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今，拥有某件事物可以让人成为特别的人。而心理学家埃利希提出了认识自己的问题：如果我是我所拥有的，而如果我失去我所拥有的，那我是谁呢?
虽然中国人常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真实的人生恐怕正好相反。尤其对于现代人来说，“自我”并不只是意味着自己这个人而已，他所拥有的一切，事实上都是“自我”的一部分。
现代人所拥有的东西，要比其清贫的祖先多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不断购买并拥有新的产品的现代人，也表明了一个不断膨胀的自我。不需要别人教，人们就能本能地明白：拥有某件事物可以让人成为原先所不是的某个人物——就像两三岁的小孩子就能本能地明白，那个有着更多更好玩具的孩子令他羡慕。只不过成人更有意识地去做相似的事：购买相应的东西，会使人受到他人更多的尊重和顺从，因而使他们自我感觉更好。一辆跑车，一身时尚，广告中不断暗示人们：拥有这些财产，会显著地提升你的自身形象，有了这些，你就是一个不同的人。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我们要拥有某件东西的唯一原因是扩大我们的自我感知，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谁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观察我们所拥有的。换句话说，拥有和存在是不同的，但不可分割。在一件物品成为一个财产的时候，我们曾经有的自我和非我合成一体，拥有和存在融合了。确实，这一点在汽车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许多人来说，汽车是延伸自我和理想自我的一部分。人们常常小心翼翼地保养它、试图有一辆能彰显自己身份和个性的车、赋予它特别的装饰、甚至像对待家庭成员一样给它取个名字，当车子损坏时，车主的反应就像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伤害。每个人开车时的风格也常常很能表现出他真正的自我——一个在办公室里温文懦弱的人，开车时也许狂暴好胜，那就是他受压抑的自我。
现代自我概念的创始人威廉·詹姆斯曾说：“一个人的自我是他能够称作是他的所有的关系的总和，这不仅包括他的身体和心智能力，还包括他的衣物和房子、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的祖先和朋友、他的声誉和作品、他的徒弟，以及他的游艇和银行账户。所有这些东西给他带来同样的情感。如果这些东西增加、繁荣，他就有胜利的感觉;如果它们缩减、消失，他就一蹶不振——对每个东西的感觉程度不一定一样，但对所有这些东西感觉的方式大体是一致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为什么购物狂这种类型只有现代社会才会出现：因为只有在这个时代，自我才膨胀到了无法抑制的程度，而人们总是希望通过不断的占有和增加来获得那种满足感。浮士德式心灵的空虚感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写照。
确实这种情况几乎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如此，即便是一个贫困的农民，也会因为丢掉了一把锄头而懊恼;但现代中产阶级无疑尤为如此。这其中的缘由很简单：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中产阶级的兴起所依靠的教育普及、文化民主化，促使他们在成功向上爬之后寻找更具排他性的身份象征。总的来说，更高层的贵族常常是抵制时尚的，往往甚至很蔑视物质，因为奢华的极致就是对财富的极端蔑视;底层的人则会发展出一种贫民哲学，相信少拥有才是真正的幸福，善于从清贫中发现乐趣;唯有中产阶级焦虑不安，不仅他们的身份是挣来的(因而也可能再失去)，所以需要巩固和加强，也因为他们比更高和更低的社会阶层尤其在意别人的眼光。这就不奇怪为何在每个社会，中产阶级通常都是社会消费的主力：对他们来说，占有那些能体现自我风格的物品，不仅是生活所需，也是他们的自我所发出的律令，如果不能得到(无论是一套自己的房子还是一辆汽车)，将使他们感到自我无法实现的痛苦。
这一切，在中国也已以飞快的速度上演。从一个物质匮乏的国度到消费社会的漫长历程，对中国而言只是短短的二三十年。由于传统的信条早已被打破，人们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中只剩下狂热的追逐。广告中总在不断暗示，你拥有某些商品就能带来自我的增长——不健忘的人还能记得，十五年前手机广告中都还大打“尊贵”牌，似乎拥有那些手机就是尊荣的社会精英，而这一套做法如今在葡萄酒、汽车或珠宝广告中仍然到处可见。人们希望不断增加占有来证明自己的胜利和提升，这使中国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也使中国游客迅速成为海外扫货的最著名群体——他们购买国外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商品时的行为，有时活像是洗劫，差别只不过是他们会付钱。
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中产阶级就意味着一系列相应的“准入装备”：他应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有辆车、有个拿得出手的手机，诸如此类。不难看出，这也是如今很多城市女性择偶时的标准，她们深信这是必要的“最基本”硬件要求，否则她们就感觉沦落入较低的阶层了。一个还混得不错的高级经理人，如果不开车、又用着一个破旧的手机，会让人感觉不可思议——除非他有自己的司机。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这种外在目光的审视，迫使人们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装备。这种消费不仅在于实用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其象征意义。就像衣服不仅有穿着的功用，还能表露你是怎样一个人，这也解释了许多女白领对LV包的那种狂热：没有拎一个LV，对她们而言简直就像没洗脸刷牙就出门一样。只不过这种状况有时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比如一个向往这一生活方式的年轻人，竟不惜自己卖肾来换取一部新手机。
吊诡的是，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相反的观念才会相应兴起。确切地说，中产阶级拥抱着两种相反相成的文化：一种强调占有和拥有来加强自我，而另一种则强调放弃拥有来找寻“真实的自我”。社会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当财产与自身形象不符的时候，我们很乐意忽视或放弃这些财产，除非我们是被迫放弃它们，因为不情愿地失去财产会引起自我丢失。心理学家埃利希·弗洛姆反对现代“激进的享乐主义”，强调分享、给予、奉献的取向，他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问题：“如果我是我所拥有的，而如果我所拥有的失去了，那我又是谁呢?”
这说到底仍是同一个问题：如何认识“自我”?如果你认为自我就是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那么很正常地，你倾向于要更多;但如果你认为自我就是“失去所有东西之后剩下的那些”，那么你在心理上也就不会觉得放弃它们有什么不可以，反正它们都是“身外之物”。根据现代心理学的观察，在物体丢失之后，常常会激发起人们在手工、思想、艺术、写作等方面的创造性，因为人们在心理机制上倾向于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自身的丢失，以恢复到完美状态——换言之，创造性的时期也许会跟随一个人财产的失去而到来。
这两种理念，乍一看似乎前者是物欲膨胀，而后者显得高尚得多，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体之两面。在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文化中，他们同样流行，不少人甚至可以同时拥抱这两种看起来彼此矛盾的理念——一个人可以一方面追求体面的生活，另一面高谈离弃物质生活找寻灵性。说到底，它们彼此相生，正是一者的蓬勃导致了其对立面的兴盛，因为人们既不卑鄙也不高尚，他们需要的只是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