州。泸州买我连四纸，我喝老窖雄赳赳。”这是抗战以前纸商的生活况味，可是现在不同了，夹江的纸张生产承担了更伟大的责任，它要为中华民族发出抵抗侵略的吼声。
夹江纸张这一段特殊的不拿枪的抗战史，并不亚于战士们拿着枪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的短兵相接。夹江人对中华古老文明免于沦落敌手的贡献，注定要载入史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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