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宋子文来自一个以印刷《圣经》和资助国民党著称的家庭，多多少少怀有某种未来楷模的期许。因此，他的经历颇能代表另一种可能的历史。他最初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后来赴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读硕士，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
他所属的社会距美国比距长沙近，距加尔各答比距西安近。他们的起点高于北京，更不用说内陆四分之三人口的终点。这种人对抽象的中国产生兴趣，与其说出于利益和前途的考虑，毋宁说更接近于前辈传教士精神的世俗化，将美国新教社会常见的救世情结转化为拯救弱者-落后社会情结。他们假定的拯救对象对这些送货上门的自封使徒怀有自相矛盾的感情，一方面佩服他们的勇气、热忱和操守，一方面难以忍受他们的自以为是、指手画脚和急不可耐。尤金·奥尼尔描写马可·波罗在扬州做官的剧情，明显就有他这类美国人的影子。请注意：从行为模式上看，他就是亨利·鲁斯的同胞。所谓中国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这种人出于善意而发明出来的，同时代的徐州人和潮州人估计认不出来。国民党发明的正史宣称，宋家是孙文和蒋介石的忠诚支持者。然而从宋家的角度看，倒不如说孙文和蒋介石都是他们的塑造对象。宋美龄嫁给蒋介石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以斯帖和海伦娜，只能付诸悬测。宋子文飞扬跋扈的时候，浑身上下都散发出麦克阿瑟在菲律宾的气氛，倒是一目了然的。国民党的敌人由于懒惰和仓促，用剪贴的方式收录了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发明，在后面又复制粘贴了日本人在抗战时期的发明。国民党的敌人的敌人和国民党的敌人的敌人的敌人不大理解这种俄罗斯套娃式的楚门世界，但并非不清楚敌人的敌人就是更好的发明家，展开了各取所需的夸张、掩盖和剪接。最后造成的结果很像火山爆发后的地层，原本层累造成的各层次扭曲、错乱和翻转，三叶虫和肿骨鹿亲如一家。
宋子文在美国的工作是纽约花旗银行见习，回国后以直升飞机的速度出任广州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行长。安德烈·莫洛亚声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士兵升为将军的速度，比女人从怀孕到生产的速度还快。这种速度对辛亥年间的军官和民国时期的留学生而言，都算不上陌生。宋子文从中央银行行长升到财政部长，虽然没有赶上女人生孩子，但无疑已经领先于大多数留日学生、更不用说留美学生上预科的速度，也就是说只用了两年。他在1927年选择了蒋介石，改变了蒋本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命运，虽然后三者一向不肯承认。蒋宋结合以前，蒋是一位彻底的革命家。也就是说，他依靠直接或委婉的抢劫为生。在这方面，他很像拿破仑在意大利，将缺乏饷源的痛苦转化为进攻富裕城市的动力，然后将这种动力解释成旺盛的革命精神。蒋介石的不幸在于，他还有一项拿破仑没有的弱点。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理人比他富裕得多，不仅拥有稳定的供应线，而且在恐怖主义和敲诈勒索方面也比他专业得多。汪寿华同志没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软弱性和表演性，像1905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冷静而精确，除了用炸弹代替传票以外，处处表现出税收机构特有的自信心。敖德萨和上海的资本家早在沙皇和北洋军阀倒台以前，就已经产生了适应红色政权的幻觉。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和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享受季诺维耶夫同志和斯大林同志慈父般的关爱，开销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财富。白崇禧和何应钦的军队连广东赌场的收入都没有保障，更多地指望下一个城市的房租比较贵，因为商会筹集犒军的银两，一般要靠倒霉的房东预支几个月租金。房东之所以特别适合充当剪羊毛的对象，是因为有产的牵挂使他们不方便逃之夭夭。至于北方的冯玉祥，领取卢布的资格仅次于蒙古的活佛，并不瞧得起广州和武汉的晚辈，更不用说蒋介石麾下饥饿的士兵了。
在1927年诡异的春天，鲍罗廷很有把握地宣称，就算用唐生智来取代蒋介石，后者也不会有什么办法。斯大林则表示，橘子皮可以扔了。这些话如果出自克伦斯基或汪兆铭之口，很可能只是小资产阶级文人的表演欲望发作;但斯大林同志涉及人事问题的时候，一向是不会为虚荣心绑架的。问题在于：蒋介石正如他自己所说，习惯于不按牌理出牌。如果他是理性的人，大概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他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方式，跟他那些发动珍珠港事变的日本同好一模一样。这种人遇见走投无路的情况，不会像理性人一样投降，却会像赌徒一样知行合一，也就是一不做二不休，指望掀翻桌子以后突然出现转机，如果运气不好就不成功便成仁。北伐以后的几年，他的运气好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根据他的筹款方式，他进驻上海以后，本来只能支持半年时间，然后只有共产国际才能养得起他。不过他首先掀翻共产国际的桌子，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这时他并不知道宋子文能为他做什么，因为宋子文自己都不知道。然而宋子文居然从海关总税务司那里弄到了真正的岁入，使他可以多支持几个月。这笔钱还有另一项作用，促使武汉方面的东征变成北伐。鲍罗廷刚刚从上海租界的总部得到全世界无产者的新款，就发现蒋介石已经不是橘子当中比较软的哪一个。吴佩孚在保定的饷源刚好被张学良的朋友们瓜分了，软度急剧上升。等到张发奎打进河南，无产者的金钱和汉阳兵工厂的军火都用光了。共产国际主要出于阴差阳错，在下一批资金到位以前泄露了红军国际化的预案，吓坏了汪兆铭和反覆无常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结果连武汉的革命政府都弄丢了。宋子文的钱也花完了，但他紧接着就创造了更大的奇迹，在相当于女人生孩子的时间内，赶走了长期把持海关的洋人，让蒋介石能够组织南京政府，又在相当于留日学生念预科的时间内，废除了条约体系的财政约束，让蒋介石富裕到足以收买冯玉祥和张学良的地步。他这两年的工作，奠定了黄金十年神话的真正基础，也用完了他和蒋介石一辈子的运气。蒋介石开始真正相信，革命精神和道德榜样战无不胜，就像拉封丹寓言的苍蝇相信自己在拖马车，变本加厉地玩弄孤注一掷，结果招致了抗战和冷战的大败。我们用廉价的后见之明分析，原因其实只有两项。大英帝国出于国内福利政治和欧洲条约体系的需要，决定从远东撤退。国民党迫不及待地抢占真空，收到了赵括抢占上党的同样效果，再次证明免费午餐和美丽陷阱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命名。宋子文善于利用美国精神同胞的情怀和弱点，把自己的行径美化为扶助弱者的侠义举动，暂时借用了美国的力量。这种模式经过宋美龄之手，在抗战中挽救了蒋介石，也使美国人最终不可避免地幻灭以后，迫不及待地离开亚洲，让蒋介石的最后一个泡沫迅速破裂。
宋子文的财政改革包括以下步骤：编列统一的全国预算，建立统一的中央铸币厂，最终以纸币代替银元，依托中央银行发行内债，数额经常超过当年的岁入，强制四大银行和私人银行接受中央银行的统一规划。这些举措彻底破坏了民初限制公共开支和维护货币稳定的基本条件，将预支未来的权力赋予南京国民政府，造就了黄金十年的建设成就和国家门面。事实证明，国民政府经受不起这样的诱惑。1933年，财政部发行的正式内债已经十四亿元。大部分负担落在上海资本家头上，后者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进步的观察家(往往是善意的美国人)看到美丽坚固的公路网飞速延伸，南京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年年换衣，自以为摸到了一个伟大民族崛起前夜的躁动，感动得热泪盈眶。蒋介石在宋美龄的影响下改信基督教，他们的信心就更加坚固了。亨利·鲁斯用《旧约》先知的口吻叫道：东方的人民在黑暗和痛苦中挣扎了多少个世纪，期待他们的救星，现在救星终于出现了，他的名字就叫蒋介石。即使斯蒂芬逊和埃德蒙·威尔逊到苏联朝圣，都不可能更加虔诚了。
国民党在政治上是一种弱化版的列宁主义，在经济上也是一种温和版的计划经济。中央银行和资源委员会发挥了准国家计委的功能，开始将工部局的遗产投入内亚的无底洞，最终投入建构“新中国”所必需的战争。没有宋子文和他的改革，国民政府根本没有产生这种期望的机会。孙文的党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象，只能是日本和苏联的代理人。在袁大头和鹰洋的时代，金圆券永远不会出现。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时代，上海的金融家为了维护自己的信用，在帝国主义的安全保护下，能够断然拒绝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类似企图，保护市场和货币的稳定性。在没有宋子文的世界上，国民政府不可能抵抗苏联超过几个月。然而在有宋子文的世界上，国民政府真的有必要抵抗苏联吗?国民政府通过纸币、债券、国有化和通货膨胀，已经将苏联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四分之三，将大部分国民变成了无产者。她在这时候突然优柔寡断起来，结果在自己掀起的洪水中灭顶，难道不是求仁得仁的应有归宿吗?从刘和珍到林昭的道路是非常短暂的，从宋子文到刘少奇同样如此。生态场和电子云都不是连续的，而是漫长不稳定区域联接的少数亚稳态区域，在两个亚稳态之间停留是非常困难的。新中国必然破坏条约体系的约束条件，内亚建设必然破坏上海资本主义经济的约束条件。每一个亚稳态都依靠多方面的约束条件，不可能只破坏一部分约束条件而同时享受其他约束条件的保护。在这段历史中，宋子文扮演的角色酷似托克维尔的寓言。东方专制帝王如果得到臣民不可能掌握的西方技术，就能够将国家变成一个工厂，行使祖先从来想象不出的武断权力。宋子文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西方工程师，在西方会成为公民社会的优秀仆人，在东方会成为顺民社会的危险管家。
宋子文对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性，无疑不会逊于科尔柏对路易十四的重要性，从革命外交到抗战和冷战，从法币改革到租借协定，几乎没有任何重要政策能够在没有他的支持和参与的情况下成功。然而，他的同事对他的评价非常奇特。几乎没有人正确地估计，哪怕是反对他的政治作用。所有的指责和辩护(前者占压倒优势)都指向他的个人作风，而且内容和精神都酷似尤金·奥尼尔笔下控告马可·波罗“毁灭古老文化”的扬州人言论。他傲慢、自大、专横、不够世故、不给人留面子，总之就是“帝国主义者”的标准漫画。善良正直的第三世界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者的嗟来之食，主要就是为了弥补受到伤害的感情。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回忆录尤其生动地说明了知识分子的感情是万万伤害不得的，反帝爱国意识形态直接源于他们永远无法愈合的虚荣心。不过故事当然可以从相反角度说，变成天真正直的扬基佬在奸诈、怯懦、腐败的东方社会中不断碰壁的纪录，很像《丑陋的美国人》当中的麦克怀特大使。这两种解读都是完全正确的，全看读者更乐于认同哪一方。如果你仔细查看攻击者的翘楚傅斯年那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就会发现：士大夫最受不了的地方就是宋子文用人行事的作风既恶劣又傲慢，却说不出他的政策到底错在那里。辩护者以胡适最为忠厚，也认为宋子文实在太不会做人，虽然觉得他称得上任劳任怨，却说不清他的财政工作好在哪里，或是认为这事根本不重要。为傅斯年喝彩的知识分子只是根据宋明士大夫的传统，觉得只要敢骂大人物就算了不起，骂的内容是什么简直无关紧要。同情胡适的知识分子多半认为反苏反共就是政治正确，怎么做都有理，即使所作所为都是在为苏联做准备。
日本人和苏联人的朋友完全不懂得美国上层中产阶级的人格结构和行为模式，头脑简单地想象财政家肯定有钱，有钱肯定贪污腐化，但他们想象的腐化方式非常低级，比较适合衙门的胥吏，一点不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同行会干得出来的事情，说明他们的智力水平和阶级地位没有达到能够理解金融操纵的层次。宋子文主持了1945年的接收活动，这个名词掩盖了二十世纪远东最重要的一次国有化，实际上是针对沿海和大城市资产阶级的总清算。后者不仅出于可以想象的原因，大多数住在日本占领区，而且也因为王克敏和汪兆铭的政权较多地保存了民国初年的法统和政策，给资本主义留下的余地，而大后方微不足道的工商业几乎都在重庆政府的卵翼之下。如果有人以为没收或抢劫仅仅针对日本人的财产，那就太天真了。毕竟从原则上讲，不肯追随国民党一起逃走的人都可以算汉奸的。这次革命行动不仅产生了大量的贪污，而且制造了此后贪污的温床，但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宋子文本人曾经捞过什么油水。他当然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这不像他的习惯。他和宋美龄一样，终生没有摆脱美国中产阶级人士的生活水准，一点不像外逃贪官。他们兄妹都不肯跟蒋介石去台湾，宁愿回美国，本身就表明了某种文化的选择亲和力。他死后只留下一百万美元和一处房子，跟宋美龄差不多，跟美国中产阶级差不多。这种现象不能解释为他把大部分财产留在南京或上海了，要知道没有人能比金融家更善于转移资本了，如果他有这种欲望的话。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内的亲美派和自由派心慈手软，对他的失败负有重大的误导责任。他对宋子文也是这种看法，在日记表示后悔不该重用此人，甚至在1963年对宋子文说出这样的话。“我这一辈子跟你做的生意，都是赔本生意!”这话必须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没有比政治家的公正更靠不住的东西了。没有宋子文，蒋介石不可能比李宗仁和张发奎强大多少，肯定比不上冯玉祥和张学良。从另一方面讲，这话又是非常正确。没有宋子文，蒋介石肯定只是群雄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南京或北京的名义根本不可能发动抗战。苏联和日本肯定会在东北内蒙龙争虎斗，用沙皇和日本对待大清的方式对待十八省的任何政府。蒋介石虽然永远不会跟罗斯福平起平坐，也永远不会丧失自己的小小势力范围。历史将会把他跟龙云、陈炯明放在一起，这本来是他最适合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