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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春之后要送春，即地方政府给乡绅送小芒神和小春牛，有的地方还送给政府各部门。这种作为礼品的春牛芒神有的是泥塑，有的是画像，小巧玲珑，精致可爱，以盘或以亭装饰托送j送春由鞭春时的胥役和乐队以官府的名义执行，例如在河北永平“随从鼓乐，将别塑小芒神、土牛分献各官府及乡宦，谓之送春”。在湖南长沙，“胥役别以小牛、丝鞭鼓乐送乡达，谓之送春牛”。这些小芒神和小土牛要由官府事先预订，由工匠制作，并事先送到官署保存，例如在河北宣化“县令偕属诣府堂，打春毕，另将小牛芒神送各衙门及本城缙绅，皆预令工先期备办，送县待用者。”在江西德化，“是日多为小土牛，置纸亭中，佐鼓吹送诸荐绅”。在湖南零陵“礼胥以盘贮小土牛送乡绅家”。在有的地区，地方政府要送小春牛给乡里，例如广东潮州“胥吏以小土牛贻里社，谓之发春”。有些地区由春官送春，例如湖北郧县“春官于绅士人家送土牛，乘阳气也”。春牛送到之后，乡绅一般要给赏钱，例如在福建漳平“鼓吹导送泥塑芒神土牛于绅衿家，以邀赏赉”。有的地区不是送泥塑芒神土牛，而是送芒神土牛的画像，例如河南林县“颁送芒神、土牛画像”，河北延庆“以纸画芒牛之形，令鼓乐春官遍送乡达，谓之送春”。
送春活动同样也体现了社会等级差别，送春的对象是乡绅，而不是平民百姓。例如在山东济南“为小土牛，遍送缙绅家，及门，鸣鼓乐以献，谓之‘送春’。”对“缙绅家”不仅要“遍送”，而且要“鸣鼓乐以献”，正如山西翼城春官和春吏的报春，“凡官长、荐绅之家，皆叩谒之”，而对于平民百姓则不予顾及，甚至欺压，“民间有市货者咸避焉，不则挈以去，无给直者。”但是“人盼幸福树望春”是民族的心理定势，春牛在整个汉民族文化中被公认为是春天的象征，而象征符号在民族文化中是共同的，没有阶级和阶层的区分，那么平民百姓也想得到小春牛这个春天的象征，则必须自己买。在一些地区，小春牛在集市上可以买到，例如在河南洛阳“百姓买小春牛，依官式五色装，或相献遗”。据乾隆<洛阳县志》载，这些缩小了的芒神、土牛和春仗由塑匠制作，“勾芒神像及土牛各长三寸许。又以细竹苇作胎，黄纸裹之，彩丝交缠，日春仗。绅宦官送，士民自卖买。”送春并不是清代的发明，而是早已有之，正如同治《德化县志》所说，送春“盖仿古太守颁春遗意”。早在北宋时期，在开封、祥符两县“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坐，上列百戏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献遗”。南宋时，朝廷“掌管预造小春牛数十，饰彩幡雪柳，分送殿阁，巨趟各随，以金银钱彩段为酬”。但是清代的送春主要是地方政府送给乡绅，已经不是一般的节日应景活动，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地方上的迎春活动可以增强官绅关系，送春也体现了这个功能。由地方政府购置春牛和芒神作为祝贺立春的礼物，并在鞭春仪式过后，委派乐队分送给地方乡绅，这是对乡绅的尊崇和对其社会地位的肯定。在当时的社会，官绅关系对于地方长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许多地方豪绅不仅有重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常常掌握着地方上的经济命脉。由于采取回避制度，地方政府主要长官均为外地人，如果没有本地乡绅的支持，他们就不能有效地对这个地区进行统治，甚至连自己的乌纱帽也保不住。因此，官府便利用这个官方可以操纵的机会，以报春、送春的手段来提高士绅的社会地位和表示官府对他们的敬重，以此增强官绅之间的关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