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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那年的中国社会图景
90年来，对于“五四”的纪念与表述，大多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论争，极少有学者愿意从社会层面去认知那个时代的精神遗存。原本内蕴丰厚，值得再三解读的所谓“五四精神”，多年以来，被简略在爱国与卖国的二元表达之间。
“五四”不仅仅是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的粉墨登场，“五四”也不仅仅是一曲简单的爱国主义赞歌。“五四”之复杂，如同一个热闹的舞台，也如同一个各种新思潮和新主义的试验地。文学革命、学生运动、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使“五四”之年成为一个意蕴丰富的历史切片，而“五四”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话题，至今仍有历史回响。
真实的社会生活是参差不齐的，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真正深入到社会的不同肌理，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新闻周刊》试图从具体而微的角度，选取那个年代的一些社会新闻，用我们的视角，展现那不大为人所关注的另一种社会图景，还原一个更为真切的“五四”。
五四之幕如何开启？
后人给“五四运动”赋予的意义越多，那场运动在今天看起来就越发地面目模糊。“五四运动”并非一个孤立的学生运动，它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后人给“五四运动”赋予的意义越多，那场运动在今天看起来就越发地面目模糊。沿时间向度向前追溯90年，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情，远没有如今天这般排列得如此清楚，也许并没有承载那么多后人附加在它身上的意义。
人们常常习惯于把某个时间的节点作为划时代的标志，却忽略历史的延续性。比如看一看民国初建之时的政要名单就会发现，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张勋、张作霖等等，无一不是晚清政局中的要角。
同样，五四运动也并非一个孤立的学生运动，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探讨五四之幕如何开启，才显得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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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从“二十一条”说起。
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暗寒冷的傍晚，违反正常的外交途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私人会晤之时，提交了几页纸写文件，文件用纸上，印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日置益要求袁世凯：要“绝对保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
文件内容，便是对中国人自尊心伤害超过任何坚船利炮的“二十一条”。按照条约，中国几乎尽在日本掌控之中。
袁世凯意识到非同小可，当天晚上随即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陆军总长段祺瑞、税务督办梁士诒，商量日本要求。
经过了4天的连续会议，这些习惯于舞枪弄棒的军阀和官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决定利用新闻界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
24日，美使芮恩施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了“二十一条”大概。同一天，北京的报纸率先登出了日本要求的消息。
中国政府想利用外国的设想未能实现，那些外国人关心的只是本国在中国的利益。但是中国的公众舆论在这一时期第一次有了发言的机会，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所表达出来的民族屈辱感的心声，全国上下到处可闻。
日置益在与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第三次会见时，责备中国政府一反惯例，不但不压制舆论，反而利用这种舆论。陆对这种指责的回答是：“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这当然是谎话，只是用来作为对付日本人的理由，只是看上去是冠冕堂皇的。
中国国民抵制日货的行动也在那个时期蓬勃发展起来。政府虽然迫于日本的压力，屡下禁令，但是屡禁不止。这一运动一直延续到4年之后的五四运动，并且引发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一场最后对簿公堂的商战。建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的先驱，从建立之初便一直有日本股份。在当时的形势下，商务为了自己的形象，于1919年1月14日在《申报》刊出广告，申明“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收回”。但中华书局在进行宣传时，一方面强调自己是纯正的华商股份，一方面指摘商务含有日本股份。一时间，商务和中华两家出版大鳄之间，剑拔弩张，是为这大时代背景中的小插曲。
袁世凯政府虽然力图周旋，但是依然不能抵抗日本的压力。5月7日，日置益向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政府5月9日6时之前做出答复。8日，袁世凯召集黎元洪、徐世昌以及各部总长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日本要求。9日夜，外交部照会日置益，承认日本的最后通牒。
5月7日和9日，很快就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之后五四运动的两个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此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而在这一时期负责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三个官员：章宗祥、曹汝霖、陆徵祥，则成了几年之后学生运动的矛头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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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中国学生月刊》——当时留美学生的声音主要通过这个杂志传达出来，在这份杂志的3月号上，几乎用了所有的篇幅来讨论“二十一条”。
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正如其中的一篇社论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依照民族的最高利益去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不惜牺牲性命。……中国需要人才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迫切……因而我们的职责十分明确：返回祖国！”甚至有些学生想在暑假期间到美国军部主办的军事营地去受训。
胡适没有跟随这种潮流，他那时候正担任《中国学生月刊》的编辑。胡适写了一封《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保持“爱国的清醒头脑”。胡适说，作为学生，当时的任务“就是读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胡适甚至说：“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胡适给自己招来一片骂声。立刻有文章反驳胡适的建议不是什么“爱国的清醒”，而是“不爱国的糊涂”。胡适身边的同学更加直接地给了他一个称呼：“卖国贼”。
但是胡适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半年后，胡适写道：“新潮之来不可止”，预言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而他自己在一年之后则做了这场革命的领导者。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在留学生归国的热潮当中，因为参与反袁“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到日本的陈独秀在1915年夏天回到了上海。9月15日，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
在那篇脍炙人口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给当时的青年们提出了6条行为原则：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份杂志让远在美国的胡适感到耳目一新，他把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想法寄给了陈独秀。然后，以《文学改良刍议》的标题发表在《新青年》上，谁也没有想到，这篇语气平和的文章，竟然在那个时代掀起了巨浪狂风，成为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炮。
不过，正像陈独秀后来总结的那样：(胡)态度太平和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了这个太持重的缺点……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其时，陈独秀的主要活动还主要集中在上海。国内外新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如吴稚晖、胡适、李大钊、刘半农等人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十分密切。
这一切，到了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才有了改变。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把陈独秀拉进了北大的阵营，胡适也“如今我们回来了”。在进入北大之前，陈独秀已经和易白沙、吴虞等人形成了反儒教的观点，并且把自己的信条归结成两条：德先生和赛先生。
蔡元培担纲北大之后，北大呈现出了新气象。1918年冬天，一帮既有新思想又有活动能力的学生创办了一份《新潮》杂志。那帮学生，如罗家伦、傅斯年等人，后来大多数成了五四运动的带头人。3
很多人惊讶于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对于北大大刀阔斧的改革，每一项措施几乎都是一步到位。这跟蔡元培的资历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即使蔡元培这样的老资历，也存在压力。他的压力来自保守主义阵营。
林纾是当时保守派最有影响的代表。林纾虽然不懂英文，但是凭借助手的帮助，翻译了大量的欧美小说，《茶花女》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可怜一部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但是林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对与其说主动出击，倒不如说是被动应战。
新文化阵营中的人们干劲十足，但是觉得缺少关注。他们需要一个靶子。
林纾被他们选中。
1918年3月15日，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旧派文人的口吻写了一封致《新青年》编者的信，信中对林纾充满褒扬之辞，并对《新青年》做出批评。随后，刘半农对此信做出答复，逐一反驳，极尽刻薄。
林纾开始还手。1919年2月和3月，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发表两篇短篇小说，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其中的一篇《荆生》，被写入历史教材。林纾从此成了反面人物。不过，林纾后来在报纸撰文，承认那两篇故事具有侮辱性，并向蔡元培等人道歉。这种态度受到了新文化阵营中陈独秀的赞扬。
1919年3月18日，林纾还给蔡元培写过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信，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同一天，蔡元培给林纾回了一封长信，后来被人广泛征引。在那封信中，蔡元培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但是纵览蔡元培回信的原文就会发现，即使是蔡元培，在面对旧阵营指责的时候，也有闪烁其词的地方。比如他否认或缩小新文化运动的教授们所提倡的东西。对此，周策纵先生在其名著《五四运动》中分析：在那种环境下，即在落后的军阀政府统治下和在保守势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蔡的答复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大学免受政府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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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林纾不会让蔡元培产生如此的顾虑。让蔡元培感受到压力的，是当时林纾所代表的保守势力。
早在民国初造之时，许多出身于清室的军政要人即使在进入民国体制之后，仍然公开表示效忠清朝。比如新疆都督袁大化拒绝废除顶戴，自称为都督兼巡抚部院；甘肃都督赵惟熙不但自己保留辫子，还禁止他属下的人民剪掉辫子；冯国璋任禁卫军军统时，因恐“两宫触目生悲”，下令禁止北京南苑人民悬挂国旗；最有名的，当属张勋的辫子军……如此等等。
1914年，社会上帝制复辟的气息空前浓厚。当时，两种不同的帝制派同时出现，一种是主张拥戴袁世凯做新皇帝的袁党，另一种则是主张清朝复辟的前清遗老。
袁世凯对于这种复辟的主张采取了纵容态度。对于袁世凯称帝最积极的，是他的儿子袁克定和以杨度为首的“筹安六君子”。
1915年初，梁启超收到袁克定的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梁启超到达之后，发现只有主人和杨度一个客人在场，不免感到惊讶。袁克定对此的解释是：“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聊天。”进入话题之后，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梁：“进来舆论都说共和制度不适合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来得突然，让梁启超感觉到了袁氏父子帝制自为的企图，半晌才回答：“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
6月，梁启超到南京拜访冯国璋，冯是同时和梁与袁来往密切的人物，梁启超企图通过冯国璋打探袁世凯的真实意图。6月27日，两人同时到了北京，冯国璋一连三次谒见袁世凯，每次谈到帝制问题，袁世凯都坚决地予以否认。
但是在之后的12月31日，袁世凯在各种“请愿团”的“敦促”之下，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袁世凯终于当上了皇帝。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精英层面，共和体制已经深入人心。这种现象与底层社会渴望“皇帝”的心理形成鲜明对比，正好符合余英时先生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交激荡的历史断论。
袁世凯称帝，开了历史倒车。各地反袁势力纷纷揭竿而起。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地位，不得不宣布废除帝制。短命的洪宪帝制，前后只存在了83天。
虽然保住了总统地位，但袁世凯大势已去，6月6日，袁世凯死了，临终前，他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像是为自己辩护。有好事史家认为，在当时日本对中国步步紧逼的情势下，袁世凯帝制自为，是想通过称帝集结中国当时散乱的权力布局，以达到与日本抗衡的目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是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手中。而段祺瑞的参谋长徐树铮，正是林纾小说《荆生》中“伟丈夫”的原型。
新思想与旧势力，开始短兵相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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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0月，寺内正毅继大隈重信出任日本首相，当时日本经济正经历着空前的战时繁荣。其财政大臣胜田提出“菊分根”政策，其目的是通过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根基，并使中国殖民化。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这项政策使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
昔日老袁，今日小段。段祺瑞与袁世凯，脱胎于同一个政治母体。
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曾经力主对日本强硬的段祺瑞，开始越来越倾向日本。从1918年的3月到5月这段时间，在得到段祺瑞的许可后，中日就《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进行谈判。根据协定，中国政府允许日本有权在北满洲和外蒙古驻军，允许日本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为中国海军和陆军配备日本教官，此外日本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权力。虽然谈判是在严加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5月5日，中国留日学生不顾日本警察的干涉，举行了一次集会，会上做出决议，所有留日学生5月20日集体回国。在第二天的另外一次集会上，46名中国学生被日本警察逮捕，这激起了中国学生更大的愤怒。他们返回日本，声称条约因其军事性质不能公开。没有哪个归国而来的留学生理会这个指令。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5月21日，北京许多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等高校的2000多名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上午9点，学生们聚集在新华门总统府的会客室前，要求会见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等人接见学生，劝说他们回校，但是没有奏效。最后冯国璋会见了13个学生代表，并承诺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学生们才开始散去。这次的学生代表，如段锡朋、许德珩等人，翌年都成了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那时候，巴黎和会还没有召开，但五四之幕已经开启。舒缓的历史河流，经历了数年的酝酿，又一次迎来了激流勇进的时刻。
赵家楼上空的火光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他的让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的观点，在当时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
被堵在东交民巷西口的3000余名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在烈日下已经等了很久，“虽无厌倦之容，难免愤恨之态”。这是1919年5月4日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东华门，行至东交民巷西口受阻。
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等学生团体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4周年纪念那天，举行示威大游行。然而，从巴黎不断传来的消息，已使学生们等不到这一天了。
5月4日下午学生们齐聚天安门，两点半左右开始游行。他们挥舞着小旗，上面写着“还我青岛”“拒签和约”“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进发。
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青年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不时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偶尔又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便是游行总指挥、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
东交民巷本是学生游行的目的地，学生们本想向美、英、法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不巧，5月4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各国公使都不在。后来，在北大就读的罗家伦等几位学生代表，只好将“说帖”留在了美国公使馆。
接着，学生要求穿越使馆区游行，但捕房不让通过，说除非大总统同意才能入内。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和约》，规定这个地方为中国人不得随意通行的使馆区。于是，东交民巷成了“国中之国”。
巡捕打电话与总统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领。此时，三千学生在狭窄的东交民巷西口已等了很长时间，他们变得懊恼而愤怒。忽然，人群中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
曹汝霖在段祺瑞执政时曾任外交总长，当时任交通总长，曾参与向日本大借款，又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而陆宗舆、章宗祥同为“二十一条”谈判的当事者，此二人都曾留学日本，又都出任过驻日公使。因此，曹、章、陆三人一向被视为著名的亲日分子。
学生决定改道向曹汝霖家去。在此紧要关头，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同学不要激动，不要去。但喧嚣愤怒的浪声，使年仅23岁的傅斯年无法控制局势，于是他便自举大旗率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
打进曹宅
游行大队退出东交民巷，掉转向北，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浩浩荡荡，扬起一路灰尘。学生们高喊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传单主要是两份宣言，一份是文言的，一份是白话的。前者由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起草，后者则是到公使馆送“说帖”的学生代表罗家伦起草的。大约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到达了离外交部不远的曹汝霖住宅。
曹宅位于赵家楼胡同，但其建筑并非楼房。根据曹汝霖本人的回忆，当时曹宅分为东西两个院落，西院是中式房屋(包括大门及门房)，东院则是一排西式平房，曹住东院。
当日中午，曹汝霖、章宗祥正应总统徐世昌之邀在总统府参加宴会。席间，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说天安门外有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回家。但曹、章二人并未重视这一劝告。
下午3时许，曹、章回到赵家楼曹宅，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守卫。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个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也来了。
4点半左右，愤怒的学生到达曹宅，大叫“卖国贼！卖国贼！”许多学生都向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头和白旗子。曹的父亲患半身不遂，这时正坐在廊下，由一婢一僮服侍。一块石头飞来，由婢女挡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的父亲未被掷中。
学生要冲进曹宅，可大门已关。这时，有学生爬上一个不太高的围墙，打破窗口玻璃，跳进曹宅。然后陆续有学生进去，并从里面把大门打开。此后，大群学生涌进曹宅。
打进曹宅后，学生满以为曹、章等人正在客厅开会，不料，客厅和书房都找不到人。激动的学生便把客厅、书房的花瓶瓷器等物捣毁在地。接着，学生又跑到曹的两个女儿的卧室，两女不在，就拆下铁床的柱子和零件，转到曹汝霖妻子的卧房。曹妻锁了房门，学生便用铁柱撞开房门，问曹在何处。曹妻答，他在总统府吃饭未归。学生便把所有镜框家具完全打碎，把首饰等物抛掷在地，用脚踩碎。
随后他们又走到曹汝霖父亲的房里，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取出匣子摔了满地。曹父说，这都是人家送的，舍不得用，就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但学生们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
放火、殴人与“烈士”
曹汝霖仓促间躲进一个小屋，章宗祥、丁士源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仆人引导下躲进地下锅炉房。混乱中，学生没有发现曹汝霖藏身的箱子间，直到警察总监吴炳湘赶到，抓了学生，曹才从里面出来。
其间，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取出随身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匡的这一举动被北大学生段锡朋发现，段阻止匡说：“我负不了责任！”段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而北大又是学运中坚，因此，段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样，自认为是要对此次活动负责的。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当时，除了段锡朋以外，还有一些同学，特别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为，对此颇有非议。
章宗祥等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章身着礼服，学生们以为他就是曹汝霖，把他包围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这时，中江丑吉和曹家的佣人，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忽然，群众中有人又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又去杂货店把章宗祥拖回曹宅继续打。
此前，一些学生刚看过章宗祥的照片。北京高师5月3日晚开过一个会，议决用猛烈的方法惩戒曾经签字“二十一条”的当事者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当时有一位同盟会老同志曾秘密地将章宗祥的照片交给他们，因为曹、陆的相片在大栅栏等处的照相馆时常看见，而章则任驻日公使，面貌不甚熟悉。
混乱中，学生看见起了火，又听见有人大叫“曹汝霖已经给打死了”，很多人可能害怕做得有些太过分了，纷纷散去。此后，军警前来捉人，32个学生被押去警察厅。
章宗祥被警察送进同仁医院，此后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学生们担心，这一次有放火殴伤等重大情节，政府又抓了学生，如果用学生抵命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北大有一位叫郭钦光的同学，刚巧死了。郭原本有肺病，在5月4日那一天，可能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去世。学生怕章宗祥同他们打官司，北大学生狄君武提议，大家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是5月4日那天被曹家仆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成了“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
“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罗家伦事后撰文如是说。
万人诺诺，一士谔谔
迫于压力，政府于5月7日上午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该校全体学生，在北大红楼前迎接被捕同学返校。北京高师被捕学生返校情景更为热烈。学生刚到校门口，就被欢迎的同学和邻近的居民围住。他们一下车，就给戴上大红花，把他们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
就在大家为学生齐声喝彩的时候，正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可谓万人诺诺，一士谔谔。
梁漱溟在报上发表题为《论学生事件》的文章，他说：“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让“五四”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在当时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反对梁漱溟的意见很快占了上风。
北京《晨报》刊发文章《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认为法律应该为正义事业服务。文章说：“我们人类现在既已承认学生运动是合乎正义的，国家和法律也应该跟着我们人类往一条路上走。那些道德上承认，法律上不承认的话，是野蛮时代的法律，专以维持秩序作目的的……这种法律观，单是救济人治之弊的，在现在的国家内，实在没有什么功用。”
《国民公报》发表署名陆才甫的文章《学生无罪》。报社社长蓝公武也发表题为《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的文章，认为群众的正义行动可以侵犯个人自由。蓝公武在“五四”运动以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在1949年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蓝公武在文章中说，“梁君说无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许他人侵犯，这话本来极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于群众的行动，那就不能有这样的说法了。法国在欧战初起的时候有个极有名的社会党领袖，因为主张平和，被群众打死，后来并没有发生法律上的问题。这种事情实例不知有多少。”
多数人迷茫了……
倒是当时非常活跃的学生代表罗家伦，此后迅速进入反思，内心中不无矛盾和冲突：“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一年后，1920年5月，在胡适的安排下，罗家伦与段锡朋等人一起赴美留学。
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则更加迅速地与“五四”绝缘了。5月4日那天，大家本来要推选他担任学生联合会的临时主席，但傅斯年对暴力行动有些疑虑和不满，在随后的辩论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陶姓学生打了他一拳，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再发生关系了。
(本文参考了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彭明《五四运动史》、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萃与解读》、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陈明珠《五四健将——罗家伦传》、焦润明《傅斯年传》、王为松《傅斯年印象》、郑大华《梁漱溟传》以及相关老报纸。)
李超之死 演变成学界的公共事件一个普通女生之死，何以“小题大做”，进而演变成学界的公共事件？
1919年11月25日，星期二。下午1点，胡适终于开始动笔写作《李超传》。
李超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3个月前病逝于法国医院。
女学生体弱死于肺病，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稀罕的是，这桩普通的死亡事件竟然演变成了公共事件，全国知晓。
李超其人
女生死后不久，胡适收到一包李超生前的书信，是朋友为她清理遗物时发现的。这些信稿已被李超的朋友分类编辑过，他们希望北大教授胡适对这位女学生的不幸辞世写点什么，以便在追悼会上宣读分发。
读了李超的书信，胡适产生了为这个女子作传的想法。从11月12日起，他几次三番将“作《李超传》”的计划写在自己的日程表上，但动笔却一拖再拖，直到追悼会前5天，终于一气呵成。
李超是广西梧州金紫庄人，父母双亡，姊妹3个。父有一妾，李超是跟随她长大的。李家是一个大家，家产不菲，但女儿均无继承权，所以过继了一个侄儿，继承香火。
李超到20岁时，在家中的处境开始艰难起来。因为过继的嗣兄才是家产的真正继承人，才有权支配家产。李超的两个姐姐都已出嫁，嗣兄也已结婚，为了早日尽享家产，嗣兄最怕李超读书不嫁，还要靠家产生活。
也正应了他们的担心，这个倔强的妹子偏不肯早早出嫁，要用家中银钱供自己读书求学。于是，李超成了哥嫂的眼中钉。
其时，李超的教育程度已不算低。她幼年随做官的胞叔识字，10岁后接受家塾教育，学习经史，民国初年就读于梧州女子师范，毕业后于1915年和同伴组织了一个女子国文专修馆，1年后解散。
家庭生活的烦闷，使李超产生了去外地求学的想法。1918年6月，李超只身来到北京，9月入女高师旁听，后改为正科生，第二年冬天被校医院确诊为肺病，先入首善医院调养，濒危时转入法国医院，于1919年8月16日下午病逝。
胡适为可怜女子作传
李超死时二十三四岁。据李超同乡的记述，在北京的短短一年间，特别是从生病到去世期间，李超“时露抑郁”，同学同乡都“莫知其故”。胡适认为，李超病由心生，“她本来体质不强，又事事不能如她的心愿，故容易致病”。至于“抑郁”的原因，胡适给出的解释是：学费。
胡适认为，“旧家庭的黑暗，历历都可想见”，李超外出求学的重要动机，是避免高压的婚姻。但在胡适看来，李超的问题，首先是家庭财产继承制度导致的经济问题，家中有钱却无法支配，使她一直在殚精竭虑地四处借款。所以胡适说，李超的根本问题，就是女子不能算为后嗣的大问题。
《李超传》主要是围绕李超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组织材料。嗣兄百般阻挠李超离家，在信中以乡间惯例、乡党非议等理由威吓，被胡适称为“高压的家族制度之一篇绝妙口供”，背后的用心却是财产的考虑。李超病死后，丧事由同乡料理，棺材一直停在北京一座破庙里不知如何处置，而其兄来信却说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更加揭示了经济利益视野下家庭成员的残忍面目。
胡适替这个“可怜女子作传，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国传记里一篇长传”。胡适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工夫，为这个素不相识的女子作传呢？胡适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
名流齐聚追悼会
追悼会的发起，后来成了女高师和北京大学的共同行动，进而成为北京学界的一个公共事件。发起人名单中，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知名学者，有罗家伦、康白情、张国焘、黄日葵等北大学生，也有女界名流吴弱男等。
当时正在北大就读的邓中夏，以“大壑”为笔名，为长沙《大公报》撰写了《李超女士追悼会纪略》的报道。他在报道中说：“先前李超的为人，没人晓得。后来死了，她的书信给她的朋友瞧见了，才惊骇起来，发起追悼会，京里一般有思想的人，更为注意。”
追悼会于11月30日下午，在女高师如期举行。会场坐得满满的，男女来宾千余人。会场前方摆放着李超留短发、穿学生装的遗像，像框上方是蔡元培的手书横幅“不可夺志”。胡适写的《李超传》，也在会场上散发。
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社会名流均到场发表演说。邓中夏描述他们的演说是，“均淋漓尽致，全场感动，满座恻然，无不叹旧家庭之残暴，表同情于奋斗之女青年。”
胡适和梁漱溟等人主要着眼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问题。胡适谴责了女子不能继承财产和有女不为有后的男尊女卑制度。梁漱溟认为，问题在于妇女的自身觉悟。他在追悼会的演讲中说，“现在重要在怎么使妇女界感觉她们自身种种问题，有了迫切的要求，自然会寻觅路子去解决。”
蔡元培、朱执信等人则从李超之死，广泛讨论女子教育问题。为了解决女子上学的经费问题，蔡元培提出，个人的所有财产都不该承袭，都要归国家，做教育经费，因为承袭财产是资产阶级保存自己财产的一种方式。如果遗产归公，不仅像李超这样的人不会死，那些做苦工的穷女人，也可以受到应有的教育。他从这个角度提出了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
到会的男女青年学生也纷纷发表演说。邓中夏采写的报道说，北大学生黄日葵等多人，“均极沉痛”。其中以女高师国文部的两位女同学的演说，最为引人注目：“李女士受家庭专制之苦，如此其烈，而未向同学道过只字者，全以女士尚有两种旧观念未能打破，即‘家丑不能外扬’与‘以穷困为耻’之观念是也。吾辈女青年对于旧家庭之压迫，不可再抱家丑不外扬之陈腐观念，宜即宣于大众……”
的确，在整个事件中，李超本人是沉默的。一个远离家乡的弱女子，告贷无门，而且碍于自尊又不愿家丑外扬，贫病交加，被迫而死。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妇女的觉醒，在风起云涌的妇女报刊中，揭露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和批判旧家庭的声音日隆，女性在报刊上揭发家庭罪恶的文章甚至成了一种类型。
这次追悼会收到挽联约千余副，其中蔡元培的挽联是：求学者如此其难，愿在校诸君，勿辜负好机会；守钱虏害事非浅，舍生计革命，不能开新纪元。
追悼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5点，实际上成了妇女问题的演讲大会。
(本文参考了杨念群《新史学》第一卷、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彭明《五四运动史》、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萃与解读》、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三)》以及相关老报纸。)
一个“小贩”的非正常死亡在抵制日货的浪潮中，如果说学生的倡导是单纯出于满腔热血，那么商人的回应则要复杂得多：一部分人消极对待的商人，多少有些被裹挟的意味；而另一部分积极响应者，除了爱国热情以外，不无利用的成分
本刊记者/张鹭
1919年的一个夏日，在经济和名誉同时破产之后，以卖东洋杂货为生的苏州小商贩王国才陷入绝望。在妻子的守护下，他眼带泪珠、满怀愧疚地度过自己30多年人生旅程的最后时刻。
致命的凶器是三包高磷含量的火柴头，它们被王国才当作药丸悄悄服下。之后，他蒙被而卧，呜呜咽咽地向妻子表达了自己的歉意，没有给妻子留下任何施救机会。
“王国才”之死
这个贫穷的家庭位于苏州玄妙观后一条名叫牛角浜的小巷里。绕过几家拆字摊、铁器店，就能看到一家旧货店，旧货店的楼上就是王国才一家租住的地方。玄妙观所在的观前街，相当于老北京的天桥，是一个集小吃、杂货、杂耍的传统集市。
在很长时间内，居住于苏州市中心繁华地带的地理优势，并没能为王国才的人生带来任何机遇。他之前在一间米行学徒，其间娶了媳妇——账房先生的女儿。他的运气不够好，刚刚3年学徒期满、就要拿到3块钱的月薪时，店主破产，他也因此失业，从此只能靠打短工和妻子做女工维持生计。
同学宋捷三的指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任职于一家洋行的宋捷三认识一家东洋号家，对方是个杂货商，专门从日本贩一些小孩玩具和学堂用品之类来苏州，再招一些本地小贩摆摊卖掉。在宋的担保下，王国才以免交保证金的特殊待遇批了20块钱货物，在玄妙观山门口租了个地方摆起了摊。
定价从廉，加上为人和气，让王国才的生意非常红火。一个月平均算来，至少能赚到10多块钱。妻子这时也换了个新工作：专门糊一种纸匣，每天除去材料之外，也可以得到工钱二三角。
至此，过去的一切不顺利，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直到有一天，他的小摊被卷入一件改变历史的大事：因为日本人欺侮中国，夺我青岛，北京学生率先走上街头，引得全国人心激愤，一致抵制日货。
谨小慎微的王国才没读过多少书，连个字条也看不明白，无法理解这么大的一个风潮。风潮之中，起初每天还有几个人来光顾，后来一天天减少，终至无人问津。妻子糊纸匣的工作也受了影响，为了省钱，王国才在东洋号家曾批发了三四十块钱五彩的包装纸囤在家里，这样一来，这些花血本批来的纸也不能用了。
“王国才”是个虚拟人物，事实上他存在于小说之中。小说的作者、清末民初文坛的著名翻译家、小说家和出版人包天笑，套用了俄国作家赫尔岑同名小说的名字来命名这篇作品：《谁之罪》。
小说发表在包天笑主持的《小说画报》第21期上，出版时间是1919年9月1日。在后记里，作者强调，“我做这篇小说，确是纪实”。
抵制日货
“风潮一天激烈一天，不多久就从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内地。苏州地方一向跟着上海走，便有学生成群结队在街上游行。”
苏州学生对北京“五四”的呼应，与包天笑描述的一样快。据《五四运动在江苏》一书记载，早在5月6日和5月7日两天，东吴大学、省立一师、工专、农专、医专以及桃坞、英华、晏成、萃英中学等学校就分别建立了学生自治会。
5月9日下午，苏州学界就举行了环城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鼓动民众。第二天，苏州学生联合会成立，议决以宣传、讲演、调查国货、抵制日货为急务，联络各地商会切实倡导，公电吁请各地学界共策进行。
到了5月28日，苏州学生全体罢课，学生们在国旗下宣誓完毕后，再次掀起了一场万人规模的游行。他们从体育场出发，到察院场口，然后分路回校。所持标语旗，都插于玄妙观，伴供众览。玄妙观成了一片“惩办卖国贼”“还我青岛”等旗帜的海洋。
在包天笑的小说中，这样一个下午，“王国才”听到消息，许多爱国学生要到各家店子里搜查日本货。他急急忙忙把摊子收起来，东西还没收好，就遇到了游行到玄妙观的学生。
看见王的摊子上全是日货，激发了学生们的义愤。有人嚷着说，“这是卖国奴，专替东洋人销货色”，“应该把他的东西全数烧掉了”。“王国才”瞪着眼睛，张着口，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是身子乱颤。一个学生提议，到他的家里去搜搜。
一群人跟着“王国才”从玄妙观山门口，涌到牛角浜。到了门口，家里人惊慌失措，以为他犯了什么罪，捉人来了。幸亏有几个明白事理的学生安慰说，“你们切勿惊慌，我们是来搜查日货的，绝不来惊扰你们。”学生们搜查半天，把他妻子糊纸匣子用的纸料搜了出来，一调查是日货，七手八脚地搬到玄妙观后面的空场上烧掉了。
在1919年的现实中，此时，几乎整个苏州城都在接受学生们的思想洗礼。东吴大学迅速形成了爱国学生讲演团，分头在热闹场所演讲。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生，自编自演了一出亡国惨剧新戏，将“朝鲜灭国惨史”编入，借以惊醒国人。
东吴大学各科学生除积极宣传外，还带头不用日货，各人将自有之日本货物，一律毁尽，并对天立誓，今后不再购买日货。苏州的报社，拒登日人之广告。所有各街巷口之日人广告，一律被学生等拆除撕毁，并换贴“劝用国货、抵制日货”等种种印刷字样。
商人的义与利
家里被学生们搜查后，“王国才”又急、又羞、又恨、又气，从家里走出来，随时能感受到路人的指指点点，“这是卖日本货的朋友”。
他被烧掉的货物都是从东洋号家赊来的，现在两手空空，无法面对热心为自己担保的同学宋捷三。“当此米珠薪桂，每天的吃用是要的，而且又担了个卖东洋货不爱国的恶名誉”，两相叠加，让他不堪重负，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包天笑并未把王的死归因于抵制日货运动，“你说‘王国才’的死，是人家害了他吗？人家何尝害他，也是光明磊落，一国国民到此地步应有的举动。”
苏州这场光明磊落的举动，在6月6日那一天，从抵制日货升级为全城罢市。看到苏州商会对于罢市的迟疑，苏州全体学生在这天一次次排队到商会请愿，商会领袖则表示要邀集各业董事会商后方能决定。
据《申报》报道，6月7日，学生们说，如不允8日开会议决罢市，则情愿“饿腹终夜，在此不散”。商会会长无奈同意次日开会，下午5时一律罢市。
8日一早，学生们便开始分队挨户劝说商家罢市，“凡学生所到之处，商店即相率闭门”。苏州罢市发生时，“如有心存观望之商店，不受学生劝告，即众口詈之为冷血动物，非使其自悟闭门不止”。
然而，学生们强大的动员能力并没有使得罢市完全实现。6月10日的《新闻报》报道，苏州各商店米店、酱园、南货店等虽在照常营业，然皆半掩其门。饭店则开门者居多数，酒店仍在暗中营业。
10月的《新闻报》也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江苏省一个县的学生调查队发现，一家商店里的火柴有问题，它的外包装上印有“中华民国万岁”的字样，而实际上却是日本火柴，学生们当场销毁了这批商品。
为此，学生们不得不在商人动摇之际表示警告，或忠告商家“保持人格、坚持到底”；或晚间在各店板门上用粉笔大书警告文字；甚至“易服潜行”，将油印传单数万份塞进各商店的门缝，要求商家继续罢市。
“那些洋广货业、转运业、出口业以及与外国人有关的服务业等，往往会因为抵制日货运动而遭受直接损失，反对之情不难理解。而对那些与外商竞争较激烈的行业而言，抵货运动的另一面是国货的发展机会。”复旦大学副教授冯筱才，倾向于用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不同行业和地域对抵制日货的不同态度，“运动中抵货态度最为积极的是国货的生产厂家，如上海、无锡、武进、南通、江阴等地，国人经营的纺织工厂较多，因此这些地方的抵货运动便远较苏州、扬州、镇江等地为热烈”。
冯注意到，“五四”时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上海厚生纱厂老板等，都表示愿意出巨款支持学生运动，而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也与上海学生多有联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简照南之子简日林，日后回忆说，“每一次发生反帝运动以后，我们的业务就蓬勃起来，也一再地把我们从危机中挽救出来。”
经济学家俞宁颇在1931年指出，由于日本输华货品多为我国自行供应不足的日用品，如棉织品、糖、煤、纸、木、面粉、鱼等，无一非我国重要之必需品，所以抵制日货仅能限于一时热度，而不能持久。
根据1933年日本研究会《抵制日货之考察》的研究，正因为有实际的困难，所以每次抵制日货行动结束后，中国商人均大量购进日货。日货销量前后相加并不会有太大的降低。民众的消费欲望由于短时间被压制，突然的爆发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增长。据俞宁颇统计，从1907年至1929年的23年中，日本对华输出额最高的年份分别是1925年及1919年，两年都是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年份。
(本文参考了《五四运动在江苏》《五四运动在苏州东吴大学》《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跌荡一百年》《承继谴责遗风的通俗社会小说》《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广陵潮》等)
被格外照顾的人力车夫对人力车夫的关注，似在追寻着一条从人道主义到劳工神圣，再到民粹主义的潮流路线
1913年秋冬时分某天，鲁迅在大街上看到几个壮汉围殴一名人力车夫，当晚在日记中愤然写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
此时，鲁迅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点还是在“如野狗”的“人性”上，对身处弱势的人力车夫着墨不多。时间向后推移6年，鲁迅在大冬天搭车赶路，途中擦到一位老妇的衣服，她应声倒地，鲁迅劝车夫不要多事，继续赶路。车夫却毫不理会，搀她走向附近的巡警分驻所。鲁迅顿觉这个“满身灰尘的背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对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件小事》，后来有人提出质疑，说向来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鲁迅，难道真的会“仰视”一个国民性十足的车夫？该质疑提供了一个分析路径，就是“倘要论此，还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个社会状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新文化运动对人力车夫的集中关注。
一
1917年2月，李大钊在《甲寅》发表《可怜之人力车夫》。在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刘秋阳看来，这是新文化运动对人力车夫关注的开始。刘秋阳曾对这一时期的人力车夫做过细致研究，并撰有两篇与此相关的文章：《人力车夫与五四运动》和《中共领袖与人力车夫》。
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了这一职业的两个“命门”：一、“以理言之，则以人类为牺牲，乃最背乎人道主义”; 二、“以利言之，则驱尔许之劳力，掷于不生产之职业，乃见讥于经济原理。”这一既不符合人道主义又不符合经济原理的职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工厂不兴，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归于此途”，“宁为牛马于通衢，犹胜转死于沟洫”。
人道主义和经济原理，都是从西方贩运过来的名词。前者事关平等，后者事关效率。有论者认为，倘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两者都不是问题：前者说的是分工，当无贵贱之分，后者说的是服务业，虽是“不生产之职业”，但为生产创造了条件，显然并非“见讥于经济原理”。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严昌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文化运动中很多写人力车夫的作品，特别是前期的作品，多是为了表达一种同情，其感性的成分多过理性的成分。严昌洪也曾对这一时期的人力车夫有过深入的研究，并结集而作《近代人力车夫群体意识探析》。
李大钊之后的几篇有关人力车夫的作品，就颇能看出其中的同情之意。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刊发了两首白话诗，题目都叫《人力车夫》，一篇是沈尹默的，一篇是胡适的。沈尹默在写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后，提到了人力车夫：“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胡适则遇到一位少年车夫，年方十六，却已拉车三年，不禁“心中酸悲”，有心不坐，对方却说：“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在“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的小车夫面前，胡适坐又不忍，不坐也不忍，其同情心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
这种对人力车夫不可抑制的同情心，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下层民众关怀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这种关注来源于当时对“人”的发现。这种关注有三个重点，一是对妇女的发现，二是对儿童的发现，三是对下层民众的发现。“这些以前都是不被发现的(群体)，不认同他们作为‘人’的价值，”钱理群说。
这些新的发现，与当时西方的进步观念大量涌入中国有关。自清末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大量知识分子开始走出去，大口地呼吸国外的新鲜空气，带回来一筐筐“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这些思想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平等的关怀。钱理群说：“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小的时候，下层人就像花草一样。现在才认识到，他们也是人，一个独立的人。”
而在下层民众中，人力车夫不仅很有代表性，而且是显而易见的代表。根据当时对人力车夫的调查，其全年拉车总收入平均94元左右，扣除向车行缴纳的车租25元和车夫个人消费的33元，一年一个车夫平均可向家里供给36元左右。这仅够维持一个成年人一年的消费。但根据甘博和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当时北京的人力车夫家庭人口数平均为4.37人左右。按照当时比较流行的折算成成年人的办法，则一个车夫的成年人口平均可达到3.89人。也就是说，车夫的收入仅够支付半个家庭的生活成本，另外的一半则要靠其他的收入来源。在其他的收入来源非常困乏的现实下，人力车夫家庭大多过着收不抵支的日子。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出现了一种被陈独秀称为一大“特色”的现象：“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六十几岁的老头子，都上街拉车”。
人力车夫受到密集的关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天天出现在大街上，是最显眼不过的下层民众了。作为当时的一种主要交通方式，人力车也是知识分子代步的主要工具。旅途漫漫，加之知识分子问东问西的天性，人力车夫遂成为这些知识分子了解最多的下层民众。知识分子的“博爱”情怀，于是全都事无巨细地流淌到人力车夫身上。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对人力车夫的关注，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同情，尚没有上升到“神圣”的高度。
二
但这时，“劳工神圣”的思潮已经悄然潜入，并被1918年蔡元培的一个演讲充分地激发出来。
1918年11月16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公报传出的第5天，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天安门外专门为庆祝协约国胜利搭建的演讲场地上，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演讲的内容不足300字，但因其显赫的地位和影响力，已足以产生类似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传播效应。他以演讲惯用的排比句，让整个演讲听起来气势磅礴。
这篇演讲的一个背景是，中国虽被列入战胜国之列，但实际的贡献只有在法国参战的15万劳工。在举国对战胜国的称谓寄予厚望的情况下，劳工的价值被赋予了“民族救星”的扩张定义。
当时国人对协约国战胜的欣喜，梁启超曾用“普天同庆”来形容。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对“同庆”的场面有过这样的描述：“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教育部下达号令：11月14日全国高校放假一天。北京大学则在此基础上再加两天，老师和学生都上街“提灯游行”，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轮流演讲。“每人限讲5分钟”。时值北风凛冽，在声嘶力竭下，讲员的喉咙“不到5分钟已发哑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撰文表示，在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十四条”的感召下，国人似乎期望将过去几十年所受之屈辱，借助这一次战胜一举解决。
为解决军人和劳工的善后问题而发起的募捐也在进行。欧战协济会中国委员会会长顾林在《劝捐缘起》中说：“(中国)对于欧战，迄未能大有为力之处”，而此等捐助与派兵派工人等相类，“均足使外邦视中国民族，同起敬爱之心，”因而应“倍加尽力”。
但蔡元培所说之“劳工”，已将其含义扩大。他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智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作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
对劳工的这一扩张性解释，虽有将劳工与不劳而获者对立起来的意思，却并没有太多改变劳工在人们头脑中的固有含义。此后与劳工有关的大多作品，还是将目光瞄准下层的工人。只是他们的形象较之以前被俯视的地位，已经大为改观了：在同情之外，已经多了些歌颂的意味。
基于上面的理由，虽然这一时期对劳工的关注渐有扩大之趋势，比如周作人有《两个扫雪的人》、刘半农有《铁匠》等作品问世，但知识分子目力所及的劳工代表，仍非人力车夫莫属。
上文提到的鲁迅的《一件小事》，堪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有论者认为，如果仅从自省的角度分析，车夫搀扶老妇这一寻常行为让作者陡生高大的感觉，不仅略显突兀，也过于矫情。但如果把它放到“劳工神圣”的大背景下，再考虑鲁迅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身份，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严昌洪认为，知识分子参照劳工反观自己，仍是这一时期作品的一个共性，但还是离不开“劳工神圣”这一大的背景。
三
对协约国战胜的欢欣鼓舞，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换来对中国外交权益的保护。当在巴黎和会上受辱的消息传回国内后，从停战公报传出之日起持续半年的民族热望，最终演变成极度的失望。这种情绪和过去几年迅速渗透的新文化精神发酵，酝酿出了“五四运动”这一坛绵延百年而余味犹存的烈酒。
对劳工群体的关注，也由此进入一个与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相连的阶段。
“五四”向革命转舵的一个背景，是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基本上结束了美国此前在华前所未有的美好时光，而“革命的新贵”苏俄则展现出不容人不接近的吸引力。北京大学教授罗志田在其《“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一文中说：“美国的背叛凸显了‘公理战胜’的虚幻；日本基本已成潜在的敌人；英国在退缩；法国时常独立。而新俄所奉行的‘主义’本来自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否定，这样的思想最符合西方分裂后中国思想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遂出现‘从威尔逊到列宁’的转变。”
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晨报》发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文中，他指出劳动界有三件特别痛苦的事，其中两件与人力车夫有关，一是“满街灰尘和不洁的饭水，简直是车夫苦力的催命符”；二是“十一二岁小孩子、五六十岁老头子，也靠拉车糊口”。他虽然在文中说，“并不是要想大家像欧美劳动界那样有力量的运动，只盼望大家有自身所处的是什么境遇、并且有努力改善这种境遇的觉悟”。但他已对这一群体的组织工作有了初步的规划：“北京的车夫有两三万人，是要在车行车厂之外另行组织。”
到了1920年，革命的气氛已经热火朝天。在1920年12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上，刊登了一篇柯庆施的《劳动专政》，提出“国家政府法律不必废除”，只需“由劳动者执政权”即可。一个月后的《新青年》，又刊登了一篇H.M。的《劳工神圣颂》。文中将劳工比作“神”，“他(指劳工)与神灵一样，在地面上走动，为人类祝福，不贪、不吝、忍耐、克己、勤勉、勇敢，为人制造面包。他与神是一样的宽容”。与之前的文章不同，这篇文章喊出了“万物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的宣言，甚至“资本家的头，资本家的命，资本家的恋爱，都是徒在空屋子里的那些命贱的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劳动者对于那个头、那条命，那样的恋爱，都可以主张所有权的。”
北大教授钱理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此时对劳工的关注，已经有些“民粹主义”的味道。
对人力车夫的革命宣传骤然增加。《新闻报》1919年6月3日的一篇报道，描述了人力车夫抢阅由北京学生联合会创办的《五七日刊》的场景：“车夫工人争相传诵，甚至销罄之后，尚纷索不止”。1919年7月3日出版的《时报》，也对汉口人力车夫争购《学生日刊》的场景有类似的描述：“忽有苦力多人，争相购取。其中有不识字者，遂央人讲解，彼等俯首静听，有闻之泪下者，有长吁短叹者，又有听毕不忍去者。”
与理论宣传同步推进的，还有一些贴身的动员。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人力车夫夜校，他先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再在旁边写一个“人”字，再把“人”与“工”合起来构成一个“天”字。他告诉人力车夫，工人如果团结起来，就能顶天立地。
对人力车夫的关注也开始越过文学作品的范畴，向社会学领域扩展。李冰心、朱天一的《人力车问题》、疑始的《人力车夫生命问题》、周海之的《我对于改良人力车的意见》纷纷发表，并最终引发了社会学届对人力车夫的大规模调查，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景汉在1924年所做的《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
但在对人力车夫的动员上，早期的中共似乎遇到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困境。这些“购报踊跃”的人力车夫一旦论起罢工来，却又显得瞻前顾后。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刘秋阳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及的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当时一个学生领袖，在人力车夫间动员罢工，被警察获悉，一些人力车被没收。后来，有些人力车夫竟然找上学校，要这位学生领袖做出赔偿。
毛泽东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指出，人力车夫“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刘秋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这主要是与人力车夫文化程度偏低、生活长期自由散漫有关。中共成立初期将“成立产业工会”确定为其基本任务之一，在刘秋阳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产业工人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另一方面，也与以人力车夫为代表的苦力工人群体在此次运动中表现不佳有关。 ★
(本文参考了《新青年》第四、五、六、七、八卷，《晨报》1918年12月—1919年12月，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刘秋阳《人力车夫与五四运动》与《中共领袖与人力车夫》，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
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周作人太以自己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人们对于周作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他的兄长鲁迅，反而更多地纠结在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汉奸等问题上。
文化学者止庵感叹，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为了拯救国民性，唤醒国民的冷漠麻木，鲁迅弃医从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新村主义”，他预感到了社会要大变，但他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唤起人心的善来变革。
周作人死于文革初期，他一生的思想都没离开“新村主义”。从早期的宗教般狂热，到中期被诟病的空想，再到晚年他自己也反复批判。其中的纠结，可想而之。
钱理群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已经去了五代，现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时候是第一代。
发现新村：“人的生活”
周作人赴日留学主要受了鲁迅的影响。同在日本的那几年，兄弟二人一直合力翻译小说。周作人对那段日子的记述并不如意：“住在一间狭促的房间里，气闷得狠，不想工作，因此一次鲁迅忽然激愤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
独自在日的两年，周作人翻译数量明显下降，却找到了让自己着迷的事情。
1910年，日本白桦派文学团体登场。白桦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说“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似乎说到了周作人心里。
同年，白桦派的思想阵地《白桦》杂志开始宣传新村主义，之后，他们又创办了《新村》。新村主义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认为，“新村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各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幻想以这样的新村为实验园地，进而推广到全世界”。
1918年12月，白桦派的“新村运动”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周作人同样很早就参与了运动。
同年十二月号《新村》发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订阅《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很快，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发表了周作人一篇标志性文章——《人的文学》。
许多研究周作人的学者都把这篇文章定义为周一生思想形成的源头，文章中的观点受白桦派影响很深。
文章分3部分，第3部分才谈文学，之前都是在谈正当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正当的生活，就是通过“新村”来展示。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这是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解释，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始于托尔斯泰，如今又传递到了周作人。
文化学者止庵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理解是：社会不是集体决定一切，而是集体里的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分子。而彼此都承认对方的独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而不是大家都听一个人的，更不是因为大家参加了集体而丧失了个人的存在。
这与之后的“集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其实有很大不同。
体现在“新村”则是，强调的不是个人修行，是集体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希望由小集体变成大集体，由大集体变成全社会。
周作人很早就有对民变的忧虑。他生在1885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15岁时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些来自民间的破坏力量让他身有感触。
他深刻预感到社会即将大变，除了依靠武力斗争，他希望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依靠一种不流血非暴力，焕发每个人内心的善来解决社会的积弊。
而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执着于“新村主义”的人们的同样信念。
周作人一直想亲身去日本的新村看看，而在他去日本之前，就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
直到同年7月，他才遂了这个心愿。
后来在一篇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
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
其实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时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在维持。周围的村民看来了一堆怪人，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即使这十几人每天劳作，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
新村的许多现实局限性很早就出现了，但当时的周作人已陷入要将新村推广至全世界的巨大热情中。
实践中的疑虑
无论如何，周作人有了自己的“乌托邦”。他回国后，马上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仅一年间，他就写出了七八篇关于新村的文章，迅速掀起一阵“新村热”。
在所有的文章或演说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一点，即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生活。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一时间，因新村而到来的人络绎不绝。有意思的是，“新村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从年长一辈的李大钊，到年轻一代的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
1920年4月7日，尚在北京大学做临时员工的毛泽东曾拜访过周作人，求教“新村主义”。彼时，毛泽东起草完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拟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实施这一计划。
时年25岁的毛泽东是这样设计他的理想社会的——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以和谐为特征，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人皆有实现其梦想的权利。遗憾的是，它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在当时严酷的现实环境中夭折了。
毛泽东曾发表文章说“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 最后终于找到了新村。
1920年“新村”热之际，还出现了“北京共读互助团”。是想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组织更广泛地得到了一拨北大老师的支持，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也为其募款。
可惜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
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
当年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存在于1920到1926年，其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
王拱璧的做法虽然受到了“五四运动”中波涛汹涌的“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更多来自不满北洋政府统治、拒绝官治的一种被动的建设农村的应对。
而胡适对周作人“新村主义”的热情并不以为然。胡适于1920年1月，先后在天津和唐山发表题《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讲，对周作人的理论进行批判。
胡适指出，“新村主义”的实质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胡适主张的改造社会也非革命式的，他寄了很大的希望在政府身上，更重要的是，他赞同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加入政府，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且，他时常以政府的“诤友”自居。
相较之下，胡适多了一些脚踏实地，周作人则多了一些空想的成分。
鲁迅对于周作人的做法也有不同意见，1919年8月13日，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
鲁迅关于新村的评论仅能找到这一句，足见到他态度的消极。
新村余波
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新村主义”的理想依然美好，但苦于无法实践下去。毛泽东的设想只是计划，王拱璧苦心经营的“青年村”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
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发表《新村的讨论》，这是他最后宣传新村的文字。文中已经开始透露着失望的情绪，周作人在文中承认“新村不易普及，但强调这是最与我的理想适合的社会改造的一种方法，并希望它将来的实现”。
对于新村的言论有了变化，杂志上出现了对于“新村主义”的专题讨论。一些人认为“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奉劝“力谋新村实现的诸君应做的一件大事——毁灭旧社会，不然新村终归是理想的， 与实际的改造无干”。
而周作人在经历了这一年高密度的关于“新村主义”的宣传后，他的思想体系似乎是完善了，随即，他变得更加关注从新村中引申出的关于精神统一的问题。
1922年3月开始，京沪两地先后出现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宣言》和《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同盟》。背后是共产党，意在取缔宗教，一时响应者甚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皆在其列。
毛泽东在五四接受了各种思潮的影响。除了军阀和帝国主义是他坚决反对的，他的头脑里斥充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
很快，毛泽东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新村主义”的影响一直都未离去。建国以后，他认真思考了新的社会构想。毛泽东曾构想过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结合的人民公社，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传了出去，成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新事物”，写进了宪法。
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到“五七指示”，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毛泽东关于新村思想在实践上的反映。
而晚期的周作人对于“新村主义”，更多是批判。晚年更讲：“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的，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一度，他连《人的文学》也认为是幼稚的。
晚年的周作人要请人们“且到寒斋吃苦茶”，将世事冷漠关在门外，开始闭户读书，俨然真的成了“隐士”。但他一直在后院种地，并要求家里人要劳动。他其实一直都在实践新村的精神。
(本文参考止庵著《周作人传》、钱理群著《周作人传》、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回到真实的“五四”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的认识，大多都是从政治史出发，或者是从思想史出发的，很少从社会层面去认识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追求，从而展开一幅幅更逼近历史原貌的画面。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政治史总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思想史重视的是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它们都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如同一个筛子，常常把许多活的细节过滤了，变成一些已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知识。而真实的社会生活常常是参差不齐的，如同一棵没有被修剪过的树，枝条交错，往不同的方向生长，然后枝上满是叶子，每一片叶子都以自己不同的姿态去承受阳光和风雨。
一句话，历史的原貌要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呈现出更多的不规范。历史不是纸上写成的，历史只是已逝去的生活。尤其是在“五四”那样一个大时代，许多不同的侧面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原本是一个有着无数的不确定性、无数的可能性的时代。
“五四”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元和开放性，众声喧哗，没有权威，否定偶像，各种思潮、价值相互冲撞，相互融合，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有唯唯诺诺的，都是有棱有角的。“五四”的中国诚然是一个很不完美的社会，否则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一幕幕闹剧也就不可能接踵登场，这些闹剧背后都有深层的社会原因。一个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洗礼的古老民族，即使把皇帝赶下了龙廷，也没有在一夜之间获得自我更新，新生的共和制度建立在沙土之上，而不是磐石之上。但是，千年王权的终结，旧权威的消解，迎来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追求的时代。以往，在谈论“五四”时我们常常听到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女性解放这些说法。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以《新青年》《新潮》这些新锐期刊和一些报纸副刊为平台，年轻一代的思想探索迅速越过了传统的藩篱，热烈地拥抱来自西方的林林总总的新思潮、新主义，向往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
至于女性解放，一方面不断有北大向女生开放、女青年进入银行和百货业等新闻出现，一方面贞操问题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女性为反抗包办婚姻而自杀的消息也时有所闻，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19年11月湖南长沙的赵五贞自杀，青年毛泽东就在当地的《大公报》《女界钟》等媒体连续发表了十篇评论，为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声疾呼，甚至喊出了“赵女士万岁”的口号。
这些解放的后面，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个性解放、女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而社会的自我解放也意味着每个人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这应该是“五四”的核心命题，德先生、赛先生也好，娜拉出走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这些讨论都是社会自我解放的一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四”已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经过晚清以来几代人的努力，从王权的枷锁下渐渐挣脱出来的社会已拥有一定的自主力量。“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也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关切，应该放在对国家命运的这个大尺度上来看待。在当时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曾这样说：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
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五四”时代引领社会潮流的知识分子，和另一个几乎同时出现的实业家阶层，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社会解放不仅仅是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也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获得解放。以往我们对“五四”的认识有个误区，以为“五四”不强调私有产权，其实，那个时代的人们拥有创办私有企业、银行的权利，有从事商业、追求财富的权利。不少实业家在致力于发展自己企业的同时，一样关心社会，热衷公益。荣氏兄弟有一句名言，“爱国之心，未敢后人”。一个典型的案例，美国留学回来的实业家穆藕初，1920年做出一个决定，要拿出一笔巨款，以民间方式设立基金会，委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在北大学生当中物色候选人，资助他们去欧美留学，最后选出的人包括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等人，后来又加了一个江绍原。6个学生回国后在学术上都有建树。这完全是一个实业家发自内心的无偿捐助，不求任何回报，但这些受惠的学生永远都忘不了，在抗战时期他们曾设立一个穆藕初奖学金。在“五四”学生运动激荡的背后，正是有着社会的后援力量，除了教育界、新闻界，离不开实业界的支持。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国是会议”，就是由上海总商会与江苏省教育会联手推动，那个时候具有相当自主性的两大阶层，已成为社会的支柱，军阀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则在社会舞台上做自己的努力，国家与社会相当程度上的分离，社会才会产生自己独立的意愿。这是“五四”之所以成为“五四”的根本原因。
编后：
“五四”时代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晚清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革孕育出来的，这一时期，风云际会，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至，广为流传：胡适宣传的实用主义，梁启超、张东荪宣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刘师复、黄凌霜等宣传的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周作人宣传的新村主义；王光祈宣传的工读主义；陈独秀、李大钊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空间里，各种思潮的争论与碰撞迎来了一段思想解放的时光，如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争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争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争论的根本是中国的发展前途。经过论战，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心。1920年8月，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各地成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