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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086)北宋政治家和思想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朝进士。嘉□三年(1058)任度支判官期间，为了挽救当时 “积贫积弱”的政治、经济危机，向仁宗上万言书，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神宗熙宁三年（1070）至熙宁九年间两度任宰相，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更戍、保甲等新法，即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为此，列宁曾称他为“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变法失败后，退居江宁(今南京)。元丰二年 (1079)再拜左仆射，封荆国公。世称荆公。著作多散佚。现今流传的有《临川先生文集》和《周官新义》（辑本）。他的法律思想的要旨是德、礼、刑、政并用，而强调德本刑末，大体遵循儒家正统而力主变更不合时势发展需要的旧制，要求变风俗、立法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的德，礼、法并用说他认为，社会上所以产生非礼、非法的行为,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为此,统治者必须首先使人们有富足的财用。但是在人们“足于财”之后，如果不用“礼”加以节制,不用“法”加以束缚,仍然会发生“放僻邪侈、无所不至”的现象。因而统治者还必须运用“礼乐刑政”，对人民教之以“道艺”和“礼节”，并待之以刑律，要求他们守礼而遵法。这就是所谓“任德”、“任察”和“任刑”三者兼有并用。但是,这并不是以“刑名法术” 为本。“刑名法术”不过是“吏事”，而不是“主道”，只有统治者用自己“至诚”的“精神之运,心术之化,使人自然迁善远罪”,才是“主道”。因为人们遵礼守法，并不仅仅是依靠“禁严”和“治察”所能达到的。政事不在大小，只要统治者以德和心术去“教化”人民，人民就一定“化服”，并从而消除狱讼。所以他说：“不先教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他认为，法是“德”和“礼”的保障：“不帅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没有法的强制去对付那些教以德和礼而仍不化服的人，也是不行的。这就是他的德、礼、法三者必须并用，不能“专用”其一的道理。这些道理并没有脱离封建儒家正统的“德主刑辅”、“先教后刑”等思想的窠臼。
“度世之宜而通其变”的变法革新论在他看来,法从来都是统治者根据时势的需要而制定或修改的：“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宋王朝当时“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原因是“不知法度”，不知法 “先王之政”。因此他主张变法，“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但所谓法“先王之政”,并不是要照搬旧制，而是要“法其意”,“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并制定善法以代之。他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只有立善法，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据此，他除制定并推行青苗、均输等新法外，在刑事立法方面，他认为当时只注意于“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而对于一些法所先急的犯罪，却皆不可得诛，例如对官吏的贪污规定了严厉的惩罚，而对造成官吏贪污的“奢靡无节”，却没有规定应有的重处，这是“禁其末而驰其本”，是造成法令“滋而不行”，使坏人幸免好人遭殃的原因，必须切实加以改变。在审判程序上，他强调朝廷对全国司法活动应有统一的监督和管理。他认为当时司法部门审理案件，自行其是、擅作决断的情况，对加强法制不利，应当加以改变。他说：“有司议罪，惟当守法。情理轻重，则□许奏裁。若有司辄得舍法以论罪，则法乱于下，人无所措手足矣。”为了严格掌握对疑案的最终裁判权和类推的适用权，他提出了逐级审核，最后由宰相、副宰相干预中央司法机关的审判，直至由皇帝裁决的主张：“有司用刑名不当，则审刑、大理当论正；审刑、大理用刑名不当，则差官定议；议既不当，即中书自宜论奏，取决人主。”他驳斥那些反对这一措施的人说，这关系到国家的体制和法制的推行， “岂有中书不可论正刑名之理？”这些论点，都有力地支持了他的变法革新活动。
“大明法度”、“众建贤才”的“法治”与“人治”统一观他重视法制，同时也重视甚至更强调“人”、即统治者在立法、执法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是否具备实行 “法治”足够的和胜任的“人才”，是实行变法的前提。他说，当时皇帝想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为什么竟会办不到呢？就是因为“人才不足”。所以他主张在建立法度之前，“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这一方面是立法过程中离不开贤才的参与：“兴利除弊，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另一方面是有了好的法律，没有好的官吏，也不行：“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据此,他还提出了培养、选拔、任用和考核司法官吏的具体方案：①列“刑名书数”于教学内容之中，使“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②设“明法科”，以律令、《刑统》大义和断狱为考核内容。凡经进士诸科考试而被录取者，必须再考一次“律令大义或断案”，合格的才可委以官职。③对已任用者“试之以事”，不以“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之”，“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改变“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的现象，使“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总之,他认为不但“人”与“法”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而且“人”比“法”更重要：“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既有“善法”，又有“忠臣良士”，才可以保证法度的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