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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现代主义
［摘 要］ 詹姆逊是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单一的现代性》标志着他介入现代性论争。詹姆逊坚持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特征的判断，对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实施了有力的意识形态批判，认为“现代性的复兴”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
［中图分类号］ B712.6［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0257-2826（2009）08-0068-07
《单一的现代性》是詹姆逊2002年的新作。2002年8月，詹姆逊应邀在上海以该书的前言为主要内容作了演讲，在中国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总的来看，整个论争是一边倒的批评声①。回顾这一讨论，我们看到，一方面由于掺杂着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现实思考和民族主义的情绪，许多学者的反应是非理性和过激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诚如《单一的现代性》的译者王逢振先生在该书的“译者前言”中所言，“某些批评文章的作者并未真正理解詹姆逊，但却使用了过于激烈的言语”。［1］(P1）一时的喧嚣过后应该是冷静扎实的细读。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作为一本其前言曾经引起了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在中译本2005年正式出版后，三年来中国学界几乎没有关于该书的完整评介或解读。笔者在这里尝试着对该书作一个比较系统的文本学解读，对2002年讨论中的一些误读作一些纠正，也更希望以此唤起对詹姆逊近年思想研究的新热潮，改变“在日益‘全球化’和‘后现代’的中国，‘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首席批判师的地位反倒日益式微的讽刺性现状”。［2］
一、后现代时代“现代性的复兴”
詹姆逊在中国学术界的出场是他1985年在北京大学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题的系列演讲，演讲中他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代西方文化。1997年出版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判定了后现代在当代西方的“文化主导”地位，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案头必读书，也进一步奠定了詹姆逊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可以说，詹姆逊在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双重身份在场的。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中国学者对詹姆逊的“理论预期”，以及由此对应的“昔日的后现代大师却突然大谈现代性，中国学者的期望落空，批评之声也就应声而起了”。［3］
这里，我们首先要从根本上弄清楚一个问题，即詹姆逊的学术立场是否发生了改变。更具体地说，他是否还坚持其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所持的对时代定位（我们当前处于晚期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文化特征（后现代主义是时代的文化主导）的根本判断。我认为，詹姆逊的学术立场并未发生改变。詹姆逊是在其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具体地说是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相应地，思想文化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三个阶段：19世纪的国家资本主义——文化上的现实主义、20世纪上半叶的垄断资本主义——文化上的现代主义、二战后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并由此得出后现代是时代文化主导的结论。他对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的理解也是如此。詹姆逊认为，现代性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性范畴，“我们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似乎重又有力地提出了自己：如果现代化是对基础发生的事物，现代主义是上层建筑所采取的对那种含混发展的反应的形式，那么现代性的特征也许是试图从它们的关系中找出某种连贯性的东西”。［4］(P310）詹姆逊这里对现代性的理解实际上是西方理论界讨论中关于现代性的狭义用法。如我国学者周宪也认为，广义上的现代性过于宽泛，应该从三个狭义的题域展开关于现代性的讨论，“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5］(P3）在詹姆逊的理论体系中，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一个当下的问题，也正是出于对现代性问题的这种理解，詹姆逊虽在20世纪80年代对文学现代主义有广泛的涉足，但90年代以后他很快转向了后现代，研究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变化与文化上后现代的“藕合”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位最前沿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今天要重探现代性理论呢？
在《前言：当前时代的倒退》中，詹姆逊首先提到当前西方理论界出现的一种现象：在十足的后现代性中现代性的回归。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就已经成为西方学术思想的主流。詹姆逊所言的“现代性的回归”，指的是8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的一股现代性研究的热潮，具体来说就是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和《现代性对后现代性》对后现代的批评，以及吉登斯的“全盛现代性”、鲍曼的“反思性现代性”。如何理解这种现代性的回归呢？詹姆逊认为，当前的“现代性的复兴”是后现代知识市场中的一种商品，“现代性这一口号的复活还能用于什么目的呢？这种旧的现代性语言的重现一定是某种后现代的东西：因为它肯定不是任何诚实的哲学和历史学对我们最近的过去感兴趣的结果。应该说，我们从这里得到的是对现代的重铸，对它的重新包装，也是为在知识市场上重新销售对它的大规模的生产”。［6］(P19）当前的现代性是后现代的现代性，詹姆逊把“当前现代性的回归”纳入其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后现代的现代性作为后现代性众神喧哗中的一种声音，本来詹姆逊是可以置之不理的，正如他90年代以来一直所做的那样。但是，复兴和回归的现代性话语，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霸权性话语，并对其他的多元话语构成了压制，“后现代……产生某种好的相对主义，产生一些多样性的立场，而这些正是复活的东西所趋于封锁的”。［7］后现代理论的领军人物必须对此作出回应。
另一方面，詹姆逊对“现代性的复兴”的回应，也是其左翼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内在要求。他在就《单一的现代性》一书接受《读书》的访谈时讲到，他对“现代性”问题的介入“主要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去看待”，“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是它首先发生在术语和词汇中，即为控制某些词汇或为质疑某些词汇而斗争”，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识别这些概念在公共辩论中所起的作用”。［7］前言中，在引述了德国政治家拉封丹关于现代性的抱怨中，詹姆逊敏锐地看到，现代性的指涉已经从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滑到了全球自由市场和全球资本主义。由此，“左”派必须与强力介入这种话语作斗争，否则他们就会在当前的话语斗争中完全丧失主动权。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参照他近年来关于全球化的论述——《全球化和政治策略》、《论作为哲学问题的全球化》。在这两篇文章中，詹姆逊发现西方理论界现代性讨论中出现了“现代性”概念应用上的“泛化”和“僭越”，即用“现代性”来取代“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和政治策略》一文中，针对亨延顿《文明的冲突》全文不出现“资本主义”而代之以“现代性”的做法，詹姆逊认为，“现代性在这种语境中是一个可疑的词……它完全被用来掩盖任何大的集体的社会希望或目的的缺失。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没有任何社会目标。大肆宣扬‘现代性’取代‘资本主义’，使政治家、政府和政治科学家可以自称它具有社会目标，从而掩盖那种可怕的缺失”。［6］(P378）在《论作为哲学问题的全球化》一文中，詹姆逊提出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即在西方当前思想界讨论中，凡是用“现代性”的地方都可以代之以“资本主义”，他认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接近社会现实。詹姆逊提出，当前现代性的另一个谎言，就是所谓“交替的或选择的现代性……有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的现代性、非洲的现代性……希腊或俄国的现代性、儒家的现代性”。［1］(P24）詹姆逊提出，所有的这些都“忽视了现代性的另一种本质意义，即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本身的意义。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其制度的第三阶段或晚期阶段所投射出来的标准化，对所有这些关于未来世界的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都投以怀疑，而这个世界已经被一种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了”。［1］(P24）这段话正是他演讲中最引起中国学者反感的内容。对于正在走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的中国，掺杂着民族独特性和复兴强国的梦想，中国学者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弄清詹姆逊的本意，尤其要弄清詹姆逊事实陈述与价值立场之间的区别，毫无疑问，他是站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上讨论现代性的全球化的。王岳川先生对詹姆逊“滑向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立场”的批评，［8］确实是混淆了詹姆逊的事实陈述与价值立场，如陆扬先生所言，“詹姆逊的这一阵炮火挨得冤枉”。［9］
二、现代性的四条准则
詹姆逊式论争的风格是走进敌人的内部并打败敌人。就像他以《语言的牢笼》（1972）对语言学转向和结构主义，以《政治无意识》（1981）对文学解释，以《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对后现代主义那样。尽管对泛化了“现代性”持批判态度，詹姆逊还是在《现代性的基本准则》中谈了自己对现代性的理解。具体地说，他厘清了现代性概念的合法性界限（现代性的断代无法避免），论证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叙事实质（现代性是一种叙事类型），批判了当代西方最流行的主体性现代性理论（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性现代性是非法的），阐明了当代西方现代性理论的非法性（正确的现代性理论必须说明现代与后现代的断裂）。
准则一：现代性的断代无法避免。
现代本身就是一种断代，它总是与前现代（古代、近代）和未来相对应，“现代和现代性条件总会带来一些断代史的逻辑，不管它们在最初阶段显得多么隐含”。［1］(P10）结构主义在反对“历史主义”过程中对断代史实施有力的批评：断代是一种同质化的活动，它抛开特定时期多种历史趋势共存的多样性，“试图以单个事件作为观察点，然后，从纵身和横向对聚集而成的各种现实进行整合”。［1］(P11）通过对姚斯“循环的现代”和“类型的现代”的分析，詹姆逊提出，尽管任何断代从本质上讲都是非法的，但是，我们必须对历史叙事作相对化的断代处理，否则我们就无法认识历史。对现代性的开始时间，詹姆逊认同学术界的共识，即现代是指17到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历史。他还特别提出笛卡儿在现代性形成中的标志性地位，“对于哲学家而言，笛卡儿与过去的完全断裂不仅仅构成了现代性的开始，而且也代表了一种自我意识或者说一种自我反观理论；‘我思故我在’这一思想本身将反观当作现代性的一个中心特征”。［1］(P12）
准则二：现代性是一种叙事类型。
詹姆逊在列举了西方学者经常提到的14种所谓现代性出现的标志（从唯名论的兴起，到福柯的《物的秩序》）后，问道：这就是现代性吗？“正确的现代性理论不可能通过把它们（即这些现象——引者注）排列成某种具有等级的综合体获得”，“问题的关键是叙事的选择”。［1］(P13）这里，詹姆逊还是回到了关于断代史非法性的论述，即提出现象的选择和历史的分期都只是出于人们认识的需要，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叙事。那么，这种现代性的历史叙事是否就完全陷入了相对论呢？不是的。叙事也有好坏之分，“可以期待一些叙事比另外一些有较少说服力，或许更有用；即使为寻找某些真实或者正确叙事的努力徒劳无益”。［1］(P14）明确认识到现代性概念的叙事性质，有利于我们袪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之蔽，“认识到现代这种属于第二位的或者辅助性的功能，以及它的解释性特征，而不是完全将它视为一个研究对象，这有助于排除一些虚假的问题”。［1］(P14）
那么，对当代西方的现代性叙事詹姆逊怎么看呢？它是好的叙事还是坏的叙事，是有说服力的叙事还是没有说服力的叙事？总的来说，詹姆逊对现代性叙事持一种批判的否定态度，“现代性哲学基本是没有用的，没有向我们说明任何事情，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现代性属于叙事范畴，现代性永远是一个有讲述内容的故事”。［1］(P15）詹姆逊告诉我们，现代性是资本主义自己最喜欢的的名字。正是通过现代性，资本主义把自己的历史重写为一部不断推进自由、民主、进步的现代性的发展史，并不断地把这种叙事“历史本体化”，比如把“路德教或德国客观唯心主义”作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的出发点”，［1］(P16）比如“在16世纪的热那亚找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萌芽”，［1］(P18）比如“韦伯在中世纪僧侣社会中找到西方合理化（现代化的代名词）”，［2］还比如最近有学者提出把希特勒纳粹主义理解为“使德国现代性开始并达致完成的施动者”，［1］(P16）等等。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动员的重要力量的现代性叙事，其本质是一种虚假叙事，它是“一个带有欺骗性的承诺，其目的在于在长时期内驱除并替代乌托邦视角”，［1］(P15）它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准则三：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性现代性是非法的。
主体性现代性是现代性理论中最流行的一种。这种观点将主∕客体分裂和由此出现的具在主体意识的现代人作为现代性的标志，并认为现代性的历史就是主体性的确立和扩张的历史。詹姆逊是通过海德格尔对笛卡儿的批评来达及对主体性现代性的批判的。笛卡儿“我思故我在”实际上是经由“自我意识”区分主客体，因此，“笛卡儿不仅是现代唯心主义的奠基人，同时他也是现代唯物主义的奠基人”。［1］(P21）但是，经由现象学浸染的海德格尔认为，主体与客体是同时生成、相互建构的，“在海德格尔那里，我们的确很难将首要性赋予主体或者客体，每一方通过自我使对方得以产生——主体与客体通过分离进行假定、通过假定进行分离的最初行动”。［1］(P23）由此，笛卡儿最初的“这样一个自我同样必须被视为一种建构”，［2］即主体的自我同样是一种虚假概念。詹姆逊指出，经过海德格尔和后结构主义对主体性的批判，“从今以后，任何根据主体性而来的现代性理论都让人无法接受……任何试图根据意识转变对现代性进行定位、描述的理论都会遭遇失败。”［1］(P30）紧接着，詹姆逊逐一批驳了主体性现代性的自由主义观、个人主义观以及自我意识和反省性观┠睢
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性现代性是非法的。那么作为叙事的现代性，是否就完全不可以讨论主体和意识这些问题了呢？不是的。詹姆逊说：“当我们对主体性或者意识进行讨论时，主体性和意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比喻性质；那些词本身实际上就是极为出色的比喻，被掩盖或者遗忘的隐喻。正如尼采所说，我们跟随这些隐喻，走进历史”。［1］(P33）因此，“第三个准则实际上并没有把我们抛入那种无法穿透的维特根斯坦式的缄默中，即再也不存在任何可以被叙述的东西”，［1］(P33）我们可以“根据现代性的情境对某种特定的现代性叙事进行叙述”。［1］(P34）主体现代性的同一性叙事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准则四：正确的现代性理论必须说明现代与后现代的断裂。
前面我们说了，詹姆逊始终坚持他对时代文化特征的根本判断，即后现代是当今时代的文化主导。因此，他认为，任何一种正确的现代性理论必须对二战以来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断裂作出说明。当前的现代性理论作出了这种说明吗？詹姆逊回顾了西方重要思想家的现代性历史分期理论。海德格尔区分出“现代性显现过程中的三个时期”：即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的断裂，以笛卡儿为代表的文艺复兴对前现代的断裂，二战后新的技术带来的人与世界关系的新的变化。［1］(P35-37）“福柯具有重要意义的知识考古学是以四种历史时期为基础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前现代时期，17、18世纪的古典时期，19、20世纪的现代时期，今天的反现代时期。［1］(P37-39）但是，这些历史分期都无法科学地说明新/旧历史时期的过渡是如何实现的，尤其是无法说明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过渡。同样，韦伯以合理性来理解现代性，吉登斯所谓从早期现代性到全盛现代性的转变，卢曼继承韦伯对当代社会分化的描述，也都无法达及对当今社会最新变化和断裂的理解。“各种现代性理论，基本上属于倒退的现代概念，以它的抑制和惰性实在无法面对任何一种可以想象的体系变┗……我们不能指望它能够对它进行否定的东西提出可靠的分析。”［1］(P63）当前的现代性理论无法说明后现代的出现。
在这里，詹姆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解释问题上的优先地位。他提出了阿尔都塞、巴里巴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观，并指出只有以生产方式来理解断裂和过渡，历史的变化才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把生产方式理解为一个辩证的总体结构，把历史的发展变化理解为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变迁。“当我们从一种变化过渡到另一种变化时，我们并没有找到相同的‘具体’成分。对这些成分的特性进行界定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的地点，而是结构带来的影响，每一次都不同，也就是说，综合在一起的影响，它形成了生产方式。”［2］其次，他把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理解为不同生产方式的主∕从地位变化。一个时期尤其是变化的历史时期实际上有几种生产方式并存，过渡和变化就是“原来占据上风的第一种由于第二种上升为主导地位而渐渐下降为被主导的一方。……旧体制成分不是逐渐转入新体制，而是从一开始它们就同时存在，发生变化的仅仅是一套或者一种混合的东西占据了主导地位”。［1］(P52）与“马克思对生产方式进行理论化时那种复杂的先进性”相反，现代性理论家们无法从理论上说明这种变化，“在对这些断裂或者过渡时期进行阐述的过程中，福柯没有将它们概念化，也没有使它们得到展现：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总体阐述，即旧体制解体了，在它的废墟中，一种与旧体制毫无相似性的新体制产生了。新体制不属于旧体制的谱系，也不在旧体系的消亡中起任何作用”。［1］(P43）
三、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通过“现代性的四条准则”对现代性实施意识形态“袪蔽”之后，詹姆逊紧接着对现代主义实施了意识形态批判，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美学自治论”批判。
在现代主义那里，“首先它假定美学是独立自治的，具有最高的价值”。［2］詹姆逊的批判是充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精神的，“这种独立自治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最终结果，美学家们总体上把它看作是一种超越历史的、无时间限制的、永恒的状态”。［1］(P132）也就是说，这种美学的自治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具体地说是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19—20世纪）的特殊历史现象，而现代主义把这种特殊的历史阶段自然化、超历史化了。“即使美学的阶段本身处于时间之外，即使接受艺术现代主义暂时离开时间和历史的看法，它也是一种肯定不可能在每个历史阶段都得到或触及的经验，而只能在某些可能的阶段获得这种经验。”［1］(P135）现代主义是把特定阶段的美学经验超历史化了。詹姆逊承认，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客观上确实出现了分化和自治的趋势，阿尔都塞和卢曼关于现代文化“半自治”、“半自律”的观点是有客观依据的，“独立自治的概念和称作半自治的标志之间那种几乎看不见的界限”是客观存在的，现代主义的问题是越过了这条界限，真的把自己看作“独立自治了”。［1］(P132）
2.“纯文学艺术论”批判。
现代主义一方面把美学与社会生活区别开来，追求美学的绝对自治；另一方面，它把纯文学艺术与文化区分开来，追求纯粹的美学。“事实上，从格林伯格到阿多诺，经过美国的新批评，所有主张艺术自治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或现代主义的理论家，都同意文化的观念是艺术的敌人。”［1］(P144）由此，广义的美学分成了两个部分，一边是纯文学和艺术，其中“文学——更具体地说是抒情诗，非叙事的诗的话语——被置于现代主义高雅艺术系统的中心（顶峰）”；［1］(P140）另一边，“出现了把文化变成贬义词的意愿：文化是坏的文化、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由此，“高级文学和高级艺术意味着美学减去文化，美学领域从根本上清除和净化了文化（主要是指大众文化）”。［1］(P145）詹姆逊批判道，“从席勒和黑格尔以降（直到后来的T.S.艾略特），文化一直明显是社会或日常生活与艺术之间调解的空间”，通过这个空间，社会为文化和艺术提供素材和内容，艺术通过文化提升社会生活的品味，“艺术具有挽救和改变一个堕落的社会的功能”。这里我们看到，詹姆逊对传统广义的美学提升社会生活品质的功能是持肯定态度的；同时他指出，狭义的美学——纯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由于抛弃了文化，完全割裂了美学与社会的关联，真的变成了“孤芳自赏”。詹姆逊深刻地指出，实际上，这种纯粹的文学艺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这种文学事实上是一个新的发┟鳌…它事实上是那种划定了界限的、称作现代主义的历史现象（以及它选择以自己的形象重写的过去的片断）”。［1］(P145）狭义的美学或者说纯文学艺术本身就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虚构。
3.“现代主义理论”批判。
在对现代主义理论的两个核心观点，即“美学自治论”和“纯文学艺术论”进行批判后，詹姆逊转向了对现代主义理论本身的批判。经过历史的考证，詹姆逊提出，现代主义理论与现代性理论一样，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叙事。一方面，现代主义理论与现代主义实践存在着巨大的脱节，“这种意识形态——甚至作为现代主义艺术实践的理论化——与现代运动并不是同时期的东西……它是一种后来的产物，基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年的发明”。［1］(P145）另一方面，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现代主义叙事，现代主义理论“必须被看作是一项因不同民族情境而反复出现的计划”，“大量个人都曾集体地为此努力工作，但却未必意识到他们严肃地介入这项历史任务”。［1］(P146）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提供了美国的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1］(P137-141）莫里斯?布良绍提供了法国“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或美学自治的意识形态”，［1］(P149-152）卡尔?海因茨?博里尔创造了德国的现代主义理论。［1］(P153-159）在论述了现代主义与现代性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叙事后，詹姆逊指出：现代主义叙事面临着不可克服的危机。“艺术的或美学的‘现代主义’，基本上对应于一种未完成的现代化的情境”，“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化的副产品”。［1］(P114）在推进现代化实践的过程中，正是前现代与现代的共存、乡村与城市的共存、手工与机器的共存，为现代主义艺术家提供了感知社会变迁的社会经验。“正是前现代或不发达的东西的那种熟悉性，使新事物的暴力获得了引起恐惧和兴奋的能力”。［1］(P117）以前现代的社会经验为参照，对现代化∕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构成了文化现代主义的核心主题，“规定文化现代性的就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全面拒绝，就是一种强烈的否定情绪”。［10］(P42）而一旦完成现代化，没有了“前现代”、“非现代”的参照，现代主义实践的主体——艺术家，就深深地陷入了消费主义和消费文化之中，丧失了对现代化实践的反思向度，再也创造不出经典现代主义作品了。同时，除了“艺术感受”的丧失外，“政治”上的要求也使得反抗现实的现代主义成为不可能，政府“想要的是现行制度的稳定，是结束在现代性口号下实施的那种现代主义变革的形式，换言之，结束经典或高级的现代主义”，“政治现在必须严密监控，对社会冲动要进行压制和规训”。［1］(P134）由此，詹姆逊总结道，“完整的现代化所生产的实际上不是现代主义，而是后现代主义”。［1］(P77）后现代主义正是对高度现代化社会的消费主义和物化等社会现实的反映。詹姆逊坚持了他对当前社会文化的根本判断：当前我们生活在后现代，现代主义已是明日黄花，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复归”，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
参考文献：
［1］ 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 张旭东.詹明信再解读［J］.读书，2002，（12）.
［3］ 曾军.中国学者为何“背叛师门”［N］.社会科学报，2002-11-07.
［4］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ticalism［M］.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2.
［5］ 周宪.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6］ 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 詹姆逊等.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J］.读书，2002，（12）.
［8］ 王岳川.独一无二的现代性：西方文化霸权的逻辑［N］.社会科学报，2002-09-19.
［9］ 陆扬.关于后现代话语中的现代性［J］.文艺理论，2003，（4）.
［10］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 of Modernity［M］.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