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明清之际的名士,莫不知有钱谦益的。钱于官宦之余,曾以诗文名重一时,为东南文坛盟主。当时有人与他开过一个玩笑,此事见载于清代陈康祺的《郎潜纪闻》:
国初,黄叶道人潘班,尝与一林下巨公连坐,屡呼巨公为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年七十余矣。”时潘班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岁,当与前朝人序齿,不应阑入本朝。若本朝年岁,则仆以顺治二年生,兄以顺治元年五月入大清,仅差十余月耳。唐诗曰:与君行年较一岁。称兄自是古礼,君何过责耶?”满座为之咋舌。
文中所谓“林下巨公”者,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钱名士。然而在后生潘班看来,巨公在顺治元年降清之前的那段岁月,算是白活了。以其文坛泰斗之尊,对后生的揶揄和不敬,竟为之气夺,无可奈何。关于钱谦益向清帅豫王多铎输诚,《柳南随笔》曾载有他当年呈奉的一份礼单,贡品有镏金金银壶、法琅银壶、蟠龙玉杯、夔龙犀杯、葵花犀杯、法琅鼎杯、文王鼎杯、珐琅鹤杯等等,还有名贵的扇子一百把。书里还记录了一个细节:“是日钱公捧帖入府,叩首墀下,致词于王前。王为色动,礼接甚欢。”钱的卑躬屈膝,无怪乎民间有非议而卑薄其为人。当时同样是文坛巨擘的吴伟业,也曾遭此等尴尬事,《广阳杂记》云:
顺治间,吴梅村(伟业)被召。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
情景与钱谦益几乎并无两致。吴本隐居,后被迫应召,出任国子监祭酒。晚年对此颇受心灵煎熬,吟绝命词一首:“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羞愧自责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民间口碑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那么钱、吴两人为之效命的清廷,对他们的评价又如何?清朝于入主中原一百三十余年后的1776年,乾隆下旨,命国史中立“贰臣传”,将钱谦益、吴伟业连同为清军前驱的洪承畴等一百二十余人,统统列入其中。
这岂不有点过河拆桥么?从政治立场而言,此传中的人物都是大清降臣顺民,且于其文治武功亦有不少贡献,清廷理应褒奖。然而从个人操守看,他们均为“两朝天子一朝臣”。政治立场与个人操守之间产生冲突,乾隆却置诸人效命本朝的“立场”于不顾,而独取“操守”一节,予以贬斥。原其心迹,盖欲为本朝臣民立一反面典型,以砥砺其气节操守。当年刘邦斩丁公一事,说得最为直截了当,此事见《史记·季布传》:
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
我无意对这些人物的是非功罪作道德评判,只是从他们在人主心目中的地位,看到了一个人操守的分量。用人不计品行操守而一味着眼于态度立场,立场态度又何足恃?君不见,有多少人在“立场”“态度”的掩饰下无所不为、劣迹斑斑,使人齿冷。这是我在有关钱谦益的这则玩笑中所联想到的几句沉痛的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