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秋,全球石油危机不算什么,国际姑息主义的低荡(détente)气候也没什么了不起,越战好像打不下去了,一个叫基辛格的家伙当上了美国国务卿,孙中山先生的孙子死了,台湾多了一个曾文水库,还有一百零四个生平第一次搭火车、或者是生平第一次到台北的阿公阿婆跑来参观“总统”府、电视公司、台北故宫博物院、孙中山纪念馆和百货公司。
我十六岁,叫十七岁,觉得这世界很可笑但是一点也不有趣。如果地心引力突然消失致使万物疾速从地表脱落并纷然飞向宇宙的尽头也没什么好可惜的。真正令人懊恼的是我长了一脸的青春痘,并且从二○一班的信箱里收到一封我自己写的信。
信封是那个女孩写的,她读了我的情书之后用红笔胡乱圈点一阵,并且极尽嘲诮之能事地夹注、眉批,最后对我邀请她到“东南亚”看《西城故事》的诚意报以不能再轻蔑的答复:她寄给我二十块钱,其中一张钞票上写着“请自便”三字。在我们那个年代,“请自便”另有“请自行料理大小便”的意思。一个他妈的不会被甜言蜜语款款深情打动的女学生。
我坐在教室门廊外的水泥阶上,看那个一百八十好几公分高的前排球名将、体育老师、帅极了的家伙走过,确乎体会到人们发明自卑这个词是非常有道理的,没有别的词可以如此精准、周延地充塞在我的每一个细胞里,而且充胀得如此饱满。就在这个时候,隔壁二○二班没事会跑来和我一起吃便当的矮子陆经来了,他手上捏着一叠纸,眼眶发红,红眶外头则是一圈青黑。
“你怎么了?”他先发难,“哭啦?”
“你才哭了咧。”我低下头。
“哭又怎样?”才说着,鼻子噗嗤一响,他果真哭了起来,接着就“干他妈的”干了一大串。干完继续哭,哭到让我觉得已经会把走廊上所有的人引来的时候,上课钟及时前来解围,驱散了几个好事的。我们则一言不发地决定跷掉这一堂课。我被一个不知好歹的马子甩了,当然有权利用一节数学课来从事哲学问题的思考。
(爱华阅读配图)
他呢?他已经一整夜不曾合眼、三顿饭不曾入口,趴在家里和学校的两张书桌上振笔疾书,写下洋洋二十二张大白纸的追悼文字,记录着他和最疼爱的“小鬼”如何初识、缔交、相处、共同生活以及彼此如何灵犀相通的诸般细节。“小鬼”是一只在圆通寺山上捡来的黑色山羊,于前一日午后某刻失踪。关于“小鬼”的一切,其实我已知之甚详,因为陆经几乎每天中午来我们教室吃便当的时候都会巨细靡遗地报告,他和他的兄弟们如何如何和一只羊建立深厚友谊的点点滴滴。
“小鬼”,就某种意义而言,已经是我们那个教室的角落里大家共同养的一只羊了。在同感伤痛之余,我只好拿自己悲惨的遭遇当话题,好让他知道,他不是这世界上惟一顿失所爱的人。可是这矮子立刻纠正我:“你这个不是爱,是迷恋。”很好。我的爱情受创,可是学会了一个英文单字:infatuation。
“我们两个,你觉得谁比较——”我顿了一下,收回“可怜”那个字眼,我说的是,“倒霉。”
陆经的答复是:“我觉得你比较可怜。”
那天我们跷掉下午的整整四堂课。在那段时间里,我读了他的悼文,他读了我的情书。我告诉他那马子长得正极了,还有两个非常有个性的奶子;他则告诉我“小鬼”有一双诗人或哲学家才有的眼睛。我强调迷恋没什么不好,迷恋就像打手枪一样是自我专注的极致;他却认为人和动物之间的爱情因为没有语言的污染才纯洁又高贵。我们都为了延续一场对话而说了太多我们其实并不真正懂得的道理,因为寂寞的缘故。在我们长达十一年的友谊之中,那是弥足珍贵的一个下午。如果我们还有机会询问彼此对那天下午的记忆和感觉,我相信我们都会这样形容它:“啊!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