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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黄周星载《制曲枝语》中说：“今人与情境之可喜者，辄曰‘有趣，有趣’。则一切语言文字，未有无趣而可感人者”。看来古人作诗颇重诗趣，舍此讽诵吟咏便觉无趣，味之生厌。诗趣最为突出的有下面几种：机趣、谐趣、傻趣、理趣、稚趣、意趣等。
机趣——
诗人匠心独运，作精妙的构思，能显示高超的智慧，使人从其诗中巧中见趣。
机趣手法很多，常用的有用谐音双关与谐意双关之巧字的；有用新颖独到的设喻之巧比的；有用回文、重叠、顶真及藏头字等格局之巧构的；有用乏味的数字织成诗篇而臻卓然独造之巧连的；有用对仗使语意秀拔之巧对的。所有这些，都能激发读者欣赏之兴趣。
譬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两地书》，就很有机趣。大家都知道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卓文君是西汉大富商卓王孙的女儿，十七而寡。辞赋家司马相如，是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刘武的门客。司马相如落魄归属后，卓文君毅然冲破封建罗网，与之自由结合，私奔至临邛，卖掉车马，当垆沽酒，《史书》中载有他们的事迹。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婚后不久，便辞别娇妻去长安做官。一去五年，司马相如才给卓文君写了一封信。信上也才只有十三个数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
这十三个数字的含义是什么呢？卓文君有敏思之才，一眼就看出其中的奥妙。
在这行数字的排列中，唯独缺少“亿”这个数位。“无亿”，从谐音上推断不就是“无意”吗？原来司马相如有外心了。这“亿”不写出来，确实起到了一般文字所不能及的作用。周溶泉教授曾分析说：无“亿”，“一是司马相如难以将弃旧之念向妻子启齿，二是司马相如又要让妻子明白他欲中断夫妻恩爱的打算，三是司马相如告诉妻子音书久滞的真正原因。一字之省却容纳了诸多内容，这种以不写比写还要来的妙的写法，就文学角度来讲，的确别具风味，饶有机趣。”
卓文君看到这样的信，当然很伤心，也很气愤。为了挽回司马相如的那段夫妻情感，也挥笔回书：
一别之后，两地相悬，说是三四月，却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断，十里长亭望眼穿，百般想千般念，万般无奈把郎怨。
卓文君依照司马相如的十三个数字，挨次镶嵌进去，其感情，顺沿着数字的递增而递增，落墨极妙，颇见机趣。乏味的数字一走进文学领域，顿时给人诗意盎然的感觉。
再如，宋朝李禺有首回文诗《记怀》，顺读是儿忆父，妻忆夫，而倒读则成了夫忆妻，父忆子，奇妙之极，不能不叫人叹服有机趣之美。全诗如下：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痴心己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诗中的“忆”是与“离人”的“久别”相对应的。丈夫长期在外，妻子孤灯独守，寂寞难耐，小孩见不到父亲，自然也缺少欢趣。诗人没有写妻子思念丈夫怎样不思食寝，也不在人物诸如愁眉苦脸的形态上用笔泼墨，更不在她遥望远方掩面而泣的感情外露上去作描写，而是紧抓一个“忆”字来贯穿全篇，于淡雅的语言中见出沉郁的情致。
倒读，这首诗就是：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痴？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父忆妻兮父忆儿。
全诗融入了浓重的感情。有迢迢万里不见家乡的悲伤，有萦怀妻儿的凄苦。此诗顺读与倒读，都能在“两地相思，一种离愁”上连成一体。在内容的互有联系上突破了回文诗极易流于形式技巧的局限，其诗之功力，可谓妙哉！
清人徐子云的《算法大成》中有首数学诗《算来寺内几多僧》，使数学知识变抽象为形象，富有独造的机趣性。
巍巍古寺在山林，不知寺内几多僧。
三百六十四只碗，看看周尽不差争。
三人共食一碗饭，四人共吃一碗羹。
请问先生明算着，算来寺内几多僧。
这首诗虽然谈得使数学运算，但却有文学色彩。首先，它的韵脚造成了上口易记的语势；其次，其已经把人带入了有诗味的想象之中。山林，古庙，给人感觉深远。有庙必有僧，多少僧？诗中暗示可以算出。这样，人们在学习数学中，同时受到了文学的熏染。（附：僧数为624人）
谐趣——
谐趣的诗，其主要特色是：庄谐杂作，幽默风趣，有的语言犀利泼辣，讽刺性极强。如：
隔花阴，远远望见个人来到。穿的衣，行的步，委实苗条，与冤家模样儿生得一般俏；巴不能到眼前，忙使衫袖儿招。粉脸儿通红，羞也，姐姐，你把人儿错认了！
这首明代民歌《劈破玉.错人〉〉，是以一位少女为主人公，抓住一个生动的有趣的细节，写她的先错而后羞，谐趣盎然，令人喷饭。
诗歌的前四句是暗写“错认”。少女为何会错认？因为一是“隔花阴”，“隔”着红花绿叶看，难免看不太准确；二是“远远望见个人来到”，距离远；三是心理因素，少女心中只有情郎，看来人有点像，就误认为情郎来跟她约会。所以，就“忙使衫袖儿招”。这一“招”，就招出了谐趣。
诗歌的最后一句，明点“错认”。
“粉脸儿通红，羞也，姐姐，你把人儿错认了！”举手一招，招错了，能不害羞？如果没有最后一句“姐姐，你把人儿错认了！”，你还不知道少女“错认”。冒出一个青年，便有了喜剧效果。“姐姐”一声呼唤，俏皮，幽默，既嘲笑了姑娘，又充满善意，亲切和美好。
再看清代民歌《小小尼姑双垂泪》：
小小尼姑双垂泪，合下经本紧皱着蛾眉。叹人生枉生世界难消退，恨爹娘自把银牙来搓碎。念了声南无，奴要少陪；逃下山，要配姻缘自己配。叫师傅：得罪、得罪、真得罪！
这是一首谐趣充溢的民歌。诵佛念经本来应该十分虔诚，可小尼姑“心不在经”，貌庄而心渎，诗歌起始便初露表里相左的诙谐之趣。一声“南无”，念在她与神佛决绝之时，显然是一种嘲弄；而“少赔”的戏言，则又是有意以凡俗之态表示了对神圣之佛的大不敬，诙谐之趣渐趋浓烈。至全诗结束，连用三个“得罪”，极尽调侃嘲讽之能事，更使作品喜剧气氛达到了高潮。作者借助这种喜剧气氛，热烈赞扬了小尼姑追求人生幸福的勇敢行动。
再看崔旭的《捕蝗谣》：
捕蝗捕蝗，官隶齐忙，掘地纵火蝗飞扬。官要供给，隶要酒浆，官隶践踏苗已僵。吁嗟乎！蝗未死，苗已僵，捕蝗之蝗甚于蝗！
这首民歌，采用民谣歌体写作，因而轻快、活泼、尖锐，富有谐趣。诗的前六句是第一部分，以官隶“捕蝗”的结果与造成的危害作比照，揭露官隶对农民的盘剥。诗人将官隶们捕蝗的结果与造成的危害放在一起，以他们实际所干的勾当拆穿他们表面所打出的旗号，暴露他们的虚伪、丑恶和可笑，这就达到了嘲讽的目的；加之作者又把这种暴露付之于轻松活泼的民谣语言，寄愤慨和轻蔑于嘲弄之中，因而饶有趣味，令人既笑又恨。
诗歌的后四句是第二部分。诗人以“蝗未死”与“苗已僵”的鲜明比照为基础，痛斥官隶是比蝗虫还要可怕的“蝗虫”，比喻以害喻害，把严正之态和取喻之智统一在一起，又一次喷发出令人既恨又笑的喜剧谐趣。
傻趣——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这是苏是在杭州当官时写的一首诗：《吉祥寺赏牡丹》。
诗人赏花开心，饮酒助兴。喝得酩酊大醉，一路磕磕绊绊，头上又满插鲜花，活脱脱的一副傻态，自然会引得别人的围观和哄笑；何况他又不是一般平民，而是一州的长官，能不教十里红楼卷珠帘，万人空巷争观看吗？
春来春去催人老，老夫争肯输年少.
最后少年狂，白髭殊未妨。
插花还起舞，管领风光处。
把酒共留春，莫教花笑人。
这首菩萨蛮，是南宋抗金名士张元干在秦桧死后再度出山时所做。
词的上片，话起一个“春”字，叙说围绕一个“老”字，真正意图突出一个“狂”。“老了怎么办？”诗人说，不能服老，要超过年少时代。要“狂”。
词的下片，写诗人醉后狂态。头戴鲜花，在风光优美的地方翩翩起舞，成了万人瞩目的中心。这股狂劲，这般狂态，真是傻得有趣，傻得可爱。诚然，“插花又起舞”的精神状态，说明诗人没有辜负大好的春光，所以，他可以毫无愧色地送别春天，但是，他对逝去的春天还是依依不舍，要把它留在身边。诗人希望春天永驻人间。
苏东坡“人老簪花不自羞”，张元干则“插花还起舞”；苏东坡头插鲜花招摇过市，张元干则头插鲜花置身于众目睽睽之下，真是天生的一对傻兄傻弟。
我们再看赵南星的《劈破玉》：
俏冤家我咬你个牙厮对，平空里撞见你，引得我魂飞。无颠无倒，如痴如醉。往常时心如铁，到而今着了迷，舍生忘死只是为你。
“劈破玉”是流行于明代中期的民间小调。当时，女子常把心爱的男人称为“冤家”。这首小调，就是叙说一个年轻女子遇上如意情郎时如醉如痴的傻态。
傻态缘于痴情。“傻”与“真”也常常是一回事。《劈破玉》中少女的傻气，是由她真情所致。不错，她曾经心静如水，然而，当她碰到如意之人时，她就毫不犹豫地将心中的闸门打开，让爱的波涛汹涌而出，并将羞涩的泡沫和矜持的泥沙一起冲走。这种狂爱，别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傻气，而对这位少女，却是一种纯洁之至的真情。
《锁南枝捏泥人》：
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涅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在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破，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这是一首广为传颂备受赞赏的著名民歌。这位少女对情人的纯情，是通过捏泥人的游戏传达出来的。玩这种游戏时，她是那么天真活泼，不但稚气逗人，而且傻气十足。捏了摔，摔了捏，边捏边说，把本来面对面的自己和情人，竟比做两个泥人去痴想、去陶醉，这不是天真中露出滑稽，傻得可爱吗？
吴九成教授曾分析说，这位少女并非真的疯癫和痴傻，而是傻中含意，痴中含情。她把自己对情人热烈纯真的爱情，寄托在一对泥人的亲密关系之中，这种想象已经够浪漫的了，把泥人摔破重捏，想象更大胆更丰富，到最后两句出现，那可真让人拍案叫绝。想象太独特太大胆了！忠贞与天真胶着不分，聪慧与痴傻融为一体。妙极了！
傻趣，故作憨态痴语，不合常态，亦违常情，然而这反而显出超越常态的饶有别致，突破常情的真实可贵。像这种表情达意的诗法，能给人特殊的感染力量。
理趣——
“议论须带情韵以行”，诗中说理，要使“理”情化了而后才能诗化，产生出别趣。诗人写景抒情，构成意境，本来无意于说理，可是恰恰道出了哲理，使理语、情语、景语熔为一炉，此谓形中见理；凭借具体形象来说理，做到理由形出，此谓因形说理；以理由来发感慨，理不离情，情理并茂，此谓情中有理。这种诗晓知以理是建筑在动之以情的基础上的。
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
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杜荀鹤的这首《泾溪》，是以泾溪的具体事实说明事理，因其具体形象，故既能动人，又能服人；因其个性中寓有共性，揭示了客观规律，也就使其理带有了普遍性，使人缘此而驰想开去，凡事都要谨慎。谨慎了也就能居安思危，见危不惧。生活中从没有“平流”，到处都有“石险”，谨慎了，也就不会“倾覆”而“沉沦”。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这首《题西林壁》给人的启示就是：人认识事物往往受到局限而流于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同一客体给人的感受不同，任你如何调动角度，横看则不顾及其高，侧看则不顾及其长，远看则看不深，高处看则看不细，低处看则看不清。“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因为只处在某一立足点，于是得不出准确全面的结论。这首诗过去人们总是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方面论述，殊不知它已从反面说明了“要识庐山真面目，必须对山面面观”。各个侧面的综合，也就是庐山的“真面目”。由于诗写的理寓于形中，正意反说，也便发人深省，耐人寻味，无怪乎广为传颂，历久不衰了。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苏轼的这首《琴诗》，就诗面上说，是写了“指”和“琴”不可偏废的关系，或是琴和琴说的二者必兼的关系，但也由此触发了读者应作理性的思考：主观、客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分离，则万事无成；二者统一，则各事可为。佛家《楞严经》说：“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苏轼可能受其启发，可是，他扣紧琴与指的条件谈声，既通俗易懂，又更为熨贴无隙，在睿智机锋中显示了客观真理。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熹的《观书有感》是托物寓理。以“方塘”喻“书本”，说明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才能保持活力，具有较高的学养。
这首诗妙在写“观书”和“观塘”若即若离，不粘不脱。写“方塘”则形似书。“鉴”比方唐之平，也喻书的光洁。缘此则跃入写“天光云影”，与“书”已无关系，紧切着“鉴”和“水”，从而导出“源头活水”，自然捷便。可是细思之下，则又为讲的读书、写书之理，将读者思绪纳入本题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