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微信朋友圈已变成一个扰人的虚拟空间。前几年微信刚兴起时，我们视之为一种朋友间的“半私密”空间，经常是随时想到什么、拍到什么就随手往微信上一发。后来微信好友积累渐多，除了普通朋友之外，也有同事。无论关系好不好的，都是一通猛加，故此，工作上的事情渐渐不愿意在朋友圈提及了，怕得罪人。这成为微信生活“虚伪”的起点。
随后，单位领导也加了微信，“畅所欲言”的空间更小。毕竟，“牢骚太盛防肠断”嘛。不仅如此，说话谨慎的同时经常还得主动转发一些领导发的正能量段子，又是点赞又是留言的，总是期望能借此获得领导的某种认同。微信圈的“虚伪”自此愈演愈烈。
再往后，微信加的好友日积月累，从家里的亲属到饭桌上认识的酒肉朋友，从学生妹到企业家，可谓鱼龙混杂、物种丰富。发展至此，至少我已经在朋友圈中彻底放弃了“自我展示”，干脆每天就转发一些鸡汤段子。像鸡汤这类的内容，不能说大部分人喜欢，但至少谁都不得罪。
另外，我有些强迫症似的特别注意朋友圈中发的内容的质量，即使发一句简单的文字，内心也打了长时间的腹稿：这样说话，谁谁谁应该会喜欢，同时也不会令谁谁谁反感。对了，我不应该遗漏微信群和好友分类的功能，它直接让我的微信生活从简单舒适变得复杂心烦——不仅得考虑各色人等的感受，还得分类发布内容。生活的哪些方面适宜展现给哪些相应的人看，这种微妙的分类、计算、发布，占据了不少时间。
不得不说，呈现在微信圈中的自己距离真实的自己，已渐行渐远。我们日益熟练地利用网络和移动端平台来伪装自己、讨好别人、谋求人际资本……真实的自我形象却如风中的烛光般闪烁不明。微信朋友圈真的让我们变得更“虚伪”了吗?如果答案是一个简单的“是”，那么未免有些流俗。实际上，不妨反问，在微信出现以前，我们的生活真的要比现在“真实”，或者说“不虚伪”得多吗?这个问题是值得深入讨论的。过去，受技术所限，人与人的交流，必须“面对面”。然而，近距离交往时，我们其实也有着微信朋友圈一样的“虚伪”，比如刻意的着装、说话比平时温柔一万倍、脾气变得极好、健谈、慷慨，但说穿了，你自己明白，生活中当你独处之时，以上的“美德”你其实通通都不具备。只有当需要为了人际关系而“表演”时，你才会成为一个称职的生活的演员，一个更“好”的人。
在特定社会场景下，我们的“真人表演秀”几乎也是和微信朋友圈一样的模式化。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将我们在生活中的表演称之为“前台”。他观察到了真实生活和戏剧表演的某些共同之处：为了特定的目的，人们总是在生活中为自己涂脂抹粉，培养各种礼仪和谈话技巧，通过阅读和学习来获得谈资，凡此种种，构成了我们对外的“公共人格”。这种“公共人格”就是我们人生自我展示的一块广告牌。我们塑造自我角色形象，并透过它被周围的人知晓，从中，我们积累下了人际资本，博得了重要人物的好感，为自己获得机会并维持这一形象。这便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很难说它是不虚伪的。
而戈夫曼也注意到，对于我们这些人生的演员来说，“前台”之外，还存在“后台”。那“后台”就是我们“卸妆”的地方，把自己从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和公共人格的表演中暂时解脱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人而存在的时刻。通常，这个时刻不会很多，除了自己和关系极密切的人以外，不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戈夫曼的这套理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移动网络的出现似乎让我们的“前台”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延展，而“后台”的空间则在不断地退缩、减少。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足以回答本文开头关于微信是否让我们变得更加“虚伪”的设问。如果我们把“虚伪”等同于“前台表演”时间的增多，那么我们将看到，在微信朋友圈的“绑架”下，我们每天几乎24小时都处于“前台”。早上起床微信自拍刷脸，每去一个地方都打卡签到，时而低调炫富，时而转发看似寓意深刻的鸡汤文。在这八万四千六百秒的时间内，每一秒钟几乎都贡献给了此类廉价的表演。说实话，悲催的真相是，我们的内心一如过去那样热衷于表演，只是现在表演的成本和门槛更低：几张PS痕迹严重的照片、几则转帖、几帧模糊不清的场景，塑造出了我们微信时代的公众形象。换个说法，这叫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思维这个词，于今确实是落伍了。后起代之的一个词是：O2O，中文翻译为“从线上到线下”。当我们对着社交网络热烈表演一通之后，却又发现，无论时代如何倾向于“线上”，但戈夫曼所说的“前台表演”仍然具有确凿无疑的“物质性”和“现实性”。于是，我们尽力使自己在生活中的真实形象符合微信中的虚拟表演，以打通所谓的“O2O闭环”。其实这就是创业课堂里所宣讲的新商业模式的社会学基础，无非是两种“表演”的交融结合。假如我是一个厨子，那么我不但得菜做得好吃，而且需要在朋友圈里体现出“我是个厨子”。否则，我就不算一个特别称职的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