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农民工，是在一个传统体制变革时期下发生的。
这个传统体制下，所有国有企业的人，无论是在工在商的，都有一个信念，生是企业的人，死是企业的鬼，除了身份上的优越感外，还有由国家一包到底的承诺。此种体制，在刚解放时，企业人员有一种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后来沦落为培养惰性的场所。文革期间，职工要闹革命，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许多工人巴不得停电，企业停产了，工资得照发。国营商店里的服务员，态度恶劣，爱买不买，随你便。
除了这类为主体的企业外，就是二轻集体所有制企业，相当一部分是解放前的手工业作坊、小型加工企业，经公私合营，对私改造的路子演变而来。实行的是八级累进制税收，简单地说，就是赚的越多，上交财政的比例越大，属竭泽而渔，发展维艰。但是如果亏损了，办不下去了，财政上基本不补助，贷款上也有种种制约。这部分企业在文革期间，生产还得进行，否则发不了工资。因此在经济中起了相当大的支撑作用，也是财政收入的支柱。和此类似的，还有一部分集体商业企业。总的情况是：工业企业，设备老旧，厂房窄小。商业门点，地处偏僻，门面破旧。
还有极少数个体，进货渠道有限，只能卖点针头线脑，可以忽略不计。
与此相伴的是，农民不得进城务工，你要进城，乡里不给你证明，连住宿都困难，你要在城里晃荡，很快就会成为身份不明之人，被送进看守所。
最初的农民工的出现，还发生了不少事：
广东等地的早期开放，立即产生的用工需求，逼使人口管理在事实上开了一个口子，出现了百万民工下珠江的潮流。当时并没有想到农民工进城对农民意味着什么，只是要保开放地区的用工。
在一般内地，进城民工，首先不是从边远贫困地区开始的，而是从城郊接合部地带，更容易看到挣钱机会的人身上开始的。在接合部，有不少手艺人（包括泥瓦匠之类）和能做小生意的人，这些人，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未能完全管住。现在条件有些允许了，他们更是按捺不住，在内地渐渐地撕开了人口管制的口子。而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基本按兵不动。
除了到广东沿海外，在内地省际之间，渐渐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农民，从相对发达地区到相对落后地区打工的现象。当时有颇为壮观的“川军入黔”，即四川人到贵州找工，淅江人入川，粤地包工头到各地包工程等现象。
相对落后的地区终于发现打工是农民挣钱的一条路子，开始组织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进城进工厂打工，但农民全线退却返乡的事情多有发生。经历若干回合，部分留下来的人，挣了点钱，返乡过年时，风光了，其示范效应，才带动了更多的农民进城。
这中间还发生过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的故事，比如，城市治安出问题了，说是“盲流”（指农民工）带来的。一段时间，农村种田的人少了，说是农民工进城影响了农村生产，许多地方都有过试图阻止农民工进城的事，或在城市严控，以各种方式驱赶农民工，让他们颇受欺负。
我还清楚记得，大概是在１９８４年，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过一句话（原创可能不属于他），说十万淅江人，外出拚搏，不怕失踪（有些人遭受意外失踪了），不怕强奸（有些人出来受欺凌了），英勇奋斗，终于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贵州西部一些边远县的农民工，进入省城贵阳，有工打工，无工捡废品买，据守在城郊结合部的一座山上，经他们收拾过的被城里人称为垃圾的废品，被用麻袋或塑料分装好，像小山一样地堆放在他们居住的棚屋周围。而当时一些经营不景气的国企，由于发不出工资，经常成群结队地到市里上访。
我也记得当时市长的感叹。他说，看看那些垃圾山上的农民，从来不要补助，由于有他们在，城市里的垃圾少了许多，他们就是城里的清洁义工，我们一些人还要总说他们这也不是，那也难管。而那些上访的工人，有一些是戴着金戒指在上访。我当时也去他们中的一些家庭看了一下，其实有些家庭并不困难，抽的烟档次也还不低。附近烟酒店的老板说，人是活的，他们中有好些人，都早已各奔前程了。事实确实如此，但既然国家要包到底，没有工资了，还是要向市里要。本质上，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所以市长才说，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都该反思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两种体制下人的不同活法。
可以说，如今城里的每一幢新建的高楼，每一座新建的厂房，每一条新建的铁路、公路，每一座新建的机场等等，没有哪一处没有农民工的汗水。
如果没有他们，那些最脏最苦最累的活，谁来干？那些在早期也曾生气勃勃后来却丧失了发展前景而垮掉的大批企业和商店的人们，会去干这些事吗？能干得了这么多事吗？赋闲在家的有之，渐次老去在家靠点退休金生活的有之，自找门路的有之，我们甚至没有理由过多地说他们的不是，何况其中还真有一些长期不计报酬而任劳任怨的模范，这不是他们的错，这是一种体制衰亡后的逻辑结果。
如果没有他们，可以说，如今摆在大地上的被称辉煌成就的那些东西，大部分都没有了。如果不是他们以２．５亿之众创造辉煌，城市人还会丧失方方面面的方便。城市是如此需要他们，你能想象一下，当春节来临时，农民工大举返乡，城里一保姆难求，价格飙升的景象吗？
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甚至还很难发现旧有体制的痼疾。
提问者说，在高档的KTV里，不忍心看到那位恭敬的清洁工大伯，这使他联想到了农民工，其实这样的景象早就有了，我也曾遭遇，一时发窘，竟不知该如何是好。当最初农村姑娘经人介绍进城为一些家庭提供保姆服务时，有人也义愤填膺，说这使人联想到贩卖非洲黑奴！但是一段时间后，他们在远在农村的茅屋，就成了砖混结构的新房了。
他们还有一些人，如今已成了老板，企业高管，大包工头，是城里人在为他们打工了。
这是一列疾驰的火车，而在城里左冲右突，以顽强的拚搏生存着的农民工们，是推动这列火车前进的主体力量之一。
是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不被尊重，没有固定居所，还生活在下层。但是我们决不要忘记，今天城里的辉煌，饱含着他们的汗水，不，甚至是血汗！也许作为个人，我们为他们做不了什么，但在与他们相逢时，应该保持一分敬意。
伟哉，农民工！当今推进中国前进的肩膀和伟大动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