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所谓“风马”，是指蒙古民间盛兴过的立杆飞扬或张贴室内，拓印在白布和纸上的骏马图。“风马”一词，蒙古原文为heimori。在蒙古语中“hei”即气体或风，“mori”即马。因此一般直译为“风马”，也有译作“天马”的。不过，heimori的真正含义却比其表面图案深远，是人们对命运吉祥如意的寄托，也就是“运气”或“命运”的象征物。所以也可以译成“命运之马”或“幸运之马”。
仰“风马”的风气，不只是盛行于伊克昭盟地区，其它地区的蒙古人当中曾经也有过这个习俗。迄今为止，人们所收集到的“风马”图形有两种，一种是反映蒙古族宗教生活的，—种是反映蒙古族生产活动的，附印在上面的文字都是藏文。目前，人们常介绍的是反映宗教生活的“风马”(如图所示)，也就是当今鄂尔多斯蒙古人门前旗杆上悬挂的那一种。它的图案正中是扬尾奋蹄、引颈长嘶的骏马，驮着如意瑰宝飞奔;骏马上方是展翅翱翔的鲲鹏和腾云驾雾的青龙;骏马下面是张牙舞爪的老虎和气盛血涌的雄狮。这五种动物以不同的姿态和表情表现了它们勇猛威烈的共性。人们把这个图案拓印在十余厘米见方的白布或白纸上，张贴于墙壁，悬挂在旗杆上，或拿到高山迎风挥撒，让风把它带到远方。不管取何种形式，其意义实质上都一样，人们希望自己的前途像乘风飞腾的骏马一样一帆风顺。
起“风马”的来源，我区有些研究家认为，它是蒙古民族的伟大创造，是在蒙古地区土生土长的故俗。并且认为黄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对其作了某些改动，如增加藏文内容等，但它的图形仍然是蒙古“隆当”原来的图案，没有任何改动。然而这种说法是不足为据的，因为蒙古文化史告诉我们这种事实是不存在的。首先拿他们引以为据的“隆当”这个词来说，就不是蒙古语，而是“风马”藏语名称“龙达”的不同音译。在藏语中“龙”即“风”，“达”即“马”蒙古语heimri是藏语“龙达”的意译。至于在蒙古民间盛行的“风马”图及其画面上的藏文，显然也不是黄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对蒙古“故俗风马”进行改变或增减其内容时加上去的。实际上，它是按其本来面貌传入蒙古地区迎的雪域文化。因此，我们有理由肯定此物不是蒙古人的发明，而是随着喇嘛教传播到蒙古地区后，被蒙古人吸纳和接受的藏族习俗。
么“风马”的发明者是不是藏民族呢?也不是。据藏族学者的报道，根据藏文古籍记载，藏俗“龙达”的发明者，是一个名叫贡则尺杰加布的人。贡则是孔子的藏语音译，尺杰加布是藏族学者赠给孔子的溢号，意思是“智慧大王”。据此，人们不无道理地认为，孔子曾任过从事巫、史、礼、卜等“儒”职，他有可能曾将马牛之类画在纸上，作为牺牲的代用品烧化，以祭祀死者，由此发明了“龙达”。据说，“龙达”刚传到西藏时，也是作为给死者的祭品而火化。后来才不再作祭品烧它，让它乘风而去在空中自由翱翔，成为祝愿命运吉祥如意的寄托。
此看来，“风马”的历史可上溯到孔子时代。早在那时，藏族就有了信奉“风马”的习俗。蒙古人信仰此物的具体时间，虽然史无记载，但其历史并不久远。这可以通过回顾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历史得出答案。首开信仰黄教风气之先的，是伊克昭盟鄂尔多斯蒙古部祖先库图克图彻辰鸿台吉。公元一五六六年库图克图彻辰鸿台吉，亲往西藏朝圣并皈依喇嘛教，是第一个入藏受戒的蒙古贵族。回来后他积极倡导喇嘛教，大力筹建喇嘛庙，于明崇祯年间伊克昭盟第一座召庙准格尔召落成。到了清初，香火更盛，所建庙宇日益增多。在乾隆年间，伊克昭盟已是经声朗朗，法轮滚滚，号称召庙二百八，喇嘛二万的黄教大盟。可见，此地喇嘛教与群众生活结合之深，是其它地区无法相比的。
这蒙古族宗教信仰大转变时期，蒙藏文化相互交流日趋繁荣发展之际，作为佛教文化的“风马”传到内蒙古各地是很自然的。所以，笔者认为，“风马”在内蒙古得以盛行，并形成风气，是在明末清初，从那时起，一直到清末和民国中期，是各地蒙古人信奉“风马”的最盛时期。因此，我区有些研究家所持成吉思汗去世后盛行之说，是站不住的主观臆断，因而是不足为据之说。
这么说“风马”文化是不是就没有蒙古民族文化特点了呢?当然不是。此物传播到蒙古地区后，因为适应了当时蒙古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能够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相融，所以它为蒙古人广泛借用或吸纳之后，用自己的文化方式改变它、发展它，从形式到内容有发展。既产生了反映蒙古族经济活动的“风马”图，也出现了同成吉思汗祭礼融合在一起的“风马”，即人们所说的“禄马风旗”，并被视为表现民族尊严和祝愿民族兴旺发达的吉祥物。这是在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当中，由于两种文化不断磨合、协调、适应，并加入具有蒙古文化特点的成分后，逐渐形成的有着本民族文化特点的“风马”文化。但也不能因它已构成自己民族文化特点的一部分，认定它是本民族的故俗，而忘掉了与原产地文化的亲戚关系。因为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是民族传统文化发展与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复合体中，都表现出其他民族文化多重因素影响的痕迹。笔者认为探明各种文化的亲戚关系是必要的，如果强指为家属关系，那样是不妥的。
目前，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化，蒙古人信奉“风马”的风气，和以前相比也大不一样了。多数地区几近绝迹，个别地区依然盛行。在我童年时，我的故乡科尔沁地区蒙古民间可以说处处有“风马”飞扬。这是六十五年前的事了。但现在由于信仰者锐减，几乎被年轻一代所遗忘，已经不盛行了。但其遗风却用一句幽默中带苦涩的俗语被保存下来。如人们常把那些办事荒唐或背运倒霉者称之为“风马卧倒”的家伙，不会交好运。
在伊克昭盟情况则不同，那里立杆飞扬“风马”的风气至今仍然盛行。凡是蒙古人门前都有“风马”杆，旗杆顶端安装象征成吉思汗大皂纛的三叉戟。此风之所以长盛不衰，其原因不外乎是，鄂尔多斯地区是率先传播喇嘛教的地区，因此其历史长影响也深。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后来“风马”与成吉思汗祭礼的有机结合、和谐发展所获取的效果，对社会产生了更为深远影响。所以在那里此俗沿袭至今尚未消失，一直不间断地延续到今天。
那么鄂尔多斯蒙古人门前为什么有的立两个“风马”杆，有的人家就立一个“风马”杆呢?大凡写文介绍此物者，一般都写两个“风马”杆，但对其原由均不作交待。于是乎就有研究家写文考证说，这是受喇嘛教影响之后，由原来的一个旗杆变成了两个旗杆。这又给人们传递了一种错误信息，鄂尔多斯蒙古人门前一律都立两个“风马”杆。其实并不尽然，也有很多人家只立一个“风马”杆而不是两个。这是由每个家庭的传统习俗决定的。有的人家只供奉成吉思汗的大纛，他们就立一个“风马”杆;有些人家则按照自己家庭传统习惯，在供奉成吉思汗大纛的同时，又要供奉本家族的族微，他们就要立两个“风马”杆。因此，这种习俗上的差异与区别，与喇嘛教没有任何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