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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恢复高考

77年恢复高考的深远影响：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这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这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是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
30余年来，这一“国考”深刻影响了3千余万人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在成就国家中流砥柱的同时，也塑造了新的社会现实。

1977年5月24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暗示着被废除了10年的高考有重新开科的可能。
经过44天的争论，当年10月，教育部终于拿出可行性方案：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当年冬，500多万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六岁的应考者涌进考场，在中断了十年后，大学的车轮重新滚动。
翌年，招生车轮加速转动，春、秋两季，各开一科。
各种评论亦如潮水——
“那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恢复高考并不是简单恢复了一个入学考试，更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是在全社会重新树立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
今天看来，怎么褒奖当年的恢复高考之举，都不为过。
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新世纪》周刊选择了1978届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班级的几位同学作为样本，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个体的喜怒哀乐和命运转折。
当年的老三届、新三届，不管是否考上了大学，他们都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悲喜，和共和国的命运，和共和国的悲喜，重叠在一起，令人分不清彼此，令人唏嘘，令人扼腕。来源：新世纪周刊
决断：邓小平一言拍板恢复高考
在历史低谷中断层了的高考在讨论和申辩中得以恢复，十年积压，使得1977的高考成为新中国教育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
本刊记者／李梓
“那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经的77级考生在他的著作《中国考试发展史》中这么总结。
“据说高考要恢复啦。”1977年的初秋，一股流言让回城知青们蠢蠢欲动，“觉得生命有了希望。”许多接受采访的知青，都喜欢用这句话去概括当时的感觉。
历史的低谷
“从某些方面看，1977甚至可以用国歌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他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仅是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更转变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对人才不重视的局面，从而为今天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7年，有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中，比历史上的许多时刻大大退步了。在明朝鼎盛时期，有学者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了世界的1/5。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世界的4%，而1977年，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世界的2%。
可以直接体现国力衰微的一个细节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由中共中央拍板，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现在很多人把高考当做一件大事来纪念，我觉得更应反省为什么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没有高考，因为有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才是不正常的。”78级考生陈朝林说。为什么要恢复高考？因为中国的人才已经是一片空白。
中断高考
1966年4月6日～14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要采用新的办法，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同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传播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
为什么要“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呢？从当年的许多文件中可以直接读到原因。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
通过高考选拔人才的教育模式被定性为“培养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之后，废止高考，将大学转变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从1966年6月开始，高等教育部连续发通知，暂停研究生招生工作和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办法”：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从此，“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就成了中国大学录取方法。但当时文革兴起，各地方政府职能陷于瘫痪，地方招生并未能按时开展，在1966～1971年间，中国大部分地区高校未能招生，空白了至少3年。1972年，大部分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这也是“工农兵学员”登上舞台的日子。
“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走上了严重的形式化、政治化。而在“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指导思想下，所有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而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
周恩来为高考申辨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两人的对话大部分成了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探索。李政道对中国实行的“中学毕业生要下放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推荐制”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对此点头同意，并且说：“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了社会震动，但在江青集团的反对下，并没有实现。
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回到中国，他在上海听到：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不需要脱产专门劳动两年，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受到启发的李政道写信给周恩来：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应选择优秀青少年，使之早入大学，加以培养。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的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5月30日，毛泽东接见了李政道，表示赞同李政道提出的办少年班的意见。
然而，这些努力所起效果甚微。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教育部采取的折中办法仍是以贯彻周恩来1972年讲话的名义，要求各地在每年的招生中，分出1%～5%的名额给应届生。
邓小平的一言拍板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
此前，已有很多细节表现出邓小平对于恢复高考的决心。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针对11大提出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7年8月4日，那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的教授包括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名师，还有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基本上都是坐在那里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很少插话。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很快就变成对“推荐制”的批判。清华大学教授说，推荐来的学生，许多人甚至还要补习初中甚至小学的基础课程。邓小平说，那就不要叫大学了，改成清华中学好了。时为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查全性举手发言，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
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马拉松会议
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头绪太多，会议创造了一项开会时间的纪录——历时44天。会议的主要争论点，还是如何突破“两个凡是”。对此，焦急不已的邓小平在9月提出了他的招生标准：“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最后，马拉松会议终于在10月初得出一个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按照这个《意见》，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由于当时各地还在沿用1966年下达的办法，采取各地自行招生，因此，1977年的高考还是由各省自行命题，沿用文革前文理分科的办法，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虑到实际情况，有些考题相当简单，尤其是数学。
十年积压，使1977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名额为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29：1。这个比例在80年初期逐步下降，从6：1，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3.5：1，直到现在的2：1。
“中断高考的影响，我觉得到现在仍然存在，比如，现在高校扩招后师资缺乏，直接显示当年的人才断档的后果。此外，中国在很多领域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世界，这需要以后长时间的追赶。最重要的是，它使中国几千年传承的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今天，人们正在想办法弥补这个断层带来的伤害，那需要很长时间。”储朝晖说。
“我考大学，没有豪言壮语，什么‘铁肩担道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不是那样想的，就是太脏、太累、太艰苦了，想要改变现状。”来源：新世纪周刊
1977年高考舞弊案：县文教局副局长改考生成绩
本报记者陈璐周益
【周末报报道】编者的话：我们在探访“高考30年”的过程中，无意间在如山的资料里发现了这桩今天看来依旧是触目惊心的舞弊案。其影响之坏、手段之恶劣，令我们愤怒。可是，从处理的结果来看，给当事人最重的处分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两年。似乎按现在的理解，处分过轻。可这才是时代的真实痕迹，要知道在那个打下“政治挂帅”烙印的年代，如此的处理结果，无疑是宣布了一个人在仕途上的“死刑”，这样的处分是最重不过的了。的确，在记者采访时，所接触到的相关当事人依旧讳莫如深，不敢畅言。显然，1977，对他们来说是永远抹不去的阴影；1977，也深刻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30年过去了，时间已经给了他们最大的熬煎，我们不愿再更深地刺痛他们，只是试图如实地还原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故以下文字中我们对当事人均使用了化名，希望读者理解。
但该记住的却不能遗忘。
“不管现在我是一名多么优秀的医生，都永远开不出‘后悔药’的配方。如果世界上真有这种药卖，花多大的代价我也愿意买。”江斌这么说，源自30年前那段痛苦的往事。
“批准《关于灌云县一九七七年高校、中专招生工作中严重违法乱纪事件调查处理的情况报告》，现决定通报全省，并在《新华日报》予以公开报道。……灌云县文教局副局长黎胥，文教局中教股副股长何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飞，省地驻灌云县招生工作组组长江斌等人，大量改动考生成绩，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破坏了招生制度的改革，损害了党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苏委发犤1978犦33号文件，详细地记录着这段历史。
这么多年来，江斌对此事不愿意回忆，也很少提及，可他的内心一直备受煎熬。
“十多年前，有一个当年被改低分数的学生家长，来我们医院看病的时候，偶然认出了我，她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没有说一句话……”
1977年发生的“灌云县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营私舞弊，违法乱纪事件”给这个本已经十分特殊的第一届高考，抹下了灰暗的一笔。
改分“公开化”
11月28、29日，江苏淮阴地区灌云县高校、中专的高考初考如期进行，参加统考名单于12月16日公布后，陆续有人民来信，12月17日上午，龙苴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刘如山、公社党委组织委员李德学两同志打电报给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揭发招生工作中的问题。
淮阴地区招办于1977年12月19日进行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真相被一步步揭开了，其中的情节恶劣程度令人咋舌。
1977年11月29日，江苏省高考初考结束后，被抽调在灌云县运动办公室的文教局中教股股长常鑫，亲自找到县招办文考组组长、文教局中教股副股长何声，要何声对其孩子常亢多多关心，让其参加统考。
何声感到，我是外乡人，又是和常鑫在一个股里工作，这件事情办不好，以后工作上难配合，因而对常的儿子参加统考问题倍加“关心”。
开始录分的第一天下午，何声到录分室想了解常亢的初考成绩情况，当录分员单言看到常亢的数学考分只有6分时，就拿给何声和录分员历水看，这时，三人沉默了一会儿，负责登记录分表的单言问：“照写还是怎么办？”何声说“加点”，并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单言问：“加零啊？”何声说：“行。”单言就在“6”字后面加个“0”字，变成了60分。
当晚，历水把何声指使人改分问题报告了文教局小教股股长、招生秘访组方雨，方雨于第二天上午报告了招办主任黎胥，黎胥听后未追究就算了。
这件事情很快在录分员中传开了。当时有的人为何声的做法捏了一把冷汗，但没有看到领导追查制止，也就不在意了。
于是，有的录分员就开始暗暗地把自己关心的考生分数改动了。更有甚者，黎胥亲自出马，明目张胆地把老首长、老同学、老部下托其关心的写在三张活页纸上的四十多个考生名单交给录分员历水，并作交代说：“如果他们分数不够的话，把他们提到分数线上。”
历水又把黎胥交的名单，按公社分别写成若干小纸条，送给各个录分小组，并把黎胥的说法作了交代。招生委员会副主任王飞已经发现录分表上有的考生分数被涂改，还没有意识到有人有意改分，不仅没有深究，还把县委一个负责同志小孩和卫生局一副局长两个小孩参加统考的问题，向录分员历水和程尚打了招呼，叫“给他们统考”。
驻县的招生工作组长江斌在录分室也发现录分表上有的考生分数被改动，却认为是因录错分数改动的，没有引起有人乱改分的警觉，未加追究。同时把工作组成员找其关心的14名考生分数，记在本子上拿回给工作组成员看。
这个时候，改分已经“公开化”了，参加录分的11个录分员，有10个人除替领导叫其关心的考生改了分以外，还把受人家委托和自己觉得该关心的考生基本上都改了分。文考组组长何声就亲自改了二十多个考生的分数，其中一个中考考生苏发是何声的内弟，总分由89分，改加到134分。就这样，除了替领导交代的考生改分，也把受人委托和自己“关心”的考生改了分数，总共改动分数的考生达273名(高校123名，中专150名)。其中，在分数线以下加分的229名，在分数线以上加“保险分”的44名。
打压合格考生
在评阅初考试卷的时候，灌云县所在的淮阴地区下达了评卷标准，但王飞等人却不执行，他在评卷教师会上说：“不要把分数压得过低，过低了我们县会吃亏，参加统考的人数少了，录取的人也会少。”
当黎胥到地区汇报初考成绩时，王飞又说：“不要先发言，听听别的县汇报后再说。要是第一个汇报，把及格率说高了，人家会笑话，要是报低了，参加统考的人就少了。”还有人也交待说：“不要先汇报，听听别县情况。多争取一些人参加统考。别的县分数高，我们如悬殊太大，也可以把分数适当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大量改分，他们就把该县初考合乎地区规定的分数线以上的考生857人，虚报为1176人，谎报了319人。
王飞、黎胥等人骗取参加统考的名额后，又擅自决定把一部分低分考生列入统考名单。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
“属于总分在分数线以下，未改录分表直接参加统考的有198名(高校84名，中专114名)，占营私舞弊总数的42%，其中正副局长级以上干部的子弟和亲戚17名，文教系统的26名，其他干部的77名。”
如王飞，其姨侄女崔林，实考38分，也因为王飞打招呼，要录分员“关心关心”，而参加统考了。伊山公社考生焦南，政文5分，数学0分，也参加了统考。甚至还有一名只报名而根本没有参加初考的人，也被塞进统考方案，参加了统考。
黎胥等人，为了把不合格的低分考生塞进去，参加统考，竟胆大妄为地把实考总分在分数线以上的433名(高校176名，中专257名)合格考生，非法地不让他们参加统考。其中15名考生的总分，被改到分数线以下，失去了参加统考的机会。如四队公社高校文科考生孟庆礼，政文83分，数学55分，共138分，没有参加统考；白蚬公社高校理科考生邹法实得总分114分，录分表上被减少50分……
最后，由于黎胥等人大肆改分，非法参加统考的考生总数高达471名，占灌云县参加统考人数(1131名)的41.6%。其中高校207名，占高校统考人数(582名)的35.5%；中专264名，占中专统考人数(549名)的48.09%。不过，万幸的是，在调查组调查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对初考考分在分数线以下而参加统考的，宣布一律无效；对被非法剥夺参加统考权利的考生，进行了补考。
一份检讨书
在我们查阅这个事件相关资料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份夹在其中的检讨书，正是江斌的。
这封写于30年前的检讨书，透露了许多至今恐怕都不为人知的细节：
“……考试成绩的保密问题，省、地招办都很重视，地招办规定初考成绩(录分表)各县的省、地招生组中只有正组长能看，这本是组织上的信任，初考录分期间，我们招生组的其他四位同志要求我了解一下他们各自所需关心的考生成绩，当时我都同意了。并将其他所要了解的初考成绩的考生姓名，所在考区，准考证编号都一一写在我本子上，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我把成绩录在自己本子上，转告了招生组的其他四个同志，自己所关心的考生黄北、苏君的初考成绩也录在自己的本子上。高校录分结束时我把县里初考成绩在130分以上的考生，按公社录在自己的本子上，并给别人抄了，造成泄密。……
“初考后的录分期间，录分室人员复杂，而谁能接触录分表，谁能看录分表，招办领导在初考工作会议上都讲得很清楚，这些我都是知道的。但没有向有关领导提出，以至造成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在此期间我在录分室看分数表，发现少数成绩有涂改，如‘3’改成‘5’、‘8’，‘1’改成‘7’，有的涂掉以后重写等，当时我还用铅笔在录分表上帮助加了几个公社考生的总分，发现以上情况曾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询问，是1还是7，是3还是5等，自己把这些看作是录分人员工作中差错后的涂改，是难免的，并没有引起我的疑问，也没有提出叫录分员在涂改后的地方签上自己的名字。……
“伊山公社考生苏君(据说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民办教师)，是我同学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女儿，我11月27日与我同学一起到我的同学的朋友家玩，通过介绍才知道的，该考生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大学理科的，初考总分108分，因统考名单没有她，经我同学的朋友介绍来找我的，根据以上情况，自己又在我同学的朋友家吃了饭。还请代买了十元钱虾皮，面情难却，所以向李局长反映过，要求有名额的话给苏君参加统考，后来苏君在统考前一天办了有关手续参加了统考。……
“我与黄北素不相识，初考期间，我去看一个同学，在此期间听当地公社医院一位医生(考区保健医生)介绍说黄北学了两年医，有一定的医学基础，我提出让黄北参加统考的想法是该考生够分数线，又有一点医学基础，如果考上大学学医还是不错的……
“地招办派去的两同志第一次去灌云了解有关情况，发现三个考生试卷成绩明显不够分数线也上了统考名单，他们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当时我因喝酒后头昏睡了)，向何声股长讲了以上情况(因黎局长不在)，并提出要下。当时我也表示了同样意见，又隔了一天(已是统考前第二天了)，当我问到以上事时，黎局长说不准备一下，不好弄。因快要开会了，周围又有很多人，具体情况就没有多问。会后我又问到此事，在散会回招待所的路上，黎局长讲了真话：三个考生都是公社中学主任和文教助理的小孩，不好弄，就不下了，这些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由于自己放弃了原则，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几个不够条件的考生仍然参加了统考。”
在《关于灌云县一九七七年高校、中专招生工作中严重违法乱纪事件调查处理的情况报告》中，明确记录了对这些人的处理意见：黎胥在地区招办调查时，他又支持何声把录分表上改动明显的改回来，对此事件负主要责任，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两年的处分；何声负重要责任，给予何声以开除党籍、撤消中教股副股长职务的处分；王飞也负重要责任，撤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留党察看两年；江斌同样负重要责任，接受请吃请喝，游玩
连云港，并托人购买猪油、食糖、虾皮和酒之类的物资，留党察看一年。
2000年广东电白高考舞弊案
编者注：高考事关重大，30年来，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高考出现“非常事故”的几率越来越小，但一旦“出事”，等待当事人的是严肃的党纪国法。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高考30年的成长和进步。
2000年高考，在广东电白发生一起有组织、有预谋、有分工的高考作弊案件。该团伙的组织者收买监考员，由监考员在考试开始后，将试题传给县教育局派到该考场的巡视员，再由巡视员交给团伙的组织者拿去复印，并组织高三的教师在学校的单身教师房间做答案，然后将答案用电话传到事先统一调好频道的BP机上。也有监考教师在分发试卷后，当场在考试室讲台做题，然后送给预先收取了好处费的考生。
事后33名经查实从BP机上收到答案并证实答卷雷同的考生被取消当年的考试成绩，且3年内不准报考。电白县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罪，判处电白高考舞弊案始作俑者、电白县教育局原局长陈建明有期徒刑8年，并追究了其他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高考作文引发轰动：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1977年高考承载了太多的意义和重量，所以当时的高考作文更是形态各异、耐人寻味，当年参与北京高考阅卷的老师们有感于此，在改卷之余不约而同的将一些优秀作文抄了下来，当时共抄录150篇，而后又从中精选出25篇，配上一些知识和讲评，编了一本作文选评，并以当年的高考题命名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1/4 1 2 3 4 下一页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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