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熙宁变法取得一定成就，北宋政府的财务危机暂时得以缓解，但最终结果仍然是失败了。
新法的实行使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受到一定限制，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这些人撺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施加压力，迫使宋神宗两次把王安石罢相。
但是与其说王安石变法断送于守旧派之手，毋宁说变法断送于王安石自己之手。诚然，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措施，都是相当高明的。正如黄仁宇的评论：“令人惊异的是，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但是王安石的失误之处恰恰在于他太追求手段，而忘记了他的根本目标。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解决财政困难只是巩固统治的必要条件。
但由于宋神宗在守旧派压力下的决心动摇，王安石亟须拿出成绩来显示变法的正确性，稳定改革派的军心，因此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为了增加税收而增加税收。王安石变法中对人民有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的落实程度，远远比不上免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均输法等能马上来钱的政策落实得坚决。王安石还高兴地吹嘘自己的新法一出，国家迅速增加了多少的收入，而忽视了百姓真正得到了多少的利益。他的措施不仅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也使一般小商人因为国家的垄断导致的市场萧条而破产。变法十几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财政困难，但是阶级矛盾却更为尖锐了。
用人不当也成为王安石变法被后人诟病的软肋。变法的顺利推行需要大量理解变法内容，又具有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才。但是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定的时间。急功近利的目标，使王安石不得不降低标准选拔人才，结果选拔出了一些利用变法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甚至企图利用变法名义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从而给哲宗、徽宗两朝留下的另一个恶劣政治遗产——党争。宋神宗死后，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以司马光为相，新法被全盘废除，把新党驱逐出朝廷。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以章 为首的新党，又开始了对守旧人士的残酷迫害。北宋的朝廷从此陷入党争的泥沼，不能自拔。从此，整个国家完全进入了失去理想主义、政治道德沦丧的时代，沐猴而冠的腐败分子高坐于庙堂之上，虎视眈眈的敌国陈兵于边境磨刀霍霍。北宋政权丧失了自我拯救的机会和能力。
实亡宣和(1)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让北宋统治者错失了自我挽救自身的机会。哲宗朝起用的所谓新党，已经不再是像王安石那样真正具有理想主义的正直廉洁的改革家。曾经是王安石改革最重要的支持者吕惠卿、章 、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最终都沦为声名狼藉的大奸臣。其中厚颜无耻如邓绾者，还在人们的嘲笑中留下一句名言：“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你爱骂就骂吧，反正我官当得舒服就行。官场上的伦理道德沦丧一至于此矣!没有操守的官场是一个烂掉的官场，亡国的迹象已经出现，挽救危亡的机会已经错失，总有一个皇帝要成为亡国之君，把他的政治生涯甚至生命与整个国家一起埋葬。于北宋而言，这样一个角色是由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具有艺术家气质、绘画成就至今得到盛誉的宋徽宗赵佶。治明史的有一句话：“明实亡于万历。”同样，总结北宋历史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北宋实亡于宣和(1119—1126年，宋徽宗最后一个年号)。”宋徽宗赵佶生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据说宋神宗有一天在观看一幅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时，对这位亡国之君的风度大为赞赏，不久宋徽宗就降生了。据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神宗曾经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使此时的人们普遍相信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并且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只为是李煜转世托生，所以赵佶断送了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就是为李煜报了亡国之仇。当然，刚刚诞生不久的赵佶，显然还不具备犯断送江山这样“卓越”的能力，因为按照北宋的皇位继承制度，作为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的赵佶，他离皇帝的宝座是相当的遥远!
当赵佶知道自己不能够以政治成名的时候，他便依着自己的兴趣，把精力都用在他喜好的艺术事业上来。假如没有以后的风云际会，他极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甚至可能用“伟大”这个词来形容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800多年来，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
除了极富个人特色的瘦金体，他的楷书和草书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楷书作品《 芳依翠萼诗帖》被后世评论家称为“神品”，他的《草书千字文》被人拿来与盛唐时期的草圣张旭与怀素和尚相提并论。在绘画领域，赵佶更是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作品讲求意境，绘画技巧堪称登峰造极。据说，龙德宫建成后，赵佶召来各路名家作画。欣赏过其它作品后，赵佶无一句夸赞之辞，却偏偏对一位名气不大的年轻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别赐给他当时只有六品官才能穿的绯色袍服。他人不明所以，赵佶指出：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众人无不叹服。从这个故事，我们可见赵佶对待艺术的基本态度和观点。
正当赵佶认为自己将会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留名青史的时候，上苍却在1100年给了他一个转机——他年仅23岁的哥哥宋哲宗赵煦因为荒淫纵欲而在没有子嗣，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死掉了。皇位由谁来坐只能由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召集朝中重臣进行“朝议”来决定。
由于缺乏确切史料，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赵佶本人或者其下属事先做了哪些工作，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朝议”时向太后似乎认准了赵佶的仁孝端正和福寿之相，坚决主张由赵佶继位。而当时的宰相章 认为：赵佶太轻佻，不适合君临天下。但章 的意见，遭到了与会的其他大臣的反对。于是，“行为轻佻”的赵佶，变成了后来的宋徽宗。不幸的是，事实证明，后来被称为大奸臣的章 看得非常准确。
通常情况下，像宋徽宗这样真正的艺术家(其艺术成就表明他绝不是一般的美术爱好者)一般都会拥有风流浪漫的气质，性格中往往具有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的因素。
他们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为人处事容易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宋徽宗正是如此。当一个情绪化的艺术家长出了没有人可以约束的权力翅膀，这种错位导致的是一出悲剧。号称“极盛”的北宋王朝尽管百弊丛生，但毕竟还能苟延残喘，这种局面之所以急转直下，北宋迅疾覆灭，不能不说是跟宋徽宗在帝王和艺术家两个角色上的错位，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赵佶的艺术家身份，使一些投机分子找到了终南捷径，他们纷纷亮出各式各样的书画作品，用以求得加官晋爵，其中收获最大的是蔡京。蔡京的书法造诣很高，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北宋四大家。据说有一次，蔡京曾经在两个下级官吏的扇子上，为他们题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阔绰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蔡京题过的扇子，被当时还未登上皇位的端王赵佶花两万钱买走了。由此可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1100年，在新旧党争中蔡京被贬黜到杭州居住，次年年底，蔡京还是待罪之身，而到第三年夏天，蔡京已经扶摇而上出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相当于大宋帝国的副宰相了。这段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固然是朝廷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蔡京的艺术才华也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蔡京的书法，宋徽宗还酷爱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头。为了搜索奇石，1105年，宋徽宗下令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 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为他搜罗珍奇物品与奇花异石。当时，管成批运送的货物叫“纲”，向京都运送奇花异石的船每十艘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起初，这种花石贡品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宋徽宗对这些贡品大为赞赏，进贡者纷纷加官晋爵，恩宠有加。在功名利禄的刺激下，“花石纲”迅速演变成全国骚乱的大行动。为了搜寻出奇制胜的奇花异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仅运送“花石纲”的运费要从当地老百姓身上搜刮，同时像这样的“御用之物”又为官吏们敲诈勒索提供了冠冕堂皇的机会。史书记载，“花石纲”掠夺前后持续了20多年，“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形成了一场真正的灾难。宣和二年(1120年)，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浙江东南一带，发生了方腊领导的大起义，几个月之内，就将东南地区席卷进去，并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大约至少在数百万以上。而最初负责此事的朱 ，因为搜刮有功，一路加官晋爵，爬到了能与蔡京平起平坐的地位。
蔡京、王黼，与童贯、朱 、梁师成、李彦等四人，都是靠给宋徽宗逢迎拍马得到位极人臣的地位，时人称之为“六贼”。他们好皇帝所好，在宫中开市。令宫女扮作胡姬商女，皇帝扮乞儿，逗乐取笑。王黼更是引诱徽宗微服出游，夜宿娼门。又怕人知道，君臣曾翻墙出宫。宫垣高耸，徽宗一时下不来，呼王黼做垫脚石，笑着说：“王安石(一说司马光)，背耸过来。”王黼接口:“神宗皇帝，脚伸下来。”神宗在位勤政，王安石力主变法，大宋朝呈中兴之像，却遭徽宗君臣笑谑，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他们操纵朝政，公开出卖官爵，明码标价，所谓“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宋徽宗即位十年，官员名额增加了十倍，官俸开支也相应的增加了三倍。李彦还奉宋徽宗之命主持“西城括田所”，抢夺民田，强迫自耕农充当佃农，向政府交租。他们除了帮助宋徽宗敛财，还利用职权填满了自己的腰包。
朱 借在苏州主持应奉局之便，霸占民田达30万亩。蔡京霸占的更多，超过了50万亩。几个厚颜无耻的小人，在宋徽宗的庇佑下，把大宋朝搞得天怒人怨，离亡国更近一步了。
靖康之难
正当北宋国内政局进一步恶化的时候，12世纪初，居住在我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崛起于辽国的内部。这时的辽国统治已极为腐败，其政治昏暗不堪的程度，比起北宋不相上下。宋徽宗认为：金的崛起，削弱了辽的实力，给宋提供了一个“恢复燕云”的机会。宋徽宗过于相信自己的实力了，他不但没有选择更好的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反而于1120年与金订立夹攻辽的“海上之盟”，双方约定：金出兵攻辽中都，宋出兵攻燕京;灭辽之后，燕云诸州归宋，宋则将原来向辽交纳的银、绢照数给金。
宋徽宗做着马上能够实现太祖都没能完成的伟大事业的迷梦，无奈宋朝军事的虚弱却让他大为丢脸。此时的宋军已是腐败不堪，在童贯的率领之下，连败于辽国的残兵败将之手。
最后，还是金兵攻下燕云数州，抢掠一空后还要北宋政府再交纳一笔“代役钱”才能赎回。
也正因看清了宋的腐败无能，宣和七年(1125年)，金灭辽之后，兵不卸甲，马不停蹄，要继续灭宋。宋徽宗才驱一狼，又引一虎，急忙传位于太子赵桓，自己逃往南方。赵桓即位，改元靖康，这就是北宋亡国之君宋钦宗。宋钦宗登基伊始，下令处治奸臣，起用抵抗派领袖李纲指挥军队，一时人心大振，取得了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的胜利。宋钦宗见形势大好，认为祸患已除，在投降派的撺掇下，把李纲贬到外地。靖康元年(1126年)冬，当金兵再次兵临开封城下的时候，北宋虽有良将忠臣，但不能为所用。腐败的北宋统治者竟然听信市井无赖的吹嘘，在上演了一出7779个“神兵”守东京的闹剧后，东京城被金兵攻破。大肆搜刮四个月后，金军押着被俘的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和皇家宗室、妃嫔宫女、文武百官、工匠等14000多人，满载着搜刮去的财物，回到北方去。从赵匡胤称帝开始的北宋王朝在统治了167年之后，宣告灭亡。 aIhUaU.com/
自从钱穆先生提出宋代“积贫积弱”之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但多年来的历史研究表明，抛开南宋不谈，仅北宋经济就比很多朝代发达，财政收入更是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和银行信用。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也在北宋，火药和火器在北宋时开始大规模使用，指南针在北宋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大量出现，开封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四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富庶的朝代就这样被轻易地灭掉了，从此被扣上“积贫积弱”的帽子呢?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北宋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一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情结从赵匡胤以来就一直左右着北宋九帝的治国方略。为了分散大臣之权，集中皇帝之权，北宋统治者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效率低下、流弊丛生的制度，给各种腐败堕落的行为提供了温床，导致了军队战斗力低下，决策失误，执行时相互推诿，行政效率低下，虽“富”而不“强”。这是北宋亡国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