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她冒着生命危险亲往救夫。
登上“美龄号”专机前,她把手枪交给外籍顾问端纳,说:“如果有人对我有什么不礼貌的行动,你可以立刻把我枪杀掉。”
她用梅干菜盒子装着他爱吃的食物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泪如雨下,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
反而是她,冷静地安慰他。
夫妻间的救助,只那么至关重要的一次,便足以奠定一生的情分。
在四十六年的婚姻中,她倾尽全力做他的绿叶,她的八面玲珑和善于交友,成为民国政府最好的糅合剂与“统战部长”。
第三,促成他改信基督教,在事业共识的同时达成精神共识。
宗教信仰向来是原则问题,绝不是你为佛祖烧香我替上帝祈祷那么简单,不同的宗教信仰派生出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仅异教徒夫妻很难和谐,多少人类的战争起源于宗教的差异。
难道基督教比佛教先进?当然不是。
抛开她的西化背景,基督教教义显然更适合“第一家庭”,基督教信奉一夫一妻、平等互爱、相互扶助,这显然比当时东方盛行的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更能够维护女性权益。
他在日记中曾不止一次倾吐对她的款款深情,比如“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彼之为余牺牲幸福,亦诚不少,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三妹待我之笃,而我不能改变凶暴之习,任性发露,使其难堪。”
字里行间的体谅、支持、疼惜,毫无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充满了爱与平等的罗曼蒂克。
再者,信仰不同,他怎能获得英美同盟的真正认可?
有人质疑他们之间的爱情。
什么样的爱情能够高于半个世纪同生共死的陪伴?什么爱情能够强于对共同事业的追求?什么爱情能够超越对相同利益的守护?什么爱情能够浓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默契?
西安事变时他在给蒋经国、蒋纬国的遗书中叮嘱:“我一生唯有宋女士为我唯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即宋女士亦即为两儿之唯一之母,我死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
如果这都不算爱,真是再找不出更感天动地的爱情宣言了。
婚姻是成人的契约,缔约前能够清晰地认识自己,明白自己的所需、所得、所付、所弃是基础。
同时,婚姻也是一个彼此看透、重新评价对方的过程。当两性的神秘与成长的青涩褪去,当爱上爱情本身的时光溜走,当两个人无限靠近坦然裸裎相对时,彼此的爱是否依然存在或浓烈,取决于双方内心真正默契的程度,取决于双方智慧是否势均力敌。
她的人生最大的幸运在于认清了自己,并且选对了婚姻,为自己赢得了最适合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的优点被打上光化好妆,缺点却被巧妙的遮蔽,最难得的是,她智慧又潜移默化地改造了丈夫。
而大多数女人,最难的,往往是获得丈夫的欣赏。
改造男人可行吗?总得有说服他们愿意接受改造的理由吧,不管这理由是爱情、家世、财富、理想、智慧还是同生共死的担当。
1949年5月,他大势已去,准备逃往台湾。
5月5日下午,他带着蒋经国专程来到上海的东平路,这里是他当年与她结婚时的新居“爱庐”,临别前他要再看一眼,那时,她尚在美国,不知归期。
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晡与经儿同往虹桥路岳父母墓前敬谨告别,回程到东平路爱庐视察,全室皆空,但觉凄凉与愧惶而已。”
无论何时,她始终在他心底。
治愈你:
所有的爱情,都基于欣赏,很难想象有人会爱上自己轻视的人。
在一场情感SPA中,相互的欣赏犹如滋润的底油,可以调入玫瑰、薰衣草、迷迭香、罗勒、茶树、佛手柑等不同的单方精油,散发各异的香气,糅合不同的疗效,犹如一场心灵的融合、接纳与改造。
真正爱你的那个人,从来无需处心积虑地讨好,哪怕他英俊无双、学霸宇宙、富可敌国、权倾天下。
一个女子最可怕的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件礼物,按照流行的样式包装,揣测他的口味改造,然后打包送上门去,巴望着别人珍惜自己。你一定要明白,你不是礼物,做你自己,清楚了解“我”的爱憎和优势,不要盲目地迁就别人,最后被人家说:没有个性,不喜欢。
所以,宋美龄没有成为糟糠,而是做了“达令”。爱华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