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剧鉴赏 闲话鉴赏古代趣诗

古代名剧鉴赏 闲话鉴赏古代趣诗

 清代黄周星载《制曲枝语》中说:“今人与情境之可喜者,辄曰‘有趣,有趣’。则一切语言文字,未有无趣而可感人者”。看来古人作诗颇重诗趣,舍此讽诵吟咏便觉无趣,味之生厌。诗趣最为突出的有下面几种:机趣、谐趣、傻趣、理趣、稚趣、意趣等。

机趣——

诗人匠心独运,作精妙的构思,能显示高超的智慧,使人从其诗中巧中见趣。

机趣手法很多,常用的有用谐音双关与谐意双关之巧字的;有用新颖独到的设喻之巧比的;有用回文、重叠、顶真及藏头字等格局之巧构的;有用乏味的数字织成诗篇而臻卓然独造之巧连的;有用对仗使语意秀拔之巧对的。所有这些,都能激发读者欣赏之兴趣。



譬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两地书》,就很有机趣。大家都知道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卓文君是西汉大富商卓王孙的女儿,十七而寡。辞赋家司马相如,是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刘武的门客。司马相如落魄归属后,卓文君毅然冲破封建罗网,与之自由结合,私奔至临邛,卖掉车马,当垆沽酒,《史书》中载有他们的事迹。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婚后不久,便辞别娇妻去长安做官。一去五年,司马相如才给卓文君写了一封信。信上也才只有十三个数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

这十三个数字的含义是什么呢?卓文君有敏思之才,一眼就看出其中的奥妙。

在这行数字的排列中,唯独缺少“亿”这个数位。“无亿”,从谐音上推断不就是“无意”吗?原来司马相如有外心了。这“亿”不写出来,确实起到了一般文字所不能及的作用。周溶泉教授曾分析说:无“亿”,“一是司马相如难以将弃旧之念向妻子启齿,二是司马相如又要让妻子明白他欲中断夫妻恩爱的打算,三是司马相如告诉妻子音书久滞的真正原因。一字之省却容纳了诸多内容,这种以不写比写还要来的妙的写法,就文学角度来讲,的确别具风味,饶有机趣。”

卓文君看到这样的信,当然很伤心,也很气愤。为了挽回司马相如的那段夫妻情感,也挥笔回书:

一别之后,两地相悬,说是三四月,却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断,十里长亭望眼穿,百般想千般念,万般无奈把郎怨。

卓文君依照司马相如的十三个数字,挨次镶嵌进去,其感情,顺沿着数字的递增而递增,落墨极妙,颇见机趣。乏味的数字一走进文学领域,顿时给人诗意盎然的感觉。

再如,宋朝李禺有首回文诗《记怀》,顺读是儿忆父,妻忆夫,而倒读则成了夫忆妻,父忆子,奇妙之极,不能不叫人叹服有机趣之美。全诗如下: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痴心己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诗中的“忆”是与“离人”的“久别”相对应的。丈夫长期在外,妻子孤灯独守,寂寞难耐,小孩见不到父亲,自然也缺少欢趣。诗人没有写妻子思念丈夫怎样不思食寝,也不在人物诸如愁眉苦脸的形态上用笔泼墨,更不在她遥望远方掩面而泣的感情外露上去作描写,而是紧抓一个“忆”字来贯穿全篇,于淡雅的语言中见出沉郁的情致。

倒读,这首诗就是: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痴?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父忆妻兮父忆儿。

全诗融入了浓重的感情。有迢迢万里不见家乡的悲伤,有萦怀妻儿的凄苦。此诗顺读与倒读,都能在“两地相思,一种离愁”上连成一体。在内容的互有联系上突破了回文诗极易流于形式技巧的局限,其诗之功力,可谓妙哉!

清人徐子云的《算法大成》中有首数学诗《算来寺内几多僧》,使数学知识变抽象为形象,富有独造的机趣性。

巍巍古寺在山林,不知寺内几多僧。

三百六十四只碗,看看周尽不差争。

三人共食一碗饭,四人共吃一碗羹。

请问先生明算着,算来寺内几多僧。

这首诗虽然谈得使数学运算,但却有文学色彩。首先,它的韵脚造成了上口易记的语势;其次,其已经把人带入了有诗味的想象之中。山林,古庙,给人感觉深远。有庙必有僧,多少僧?诗中暗示可以算出。这样,人们在学习数学中,同时受到了文学的熏染。(附:僧数为624人)

谐趣——

谐趣的诗,其主要特色是:庄谐杂作,幽默风趣,有的语言犀利泼辣,讽刺性极强。如:

隔花阴,远远望见个人来到。穿的衣,行的步,委实苗条,与冤家模样儿生得一般俏;巴不能到眼前,忙使衫袖儿招。粉脸儿通红,羞也,姐姐,你把人儿错认了!

这首明代民歌《劈破玉.错人〉〉,是以一位少女为主人公,抓住一个生动的有趣的细节,写她的先错而后羞,谐趣盎然,令人喷饭。

诗歌的前四句是暗写“错认”。少女为何会错认?因为一是“隔花阴”,“隔”着红花绿叶看,难免看不太准确;二是“远远望见个人来到”,距离远;三是心理因素,少女心中只有情郎,看来人有点像,就误认为情郎来跟她约会。所以,就“忙使衫袖儿招”。这一“招”,就招出了谐趣。

诗歌的最后一句,明点“错认”。

“粉脸儿通红,羞也,姐姐,你把人儿错认了!”举手一招,招错了,能不害羞?如果没有最后一句“姐姐,你把人儿错认了!”,你还不知道少女“错认”。冒出一个青年,便有了喜剧效果。“姐姐”一声呼唤,俏皮,幽默,既嘲笑了姑娘,又充满善意,亲切和美好。

再看清代民歌《小小尼姑双垂泪》:

小小尼姑双垂泪,合下经本紧皱着蛾眉。叹人生枉生世界难消退,恨爹娘自把银牙来搓碎。念了声南无,奴要少陪;逃下山,要配姻缘自己配。叫师傅:得罪、得罪、真得罪!

这是一首谐趣充溢的民歌。诵佛念经本来应该十分虔诚,可小尼姑“心不在经”,貌庄而心渎,诗歌起始便初露表里相左的诙谐之趣。一声“南无”,念在她与神佛决绝之时,显然是一种嘲弄;而“少赔”的戏言,则又是有意以凡俗之态表示了对神圣之佛的大不敬,诙谐之趣渐趋浓烈。至全诗结束,连用三个“得罪”,极尽调侃嘲讽之能事,更使作品喜剧气氛达到了高潮。作者借助这种喜剧气氛,热烈赞扬了小尼姑追求人生幸福的勇敢行动。

再看崔旭的《捕蝗谣》:

捕蝗捕蝗,官隶齐忙,掘地纵火蝗飞扬。官要供给,隶要酒浆,官隶践踏苗已僵。吁嗟乎!蝗未死,苗已僵,捕蝗之蝗甚于蝗!

这首民歌,采用民谣歌体写作,因而轻快、活泼、尖锐,富有谐趣。诗的前六句是第一部分,以官隶“捕蝗”的结果与造成的危害作比照,揭露官隶对农民的盘剥。诗人将官隶们捕蝗的结果与造成的危害放在一起,以他们实际所干的勾当拆穿他们表面所打出的旗号,暴露他们的虚伪、丑恶和可笑,这就达到了嘲讽的目的;加之作者又把这种暴露付之于轻松活泼的民谣语言,寄愤慨和轻蔑于嘲弄之中,因而饶有趣味,令人既笑又恨。

诗歌的后四句是第二部分。诗人以“蝗未死”与“苗已僵”的鲜明比照为基础,痛斥官隶是比蝗虫还要可怕的“蝗虫”,比喻以害喻害,把严正之态和取喻之智统一在一起,又一次喷发出令人既恨又笑的喜剧谐趣。

傻趣——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这是苏是在杭州当官时写的一首诗:《吉祥寺赏牡丹》。

诗人赏花开心,饮酒助兴。喝得酩酊大醉,一路磕磕绊绊,头上又满插鲜花,活脱脱的一副傻态,自然会引得别人的围观和哄笑;何况他又不是一般平民,而是一州的长官,能不教十里红楼卷珠帘,万人空巷争观看吗?

春来春去催人老,老夫争肯输年少.

最后少年狂,白髭殊未妨。

插花还起舞,管领风光处。

把酒共留春,莫教花笑人。

这首菩萨蛮,是南宋抗金名士张元干在秦桧死后再度出山时所做。

词的上片,话起一个“春”字,叙说围绕一个“老”字,真正意图突出一个“狂”。“老了怎么办?”诗人说,不能服老,要超过年少时代。要“狂”。

词的下片,写诗人醉后狂态。头戴鲜花,在风光优美的地方翩翩起舞,成了万人瞩目的中心。这股狂劲,这般狂态,真是傻得有趣,傻得可爱。诚然,“插花又起舞”的精神状态,说明诗人没有辜负大好的春光,所以,他可以毫无愧色地送别春天,但是,他对逝去的春天还是依依不舍,要把它留在身边。诗人希望春天永驻人间。

苏东坡“人老簪花不自羞”,张元干则“插花还起舞”;苏东坡头插鲜花招摇过市,张元干则头插鲜花置身于众目睽睽之下,真是天生的一对傻兄傻弟。

我们再看赵南星的《劈破玉》:

俏冤家我咬你个牙厮对,平空里撞见你,引得我魂飞。无颠无倒,如痴如醉。往常时心如铁,到而今着了迷,舍生忘死只是为你。

“劈破玉”是流行于明代中期的民间小调。当时,女子常把心爱的男人称为“冤家”。这首小调,就是叙说一个年轻女子遇上如意情郎时如醉如痴的傻态。

傻态缘于痴情。“傻”与“真”也常常是一回事。《劈破玉》中少女的傻气,是由她真情所致。不错,她曾经心静如水,然而,当她碰到如意之人时,她就毫不犹豫地将心中的闸门打开,让爱的波涛汹涌而出,并将羞涩的泡沫和矜持的泥沙一起冲走。这种狂爱,别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傻气,而对这位少女,却是一种纯洁之至的真情。

《锁南枝捏泥人》:

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涅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在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破,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这是一首广为传颂备受赞赏的著名民歌。这位少女对情人的纯情,是通过捏泥人的游戏传达出来的。玩这种游戏时,她是那么天真活泼,不但稚气逗人,而且傻气十足。捏了摔,摔了捏,边捏边说,把本来面对面的自己和情人,竟比做两个泥人去痴想、去陶醉,这不是天真中露出滑稽,傻得可爱吗?

吴九成教授曾分析说,这位少女并非真的疯癫和痴傻,而是傻中含意,痴中含情。她把自己对情人热烈纯真的爱情,寄托在一对泥人的亲密关系之中,这种想象已经够浪漫的了,把泥人摔破重捏,想象更大胆更丰富,到最后两句出现,那可真让人拍案叫绝。想象太独特太大胆了!忠贞与天真胶着不分,聪慧与痴傻融为一体。妙极了!

傻趣,故作憨态痴语,不合常态,亦违常情,然而这反而显出超越常态的饶有别致,突破常情的真实可贵。像这种表情达意的诗法,能给人特殊的感染力量。

理趣——

“议论须带情韵以行”,诗中说理,要使“理”情化了而后才能诗化,产生出别趣。诗人写景抒情,构成意境,本来无意于说理,可是恰恰道出了哲理,使理语、情语、景语熔为一炉,此谓形中见理;凭借具体形象来说理,做到理由形出,此谓因形说理;以理由来发感慨,理不离情,情理并茂,此谓情中有理。这种诗晓知以理是建筑在动之以情的基础上的。

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

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杜荀鹤的这首《泾溪》,是以泾溪的具体事实说明事理,因其具体形象,故既能动人,又能服人;因其个性中寓有共性,揭示了客观规律,也就使其理带有了普遍性,使人缘此而驰想开去,凡事都要谨慎。谨慎了也就能居安思危,见危不惧。生活中从没有“平流”,到处都有“石险”,谨慎了,也就不会“倾覆”而“沉沦”。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这首《题西林壁》给人的启示就是:人认识事物往往受到局限而流于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同一客体给人的感受不同,任你如何调动角度,横看则不顾及其高,侧看则不顾及其长,远看则看不深,高处看则看不细,低处看则看不清。“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因为只处在某一立足点,于是得不出准确全面的结论。这首诗过去人们总是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方面论述,殊不知它已从反面说明了“要识庐山真面目,必须对山面面观”。各个侧面的综合,也就是庐山的“真面目”。由于诗写的理寓于形中,正意反说,也便发人深省,耐人寻味,无怪乎广为传颂,历久不衰了。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苏轼的这首《琴诗》,就诗面上说,是写了“指”和“琴”不可偏废的关系,或是琴和琴说的二者必兼的关系,但也由此触发了读者应作理性的思考:主观、客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分离,则万事无成;二者统一,则各事可为。佛家《楞严经》说:“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苏轼可能受其启发,可是,他扣紧琴与指的条件谈声,既通俗易懂,又更为熨贴无隙,在睿智机锋中显示了客观真理。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熹的《观书有感》是托物寓理。以“方塘”喻“书本”,说明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才能保持活力,具有较高的学养。

这首诗妙在写“观书”和“观塘”若即若离,不粘不脱。写“方塘”则形似书。“鉴”比方唐之平,也喻书的光洁。缘此则跃入写“天光云影”,与“书”已无关系,紧切着“鉴”和“水”,从而导出“源头活水”,自然捷便。可是细思之下,则又为讲的读书、写书之理,将读者思绪纳入本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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