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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抗日战争
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晚，驻丰台日军一个中队荷枪实弹，在卢沟桥以北1公里的龙王庙一带，举行所谓军事演习，蓄意挑衅。23时左右，忽有枪声数响发于宛平城(今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镇)东，城内守军即严密注意。24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向北平市政府提出交涉，诡称日军在“演习”中，仿佛听到宛平城内发出枪声，在纷乱中失落日兵一名，日军今夜要进城搜查，并声称“要以武力保卫前进”，遭到北平当局严词拒绝。双方派出代表由北平市前往宛平城调查。当双方代表正在宛平城内会商调查之际，日军向城内开枪开炮。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110旅旅长何基沣、129团团长吉星文，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广大官兵英勇杀敌，打退日军数次进攻，击毙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
日本侵略者遭到中国军队打击后，迫于兵力不足，以“和谈”为缓兵之计，加紧向华北调集兵力。国民政府企图对日本妥协，幻想以地方事件和平解决。到7月16日，日军调到华北的部队已达5个师团，总数在10万人以上。25日，日军已完成了对平津的包围态势，进攻廊坊、广安门等处，切断平津铁路交通线。27日，日军向通县、团河进攻。中国守军奋起应战，但在日军优势炮火的轰击下，伤亡惨重，节节失利。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指挥作战中壮烈殉国。29日，北平沦陷。日军同时对天津发了进攻，经过激战，30日，天津失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积极抗日的主张。全国各地工人组织抗日团体，上海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全国学生掀起抗日怒潮。工商业者展开抵制日货运动。一部分没有走的东北军，组成义勇军，展开抗日斗争。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加剧分化，派往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军长张学良和西北军军长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们于1936年12月12日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这就是“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派代表团去西安调停。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的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了。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日本紧接着发动“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这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的统治，也威胁到美英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国民政府被迫对日作战。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在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后来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9月下旬，国民党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提交的国共合作的宣言，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了。
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件”进攻平津。在保卫平津的战斗中，驻守卢沟桥的广大官兵，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以身殉国。同年8月，日本制造了“八·一三”事变，进攻上海，国民政府组织淞沪会战，蒋介石兼任总司令。中国军队英勇抗击进攻上海的日本侵略军。驻守宝山县城的500名官兵坚守阵地，全部壮烈牺牲。谢晋元团长率部坚守上海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后撤。他们完成任务以后，奉命撤退。此后，国民政府组织了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1938年3月，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台儿庄展开拉锯战，消灭日军2万多人，是抗战以来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胜利。1940年5月，在枣宜地区，第三十三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指挥狙击战，大部分战士伤亡，张自忠为国壮烈牺牲，1939年到1941年，国民政府还组织了三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胜利。但是，国民政府害怕人民力量的壮大，推行了一条不发动群众只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武汉失守以后，在日本诱降政策下，国民政府一面与日本秘密谈判，进行投降活动；一面将主要兵力放在大西南、大西北，消极抗日。1944年，日本为援救侵入南洋的孤军，发动了打通从东北到广州、南宁的“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国民政府军队或弃城逃跑，或不战而降，豫湘桂战场大溃败。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命令他的部队“积极推进”，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