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为什么折磨赵一曼 赵一曼是怎样被日军杀害的 赵一曼的丈夫

到哈尔滨访问,我向省政府外事办的同志提出了一个愿望:很想看看赵一曼烈士殉难处的遗址。外事办的同志表示,寻难处遗址比较遥远,要不去东北烈士纪念馆看看,那里的地下室曾经关押过赵一曼。

东北烈士纪念馆就在哈尔滨市区内,是一栋欧式建筑。建于1931年,当时是由社会各界集资建设的图书馆。但是建成后就被伪满哈尔滨警察厅占用,于是这里就成了许多抗联英雄受难的地方。



大厅的抗联战士塑像前,摆放着习近平主席敬挽的花圈。

讲解员把我领到了赵一曼的资料展示区,我看到一张合影照片,才知道赵一曼居然还是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生,而且还是第一批黄埔女生。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她并不是东北人,而是四川省宜宾市人。那赵一曼为何会到东北参加抗日联军呢?

讲解员告诉我,赵一曼14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党组织安排她乘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船素不相识的陈达邦对严重晕船且身患肺病的一曼十分关切照顾。陈达邦是湖南人,中共党员,也是黄埔6期学员。进入“中大”后,两人仍经常往来,并产生了爱情。1928年4月,23岁的赵一曼和28岁的陈达邦在莫斯科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在莫斯科的这段日子,是赵一曼短暂人生中难得的欢乐岁月。

婚后不久,赵一曼怀孕。因国内急需女干部,中共党组织通知赵一曼回国工作,丈夫则仍留苏联。新婚八个月的夫妻在车站的最后一吻竟成永别。

怀孕的赵一曼长途跋涉后回到上海,党组织安排她到湖北宜昌创立地下交通站。1929年2月1日,赵一曼生下了儿子,取名“宁儿”。为躲避警察抓捕,一曼抱着十几天的婴儿一路讨饭,回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

《老人天地》杂志2005年11月号发表的文章说,“9·18”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沦陷区工作。这时巧遇丈夫的妹妹陈琮英(任弼时夫人),两人同到汉口,硬是把哭喊不止的一岁儿子送给丈夫的堂兄陈岳云抚养。母子分手前,赵一曼到照相馆照了一张母子合照,一张留给儿子的养父,一张寄给异国的丈夫。

1934年7月,赵一曼到东北后将自己改名,担任铁北地区书记,不到半年她就拉起了一支农民自卫队,不久编入东北抗日联军,担任三军二团政委。

赵一曼出色的军事才干,引起日本侵略军的震惊和重视。敌伪《大北新报》、《哈尔滨日报》登载:“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备感难以对付”。同时悬赏捉拿这个“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

1935年11月15日黎明,日军500余人把赵一曼部队50多人包围。危急时刻,一曼以政委名义强令团长带队突围,她留下一个班掩护,大腿被子弹贯穿,昏迷后被俘,押到珠河县。


但是,赵一曼成功地策反了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在1936年6月28日暴雨过后的夜里,在董宪勋和他的叔父董广政的协助下,赵一曼从监护医院后门逃出,坐上一辆马车逃往向宾县。但是,不久被日军追上重新被捕。

赵一曼再次被捕后,当地新闻的报道。

赵一曼第二次被捕后,日本宪兵将她押送到哈尔滨,关进了伪满警察厅的地下室。我看到了当年关押赵一曼的小房间。站在英雄的受难处,我双手合十,深深地鞠了一躬。小房间的对面,就是行刑室。



关押赵一曼的房间

当年对赵一曼行刑的地方

日伪档案中发现的赵一曼被折磨后的照片

日军为什么折磨赵一曼 赵一曼是怎样被日军杀害的 赵一曼的丈夫

讲解员说,日本宪兵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情报,对赵一曼的折磨不断升级,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钉竹签是钉满十指,拔出来后,用更粗更长的签子继续钉,最后改用烧红的铁签扎;灌辣椒水是搀着小米和汽油一起灌,而且是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地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烙铁是直接摁在赵一曼的乳房上烙烫。最后甚至使用了即使是身强体壮的男子汉也忍受不了的类似凌迟般活剐——剥肋骨。

但是,赵一曼没有屈服!

望着当年摧残赵一曼的行刑室,我无法想象一位柔弱的女子如何经受得住鬼子非人般的摧残?


折磨了几个月,日本宪兵始终未能撬开赵一曼的口。于是决定将奄奄一息的赵一曼押回珠河枪决。在被押送的火车上,赵一曼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她向押警要来纸笔,给儿子写下了一封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老人天地》杂志报道说,赵一曼牺牲时,年仅31岁。留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的丈夫一无所闻,他长期不知爱妻下落,焦虑万分。在赵一曼牺牲后2年回国参加抗日,在兵荒马乱中未能接上组织关系而“自行脱党”,也一直打听不到妻子的死活,长期伤怀苦闷后与一女子再婚。1950年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入党,由周恩来签署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宁儿”在养父家取名叫陈掖贤。1942年,陈达邦到武汉找到宁儿。父子终于团聚,但父子都不知亲人何在。1950年,电影《赵一曼》上映了,这位抗日女英雄很快名闻华夏。21岁的宁儿和陈达邦都看了电影,但他俩压根儿没想到赵一曼就是他们的亲人。

全国解放后,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四处寻找嫂子李一超的下落,她只模糊地听说李一超后来化名“赵大姐”在东北牺牲,但也不知道就是赵一曼。她给党中央写信,说李一超留有一个孩子寄养在长沙伯父家。1950年,宁儿作为革命后代由党中央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就读。

时在四川泸州工作的李坤杰也在寻找幺妹。1952年,赵一曼的同学郑双碧突然交给她一张李坤泰(一曼)在上海拍的照片,她顿时热泪盈眶:“啊,这就是幺妹!”但郑双碧姐妹对李坤泰的去向也一无所知。

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和儿子陈掖贤



《赵一曼》公映后,在中央工作的四川人何成湘回忆说:他1931年担任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长期间曾亲见并直接领导过赵一曼,但他只知道一曼是四川宜宾人,姓李,有一个孩子。1952年三四月间,何成湘到四川找到了李坤杰,她拿出那张幺妹抱着宁儿的照片。1956年,《工人日报》的记者拿着这张照片去黑龙江,找到了当年和一曼朝夕相处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他们一致说:“瘦李!就是瘦李!”后来,记者又在哈尔滨敌伪档案中发现了一张敌伪拍的一曼在病床上的照片,这才最终确定了赵一曼就是李坤泰!

当组织上通知陈掖贤,认定赵一曼就是他的生母后,他到东北烈士纪念馆亲眼看到了母亲的遗嘱,几乎哭晕,精神受到强烈创伤。他用钢针和墨水,在左臂上刺上了“赵一曼”三字,表达对母亲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崇敬。

“文革”中,书写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隶书的陈邦达被迫害致死。赵一曼的儿子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82年,虽被宣告平反,但是他最终上吊自杀。

写完这一篇博客时,已经是9月3日,迎来了第一个中国的烈士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女士,愿您在天之灵继续保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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