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为什么不谈谈我们曾经干了些什么？
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心里很沉重。
当成千上万曾经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回到城市以后，在这些人都进入到了老年社会的时候，众多的自我回忆林林总总，目不暇接。但是我们看到多数的回忆基本上不是对于那个年代里如何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激情，就是在农村里吃苦、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等等。
很少有反思、反省的话语。
在“文革”这场浩劫被发动的五十年的时候，我们这些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的人更多的是在谈论是国家层面的是是非非，是对于始作俑者的分析、批判甚至谴责。但是我们很少看到亲历者的自我反省。好像都是清醒者、局外人，甚至是先知先觉者等等。似乎只是发动者的责任，参与者都是被迫的、被动的，没有任何责任的。
还是一样，很少有自我的反思和反省！
在40年前“文革”在概念上的结束时，我们看到了曾经在十年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再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的控诉，以及到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终于能够回城以后，大家异口同声地把这一切罪恶的账都算在了林彪和“四人帮”的身上；从成千上万的冤案被平反以后，到清算“三种人”的“揭批查”运动里，一切都是这些“文革”的新贵们的罪行。
那么，所有在这些年代活过来的人，自己曾经干了些什么呢？不愿谈，不想谈，不会谈。在一阵愤怒声讨以后，这些灾难很快就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二、“文革”期间为什么会发生大规模的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我们没有自愿！（吴道平：《我们没有自愿“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南方报网》）他说：“今天，拿一千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万种所谓积极的因素，想为那场运动辩护都是徒耗心力：判定那场运动是国家耻辱、青年灾难的性质，只需一句话：‘我们没有自愿’”。
那么，在“文革”期间发生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究竟该不该肯定或者是否定呢？
这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是以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1日发表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开始的。“很有必要”成为当时动员滞留在中国大陆中学里将近400万学生的一句口头禅。因为“很有必要”，也就意味着你必须上山下乡。更何况那是一个“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
“文革”爆发前在50年代开始的上山下乡，到了这个时候已经需要继续延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只是前者因为是计划经济年代初期出现的种种弊端，在国家包揽一切下，无法安置多余的毕业学生所采取的一种办法。这与“文革”爆发以后，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国停课，工农业生产全面停滞，城市无法安置滞留的学生有所不同。因为那是一场人为的所谓“革命”，一场浩劫！
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的刘小萌教授在2014年3月26日接受《共识网》的采访时的那篇文章《不要美化“上山下乡”》里讲得很深刻——“因为绝对讲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我觉得都不准确。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制度方面的因素，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很重要，如果没有毛泽东极左的那一套，这场运动不一定能够发动的起来，即便发动起来，延续时间也不一定那么长，也不一定发生那么多现在看起来非常怪诞的现象。可是要强调是缘于个人的因素，实际就回避了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制度的原因。从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发展、到最终失败，充分证明这个制度是没有出路的。这是我在《中国知青史》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观点。”
他进一步指出：“我在书里确实强调经济的因素，但是我指的‘经济因素’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策，还包括经济制度。为什么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是一个经济因素呢，首先是由于就业的压力才提出的上山下乡运动。”
我们都知道，这场发生在“文革”高潮时的上山下乡运动，有着前因后果的。
前因是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得到了伟大领袖的积极支持，为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后果是一句话决定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搞了三年文革，全国的学校有三届毕业生没有安排。上山下乡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情了。
于是就有了这段“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三、当时你不自愿行吗？你敢不去上山下乡吗？
以云南农场为例，文化大革命期间，从1967年开始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10余万知青被动员到云南参加支边建设。都是自愿的吗？如果是自愿的，为何在1978年举起“我们要回家”的旗帜大返城呢？！
但，确实是存在自愿的。
在云南农场有着著名的“北京五十五”。简而言之就是从北京来云南农场的55个知青。这些“文革”期间上山下乡最早的弄潮儿之一，发起者是东城区25中、65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以高中生为主，不少人的父母亲都是高级干部，他们中一些人在东城区红代会担任了一定的职务。
在那场运动中，其中的一些人从革命的动力在一夜之间丧失了红卫兵优越感、高干子弟的光彩，随着父母的被打倒后消失殆尽。迷茫之中他们要重塑自己，要证明自己的阶级忠诚和找回已失去的优越感。1966年到云南西双版纳“大串连”时留下的记忆被重新点燃。一种豪情油然而生：帝修反卡我们的脖子，进口橡胶很困难，我们一定要种出“争气胶”。于是他们是在揣着首都东城区红代会的介绍信再次去云南探路，想在那个新的天地里再现自身的价值。
1967年11月27日，当他们从当时北京市中学红代会负责人李冬民那里得到消息，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贸口的代表时。几位带头人立即赶到了人民大会堂。匆忙中他们找到了一张从练习本上扯下的纸写下了决定他们命运的报告《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
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是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我们经过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向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终于找到了机会，这份报告交到了总理的手中。第二天上午，这些红卫兵们终于得到了回答。报告上方是总理的笔迹：“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他们的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旁边还有李富春副总理的批示：“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
经过北京市革委会与云南省联系，从志愿报告者中进行挑选，最后选定了55人，他们大多是东城区几所中学的66届、67届高中毕业生。
这些豪情万丈的红卫兵们是1968年2月8日启程。出发前，55个人列队到天安门前毛泽东画像宣誓辞行。铁道部门根据上级指示，专门调拨一节车厢供他们使用。到达昆明后当地党政官员夹道欢迎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云南省军管会考虑到武斗的形势，特意派了一个武装班护送他们。在2月21日到达位于景洪县大勐龙的东风农场，被分配到疆锋农场。
这段经历一直是55位北京知青的骄傲。
这是自愿的，是那个年代青年学生被焕发起来的激情。
最终，在蹉跎岁月中“北京五十五”两死一疯。也有的人很快青云直上，被结合到省革委会领导班子中。两极分化。他们中大多数人在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一大批老干部解放，他们的高干父母复职，通过各种渠道将他们调离云南。只有极少数人是在1979年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的狂潮中返回北京的。
在十年浩劫结束以后，“北京五十五”们中大多数人依旧风光。家庭的背景和个人素质较高，加上在云南上山下乡的磨练，使他们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如鱼得水，有的在政界崭露头角，更多的是在商海遨游，踌躇满志。
刘晓航在撰写的《我们要回家》指出：“这一群雄心勃勃的拓荒者未曾预料道，他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一时冲动，会使他们成为‘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作俑者而载入历史。”
冷静以后，这些上山下乡的先驱者是绝对不可能预见到，那个年代的“自愿”和豪言壮语，也是引发旷日持久，充满血和泪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造成整整一代人整体命运的大迁徙。
他们用激情抒写了自己的青春。无需责难，无需指责。因为在那个年代里，所有人是茫然的，知道真相的是船长！（大海航行靠舵手）如果说这种激情是无比正确的，为何在十年后都纷纷回到了出发地呢？也许在激情背后折射出了我们这代人的无知和愚昧！
不仅是“北京五十五”，上海有一批知青在毛泽东那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的当晚，已经豪情满怀地在去云南的列车上了。也是自愿的。
一直到1971年，云南垦区一共接受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的知青共计12万。其中北京8000人，上海47600人（包括上海郊县青年农民2万余人），成都2万余人，重庆24000人，昆明2万人。
到云南农场（农村插队）的知青12万，究竟有多少是自愿的呢？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站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你不自愿行吗？你敢不去上山下乡吗？
那么，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往事，在1978年以后潮水般地回到出发地城市的知青们，难道不是对于这种被欺骗以后、被蒙蔽以后的“自愿”的嘲讽吗！
四、说那个年代“分外红”是不是“自慰”？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为自己的昨天津津乐道。
四十年以后，我曾在上海奉贤的一个海湾园里建起的“知青广场”里参加了一次活动。那天来了不少曾经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一面面红旗上写着上山下乡目的地的农场、军垦、插队的“符号”，似乎在告示人们昨日的辉煌？尤其是舞台正中央的那块横幅，上面写着“那个年代分外后”。我一惊！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那是十年浩劫啊！“红”了什么？果不其然，一会儿一群同龄人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章，在舞台上跳起了那个年代的“忠字舞”，唱着那个年代的“红歌”。眼前的场景仿佛又让我们回到了不肯回首的岁月里。难道还要回到那个“红”的海洋里遭受浩劫的苦难？
我选择了离开。我看见为数不多的人也离开了。
曾经的知青们，都是亲历者，脑子还没有糊涂，身子骨还硬朗，生活稍稍好了一点，怎么把昨日的苦难忘得一干二净了。难道你忘记了那个浩劫年代里，就是在这样一面面红旗下演绎的疯狂？当年红卫兵们以革命的名义殴打老师、校长，给一个个“走资派”挂上牌子的揪斗，无法无天的闯入民宅的抄家，肆无忌惮地举起皮鞭厮打教授、专家、学者，毁坏千年文物瑰宝。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都处于一种“红色恐怖”之中。
那时是“自愿”吗？
那是一种被激起的愚忠啊！我们曾经的耻辱！
可惜都忘记了，忘得一干二净。
刘小萌教授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书里尖锐地指出：“红卫兵运动并非事发偶然，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17年教育之树结出的一个硕果。而不久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则是红卫兵运动的延续。前后衔接的这两场运动，在内容、形式、宗旨、作用上迥然不同，然而，由于它们都是以‘老三届’学生为主体，并以若干激进学生领袖为先导的，所以不难发现两者间在指导思想、动员口号乃至行为方式上的雷同。”
今天依旧沉浸在“分外红”之中的老知青们，难道忘记年就是打着“造反有理”、“反帝反修”、“解放全人类”这些口号发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了“分外红”，高喊着“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之类的响亮口号。这些在今天看来滑稽可笑的一幕，何尝不是当年我们这代人自命不凡的真实脸谱？
如果没有健忘的话，我们是不是还记得红卫兵们批斗“党内走资派”的凶狠劲头，为了向伟大领袖表示我们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雄心壮志呢？为了实现反修防修，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改造世界观等等虚无缥缈的口号，自愿报名上山下乡，到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迷信与崇拜是红卫兵再次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精神动力。
再次挖开这些“伤疤”，我们还自豪的起来吗？剩下的只有“自慰”。
五、曾经的“自愿”与今日的“自慰”！
我们曾经是那样的“自愿”，今天继续的是“自慰”。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这代人应该“感谢”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个感谢肯定是打上引号的。经历了政治斗争的暴雨骤雨，特别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以后，唤醒了还存在良知的我们！上山下乡的经历，目睹了中国农村的现状以及对于各阶层人民的真正了解以后，无情的现实粉碎了先前给予我们的种种灌输教育。
在思考的空间里赢得了觉醒，于是就有了1976年4·5的天安门广场上的怒吼，于是就有了1978年秋天的大返城，于是就有了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再次奋起。
当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解放思想以后打开了国门，我们开始反省以前所憧憬的关于“革命事业”、“革命斗争”、“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每个人都发现原来自己肩上也长了一个脑袋，也可以自己动脑筋想问题，不能够以别人的思维代替自己的思维。
可惜，持续的时间不长。
我们看见了什么呢？尤其是在今天我们这代人都退场以后又看见了什么呢？
继续自吹自擂，自恋自爱。我们在自说自话：共和国的脊梁、共和国的第三代、为国挑担的老三届等等。在小说、电影、电视剧里继续洋溢着“青春无悔”的恋曲，一部《知青》电视剧里看到的是浪漫与快乐，唯独没有苦难。回忆录、展览会里展现的是战天斗地的激情、接受“再教育”的欢乐、在农村的建功立业。在一台台自发组织的文艺演出、学术研讨会里，以唱响“正能量”为幌子的歌功颂德、把苦难变成了美好，让后人得出了一个印象：那个年代确实“红”。在一片喧哗中，发明了“知青精神”，生怕所有人忘记了自己，一心想着青史留名。
为何不去反省一下呢？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我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在上山下乡前，红卫兵丑陋的历史难道都忘记了？在上山下乡期间，从红卫兵到知青们究竟对于这个国家做了多少令人称奇的好事？千万不要忘记“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带来了“国家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曾经的“自愿”只是极少数人今日的“自慰”啊！
我们这代出生于50年的人，与共和国一起长大的人，眼下急需的反思、反省！
责编：胡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