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无效婚姻中单方举债的认定规则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单方债务如何认定是司法实践中的常态，但在婚姻被宣告无效后，无效婚姻存续期间的单方债务如何认定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分歧。在李某与马某的婚姻被宣告无效后，讼争债务的性质是否发生了变化，原有裁判的认定规则是否仍然有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第一种观点认为，李某与马某的婚姻虽然被宣告无效，但借贷行为发生时，李某与马某的婚姻关系明确，且具备婚姻的事实外观，家事代理权仍然可以适用，一审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妥，应予维持。
第二种观点认为，无效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时，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家事代理权是基于婚姻关系而生的权利，在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其不再具有适用的基础，李某举债的债务应被认定为单方债务，除非魏某有证据证明李某与马某有共同举债的合意。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家事代理权的适用丧失法律基础，但表见代理规则仍可适用，基于李某与马某在借贷发生时存在婚姻关系的事实外观，魏某有理由相信李某单方举债是其与马某的共同意思表示，讼争债务仍应认定为共同债务。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所谓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因被代理人的行为造成了足以使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表征，则被代理人须对之负授权人责任的代理。
李某与马某于2009 年4 月9 日登记结婚，至2009 年8 月14 日魏某与李某发生借贷行为时，李某与马某的婚姻关系仍然存续且共同生活，后李某与马某的婚姻被宣告无效。婚姻被宣告无效，是指婚姻自始无效，对无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无效的朔及力应区别行为性质进行判断。与婚姻有关的人身行为，在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原则上具有朔及力，也就是说，附着于婚姻关系之上的具有人身属性的关系和行为，在婚姻关系被宣告无效后，其继续存在的前提丧失，原则上应作否定性评价。
与婚姻有关的财产行为，在“有关”的认定上，应做进一步细化。当婚姻关系的有效与否成为该行为效力认定的前提时，婚姻无效对该行为具有朔及力，可引起该行为效力的重新审查。在一审裁判中，魏某与李某之间的借贷关系事实清楚，但马某是基于与李某存在婚姻关系，对讼争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这一基于婚姻关系负共同或连带责任的债务，现因婚姻被宣告无效，债务性质极有可能发生改变，通过对此类案件的再审，不仅可以审查一审判决在法律使用上的正当性，也可审查马某共同偿还责任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考虑本案的借贷行为系当事人之间私权的自由处分，是否提起再审，法院应严格控制在依当事人申请的前提下。但在维持原有裁判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利益造成影响的情况下，法院仍可依职权提起再审，对讼争债务重新进行审查。至于与婚姻有效与否无关的财产行为，仅因婚姻被宣告无效这一事实的出现，当事人申请法院再审的，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应做严格把握，比如，在一审中，魏某仅以个人债务起诉李某偿还借款，现因李某与马某的婚姻被宣告无效，李某提起再审要求对讼争债务重新审查的，法院不应受理。
可以说，当婚姻有效与否对讼争债务不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案件就不具备提起再审的正当性。在本案再审的过程中，法律的适用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一审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中，一审法院认定讼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主要依据是《婚姻法解释(二)》第24 条，但在再审过程中，因李某与马某的婚姻关系被宣告无效，虽然再审法院仍然认定讼争债务为共同债务，但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夫妻共同债务已截然不同。
按照《婚姻法解释(二)》确立的身份关系标准，在借贷发生时，魏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李某与马某系合法的夫妻，倘若由魏某去进一步审查两人婚姻关系的合法性，不仅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也不利于交易的安全开展。按照《婚姻法》所确立的共同生活标准，在借贷行为发生时，魏某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李某单方举债系用于两人共同生活，基于在借贷行为发生时的上述两点特征，魏某完全有理由相信讼争债务系双方共同举债的结果。
尽管李某与马某的婚姻后被宣告无效，在法律基础上，家事代理权的适用缺乏依据，但通过对债务形成时客观环境的判断，魏某的主张仍然符合表见代理的规则。笔者认为，再审法院的判决结果虽无不妥，但其债务性质认定的法律依据存在瑕疵，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至案件提起再审后，讼争债务的法律依据已发生变化，继续适用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缺乏依据，应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关于共同借款的规定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