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接着我去参加每周在帕美楼的茶会，和平时一样地与物理学家交谈，尽管我刚刚发现艾莲十有八九是患了绝症。那种感觉非常奇怪，好像我有两个完全不同、互不干扰的心思。
我去医院看艾莲的时候，告诉了她那个笑话——不懂医学的人看医书以后都觉得自己快完蛋了。然后我说我觉得面临的是非常大的困难，从我所阅读的，她很可能是患了某种绝症。然后我给她讲了每一种可能的病的情况。其中也有何杰金氏病。
她下一次见到医生时，问道，“会不会是何杰金氏病呢?”
然后她到下一家医院，病历上有了医生的手笔，“何杰金氏病?”从那儿我得知那医生也不比我多懂几分。
医院又给艾莲做了无数的检查，都围绕着这”何杰金氏病?”，还有专门的会诊。我记得坐在外边的走廊里等结果，一个护士推着坐在轮奇上的艾莲出来了。突然，从会诊室里冲出了个医生，奔到我们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告诉我，你有没有吐过血?有没有咳过血?”
护士嚷嚷着，“走开!走开!这样的问题怎么能问病人啊!”边说边把她推开了，护士转过来对我们说，“他是旁边医院的医生，参加会议总是找麻烦。这种问题不该来问病人的!”
我当时脑子没转过来。那医生其实是在探讨某一种病的可能性。我要是聪明些的话，应该去问他怀疑的是什么病。
最后，在经过了反反复复的讨论之后，医生告诉我最大的可能是何杰金氏病。他说，“病人会时好时坏，慢慢越变越糟。现在还没有任何办法治疗它。过两年后病就致命了。”
“这真是个不好的消息，”我说， “我会告诉她这些情况。”
“不!不!”医生说， “我们不想引起病人的不安，我们会告诉她患的是腺热。”
“不!不!”我回答道，“我和她已经讨论过了何杰金氏病的可能性，她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的。”
“她父母不想让她知道，你最好先和他们谈谈。”
回到家，所有的人都对我人加劝说，包括我父母，我的两个阿姨，家庭医生。他们都拚命坚持，如果我告诉艾莲这个好姑娘她患了绝症，那将足无法理解的最大的蠢事。他们惊恐地问，“难道你要做这么一件天理不容的事吗?”
我说，“因为我们早有约定，一辈子彻底开诚布公、直面任何困难。躲躲闪闪有什么用?她要问我她生的什么病，我不会撒谎的!”
“天哪!多孩子气!”他们惊呼——哇啦，哇啦，哇啦。他们都对我施加压力，说我大错特错。我相信自己是对的，因为我和艾莲谈起过这种绝症，而她毫无问题去面对它。我明白最好的做法就是把真实情况告诉她。
可最后，我的11岁的小妹妹跑了过来。满脸泪水，边哭边打着我的胸脯，说艾莲是多么可爱的姑娘，而我是个多么愚蠢又固执的哥哥。我再也受不住了。我屈从了。
我写了一封分手的情书给艾莲，一直随身带着。万一艾莲发现我撒了谎而不再理我，我可以给她这封信。
上帝从不让事情顺利，总是把它弄得充满波折。我去医院看望艾莲，她坐在病床上，周围是她的父母，都显得心神不宁。她看见我，脸上的阴云一下子飞散了，说，“现在我可知道互相彻底坦率是多么可贵了!”她对她父母点了点头，说，“父母告诉我病症是腺热，我不知该不该相信他们。理查德，现在你告诉我，我患的是腺热还是何杰金氏病?”
“你得的是腺热，”我说，内心如死去了一般。这太糟了——实在太糟了!
她的反应特别简单，“噢，好，这下我相信他们了。”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很深的信任，她就完全释然了。看上去一切都解决了，都顺理成章了。
她的状况好了一些，医生允许她回家。大约一周后，我接到了她的一个电话，“理查德，我有事要和你说，你赶快来。”
“行。”我确认了那封信还在衣袋里。我预感到什么事要发生了。
我走进她的房间，她说，“坐下。”我坐在她的床沿。“好，现在告诉我，”她说，“我患的是腺热还是何杰金氏病?”
“是何杰金氏病。”我伸手去衣袋里摸那封信。
“天哪!”她说，“他们一定把你逼苦了!”
我刚刚告诉她患的是绝症，而且承认说了谎，可她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她全想的是我。我无地自容，把那封信给了她。
“你理应坚持的，”她说，“我们是对的!”
“真对不起，我难过极了。”
“我能理解你，理查德，只是以后再也别那样了。”
原来，她在二楼她自己的房间里，偶尔，她会像小孩一样蹑手蹑脚溜到楼梯口，听下边大人们在说什么。她听到她母亲哭过好几次。她回到床上琢磨着，“要是我患的是一般的腺热，母亲干吗那么伤心地哭呢?可理查德也说是腺热，那一定没错。”
过了一会儿她又想，“会不会理查德也说慌了呢?”她又琢磨这怎么可能。非常令人惊奇地，她很快想到一定是她父母强拧着我说谎了。
她面对这种困境非常平静，安祥地说，“好，我患了何杰金氏病，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普林斯顿给了我一个奖学金，可按规定要是我结婚的话就会被停止，我们知道何杰金氏病的进程：它有时会缓解一些，艾莲可以回家住;过一阵它又会恶化，她必须住院。这样来回来去大概会延续两年。
我想，尽管我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我可以在很出名的贝尔实验室做一些研究。我们可以在纽约皇后区租一间房子，那儿离贝尔实验室旁边的医院不远。我们可以几个月后在纽约结婚。那天下午我们把一切都计划好了。
好几个月以来，医生想取艾莲颈淋巴结的组织做活检，
可她的父母一直不同意，他们“不想烦扰这可怜的姑娘”。这回我有了新的决心，不停地做他们的工作，向他们解释这项检查非常重要。有艾莲的帮助，她的父母终于被说服了。
几天之后，艾莲打来电话，“化验报告出来了。”
“是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也不清楚，你来看看，我们可以谈一下。”
我到了她家，她递给我化验报告，上面写着：“活检证明淋巴腺有结核菌。”
这把我彻底激怒了。我说的是，医书上第一条写的就是他妈的结核病!我忽略了它，因为书上说这是最容易检查的，而医生们在诊断时千难万难。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会首先检查最容易最明显的!那确实是最容易最明显的：因为那从诊室里奔出来的医生问的“她咳血没有”，他的想法正在点子上，他知道病因大概是什么!
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傻瓜。我用了不充分的间接证据，但忽视了最明显的可能性。我想当然地以为医生很聪明。不然的话，我会首先就建议查结核菌，没准儿那医生写的就会是“结核病”?我真蠢。从那以后，我刻骨铭心地学会了。
艾莲说，“那我有可能活七年呢，我还有可能好转一些“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还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么?”
“可是我们就不会很快结婚了呀。”
你看，当得知艾莲的何杰金病只能让她活大约两年时，我们计划好了一切(从她的观点出发)。现在她可以活得更长，她倒好像因打乱了计划而烦恼了似的。不过，我很快就向她说通了这是件好事。
自那以后，我们知道两人一起可以面对任何事情。经历了这番，再也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们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我当时正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被吸收进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数月之后，我刚拿到博士学位就向家里宣布要结婚。
父亲忧心忡忡。从我呱呱坠地，他就精心培育，希望我成为一个快乐的科学家。他觉得我那时结婚还太早，会耽误我的事业。父亲一直有个怪念头，要是一个男人出了什么事，他总是说，“注意他背后的女人。”他觉得女人是男人的最大危险。男人们一定要提防女人，不可心软。当父亲听到我要和患肺结核的艾莲结婚，又多了一层担心，怕我会被传染上。
整个家族，叔叔、阿姨、所有的人都担心之极。他们请来了家庭医生，向我解释结核病是非常危险的，我准会被传染上的。
我说，“告诉我这病是怎么传播的，总会有办法的。”
艾莲和我已经非常非常小心了：我们不能接吻，因为口中会有结核菌。
然后家人开始向我解释说，当初我和艾莲相约毕业后结婚时，还不知道现在这种情形。谁都会理解一个不明情况的婚约并不是真正的婚约。
我从来没有过他们那种发疯的念头，即和艾莲结婚是因为以前我向她保证过，我连想都没那样想过!尽管没有一张证书，没有结婚登记，我们相爱甚笃，早已在感情上结婚了。
我反问，“要是一个丈夫知道妻子患了肺结核就弃她而去，难道你们会觉得是个合理合情的事吗?”
诸人中只有我的一个阿姨觉得结婚也不见得是坏事，其他人全都竭力反对。不过到那时，我早已经尝到过家里给的劝告有那么多错，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毫不费力地拒绝听从他们的劝阻，我行我素。他们怎么讲也没用。艾莲和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对的。
艾莲和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在普林斯顿边上的狄克斯镇有一家慈善医院，是由纺织女工的工会支持的。虽然艾莲不是纺织工，他们也照收不误。我那时刚刚毕业，参加了政府的工作，薪金很低。但是这样安排至少能让我照顾她。
我们决定在去医院的路上结婚。在普林斯顿的一个叫比尔·吾德华德的同学借给我一辆车，我把它改装了一下，把后座放倒，加了一个床垫，像救护车一样。这样，艾莲累的时候可以躺下。虽说她当时的状况并不太糟，可也毕竟几次住院，身体很虚弱。
我开车去她家接上我的新娘，艾莲一家向我们招手告别，我们开车走了。经过皇后区、布鲁克林区、斯坦顿岛，上了摆渡船——那是我们浪漫的结婚游船吧——然后到市政厅去登记。
我们慢慢地走上台阶，进入办公室。接待人员很友好，马上办了一切手续。他发现我们没有证婚人，于是立即从旁边的办公室里找来了会计和书记员。按纽约法律，我们正式结婚了。那时刻我和艾莲都幸福无比，牵着手互相冲着笑。
那办事员说，“你们正式成为夫妻了，你该吻新娘啦!”
于是羞得面红的新郎在新娘面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我给了每个人一点小费，谢了又谢，然后开车送艾莲去医院。
从那时起每个周末我都去看艾莲。有一次公共汽车晚了点，医院已经不许探视了，而附近又没有旅馆。我正好穿着一件很旧的羊皮袄保暖，就找了个空地睡了一夜。由于怕别人早上起来看见我，所以我在远离别人房子的地方安顿下来。
第二大早上醒来，我才发现这原来是个大垃圾堆!我自觉傻乎乎的，不禁大笑起来。
艾莲的医生非常好，可每次看见我付给医院一张18元的国库卷就很生气。他坚持说我们收入这么少是不用付钱的，可我还是每次都付。
一次，我在普林斯顿收到了一大盒铅笔，每支上都有烫金字写着，“亲爱的理查德，我爱你!波丝猫。”(我管艾莲叫波丝猫。)
这倒是蛮甜蜜的，我也很爱她，不过嘛，人总是会不留心把铅笔丢掉的，比如和瓦格纳教授讨论问题后，就蛮有可能把铅笔扔在他桌上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些字让人多不好意思。
那时大家的境况都不富裕，所以我不想浪费那些铅笔，于是我用小刀把铅笔上的字刮掉。
第二天，我就收到艾莲的信，上边写着，“把铅笔上的字刮掉算个什么事儿呢?”接着说，“难道你不为我爱你而自豪吗?”随后又是，“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
下边还有打油诗，“你若以我为羞，哒，哒，哒，你是个核桃!”后边一段也差不多，只是最后一句变成了“你是个杏子仁!”每一个都是“果仁”的不同说法。(译者注：“果仁”在美国俚语中也被用作“傻瓜”。)
我还有什么选择呢?只好乖乖地用那些烫了金字的铅笔。
不久，我到了洛斯阿拉摩斯。罗伯特·奥本海默是总头目，他把艾莲安排到了阿伯库克市的一家医院，大概离我们那儿有160公里。周末我总是去看她。我在周六搭车去她那儿，下午可以探视她，晚上住在旅馆。周日上午又可以见一面，然后搭车回工作地。
在工作日，我会常常收到她的来信。有时她会弄一个拼字游戏，剪散了装成一袋子寄来。这时，军队的邮检便会给我一个警告单“请告诫尊夫人这里没有时间玩游戏!”我从来没有告诉艾莲，因为我很乐意于她玩游戏，尽管有时把我陷入令人发笑而又窘迫的局面。
在五月的一天，洛斯阿拉摩斯所有的信箱都被塞进了报纸，成百成千遍地都是。打开报纸，上边印着巨大醒目的字样“举国上下欢庆理查德·费曼的生日啦!”
艾莲在和整个世界做游戏，她有许多时间去琢磨，看杂志，然后订这订那。她总是变些新花样。(她大概从常去看她的我的同事尼克·麦特波力斯那儿得了不少帮助吧。)艾莲身在她小小的屋子里，心却在世界上。写着不着边际的信，寄来各式各样的东西。
一次她寄来一本做炊具广告的书，里边的炊具全硕大无比——大概是供监狱这种人口众多的地方使用的吧。从风扇、炉钩、到大盆大盘，应有尽有。我暗想，“见鬼，这有什么用?”
这使我想起早先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她寄给我一本大船的广告，上边是战舰、远洋轮之类。我去信说，“你打什么主意呢?”
她回信说，“我在想，等我们结婚时，可以买条船。”
我写道，“你疯了?!也太不着边际了吧!”
不几天，又有一本广告寄到我这儿。这回是富人们用的那些十几米长的游艇、帆船。她的夹条上写，“既然你无意买上次广告书里的大船，或许我们可以买这样的。”
我去信，“听着，你还是不切实际!”
不久，另一本广告又来了，是卖各种小汽艇的。
我写道，“太贵啦!”
最后，我接到她的条子，“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理查德，你一直在说不。”原来，她的一位朋友有一条旧的手摇木船出卖，标价15美元，艾莲想买下来，以便夏天时我俩可以泛舟。
唉，经过这么多折腾，谁还能说“不”呢?
正当我在琢磨那本炊具广告的用意时，第二本又到了——做的广告是供中小旅店用的炊具。几天之后，又来了一本，是家庭炊具。
当我周六去看她时，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她邮购了一个十八英寸的小烤炉。
“我想咱们可以烤牛排呢!”她说。
“胡扯!我们怎么可能在这屋里烤牛肉?烟啊、火啊的……”
“噢，不，”她说， “你只要把炉子支在外边的草地上，每周日就可以烤牛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