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德国作曲家约翰·塞巴斯提安·巴赫，1685年3月21日诞生在属于图林根州边远小城市爱森纳赫的一个祖祖辈辈以音乐为职业的平民家庭。十五岁起，巴赫也开始从事自己的音乐职业生涯——在卢内堡一个教会附属的圣咏团当歌童(1700年)，在魏玛公爵的乐队拉小提琴(1703年)，在安什塔特一所新教堂(1703年)和缪尔豪森的教堂(1707年)弹管风琴，然后又到魏玛任公爵侍从管风琴师兼宫廷音乐师(1708年)，在刻顿一个没落小宫廷任乐队长(1717年)，最后在莱比锡任圣多玛教堂合唱指导和教堂附属歌唱学校教师(1723年)。巴赫在担任各种音乐职务的同时，一直孜孜不倦致力于音乐创作，写出大量各种类型的作品。1750年7月28日，他在莱比锡逝世，他遗下的子女很多，由于家境困难，身后萧条，他的妻子甚至不得不靠别人的施舍度日。
恩格斯在论述德国农民战争时曾说过：“在历史上德国也曾出过能和他国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说不定会创造出多么伟大的成果。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巴赫就是这样的人才之一。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巴赫还不可能像在他之后法国的狄德罗和博马舍那样，具体塑造出像雅克和费加罗那样的文学典型，直接为平民——第三等级登上历史舞台而大喊大叫;他也不可能像后来的贝多芬那样，用英雄性的交响乐公开提出斗争的主题。他是按自己的方式去反映德国平民的“理想和计划”，在德国民族处在灾难和分裂的状态中奠立了德国民族音乐的基石，开创了德国古典音乐的纪元。
巴赫生活在政治分裂、经济凋敝、文化衰落的德国。在经历长期的战乱、特别是三十年战争之后，农民和平民在其它社会阶层的压迫之下受尽折磨，使得他们只能从教堂中去祈求慰藉;剥削者则利用宗教的影响以镇压下层等级，而被剥削者反抗封建制度的起义，往往也是在宗教的标志之下进行——宗教在德国人民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同样，在巴赫的创作中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巴赫的职业生涯虽然周旋于贵族宫廷和教堂之间，但他不屑于谱写那种模仿意大利或法国风尚的时髦音乐，他的一些即使是用宗教音乐体裁写成的作品，也是着重表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平民思想和情绪，首先是平民生活的深重苦难，这种苦难往往又是从死才找到解脱。当然，他的创作也有谐趣、欢乐的主题，对幸福和理想的希望，对艰难和凌辱的克服，以及隐含对暴政和不义的抗议。为此，他精心研究所谓宗教改革时新教所撰作的那些被恩格斯誉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即圣咏)和民间各种形式的世态风俗生活音乐，从中汲取其丰富的旋律素材，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成为更能适于表现平民思想感情的形式。就这样，巴赫使宗教的形式和世俗的内容在他的创作中达成了矛盾的统一，他的作品成为反映当时德国现实的一幅忠实的画卷。
巴赫的创作包罗万象，涉及除歌剧外的一切音乐体裁，其中主要是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马太福音书耶稣受难乐》和《b小调崇高弥撒乐》是其代表作。他把描写耶稣的受难和死而复活的圣经传统题材，用来形象地体现受尽折磨和践踏的德国人民这一主题。因此，在《受难乐》中，他自由地采用了世俗的民歌旋律、舞蹈性曲调、标题音乐的技法、音画式的描绘，以及庞大的表演方式——四个独唱声部、两个合唱队、两架管风琴和两个乐队，着意刻划一个普通人在为争取善良和正义的斗争中所经受的考验。表现了他对那还十分模糊的理想世界的信念，以及对德国凄惨现实的深沉反抗。这部《受难乐》也像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一样，在他生前都未能出版，只是在写成后将近一百年时才在门德尔松的指挥下首次演出。巴赫的《b小调崇高弥撒乐》也不是那种单纯的教堂祭乐，由于它大量采用民间乐观的音乐素材和充分发挥乐队创造音乐形象的独立作用，因此，整个作品充满着生气和活力，有人甚至认为这部作品先现了贝多芬的“通过黑暗走向光明”这一思想。
在巴赫的作品中虽然声乐占有很大比例，但是巴赫实际上却是一位器乐作曲家，他留传下来的最大的音乐遗产也正是器乐作品。在巴赫的器乐创作中，最得心应手的领域是管风琴，但管风琴却是一种逐渐被淘汰的乐器，因此，他的一些管风琴作品只是经过后人改编为管弦乐队曲后才得到流传。此外，他的钢琴组曲、前奏曲与赋格曲、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奏鸣曲和古组曲、大提琴独奏组曲、小提琴协奏曲、《勃兰登堡》协奏曲和乐队组曲，在他的器乐创作中都各有其重要地位。巴赫虽然没有创造新的曲体，但是他把当时还不完备和没有定型的一些曲体，例如托卡塔、赋格曲、圣咏与幻想曲、圣咏与前奏曲等，加以改造使之臻于完美，从而形成了结构壮丽的形式。因此后人往往把巴赫看作音乐的创始者，有人甚至称他为近代音乐之父。巴赫在欧洲音乐史上的这种突出的地位，高尔基的一段话是最好的概括：
“如果像山峦般地罗列伟大作曲家的名字的话，我认为，巴赫就是其高耸人云的顶峰，那里，太阳在雪白耀眼的冰峰上永远发射出炽热的光辉。巴赫就是那样。像水晶一样莹洁、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