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瑞施耐德 盖瑞・施耐德

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1930年5月8日―),美国诗人 (常与垮掉的一代联系在一起),随笔作家、演说家,他还是环保活动家,常被看作深层生态之桂冠 (laureate),2004年,施耐德出版了Danger on Peaks(高处不胜寒),这是他二十年来的新诗合集。

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1930年5月8日―),美国诗人 (常与垮掉的一代联系在一起),随笔作家、演说家,他还是环保活动家,常被看作深层生态之桂冠 (laureate),这个角色反应了他在佛教精神与自然中的投入。作为一名社会评论家,施耐德的观点与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阿道司・赫胥黎 ( Aldous Huxley)、卡尔・海丝(Karl Hess)、奥尔多・利奥波德 (Aldo Leopold)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等人有一些共同点。施耐德还是一位获奖作家,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多年,另外施耐德还曾在“加州艺术委员会”任职。


早期生活


施耐德生于旧金山,双亲是Harold、LoisSnyder。在大萧条后,家庭陷入贫困,于是举家搬迁至华盛顿州的吉赛普郡,当时施耐德只有两岁,他们在那里经营乳制品以及松木板。十年后,他们又般往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在华盛顿州的十年期间,施耐德注意到了海岸沙利希 (Coast Salish)的居民,并逐渐对美国的原住民,以及他们与自然的传统关系,产生了兴趣。


后来父母离异,施耐德及其妹妹由Lois抚养,Lois当时是一名新闻记者。施耐德小时候还当过送报童。在他十几岁时,就成为野营顾问,并与Mazamas俱乐部成员一起登山。


1947年,施耐德作为奖学金生进入里德学院学习。在那里他结识了菲利普・沃伦和卢・韦尔奇,并一度成为室友。施耐德还花了一个夏天时间当水手,1950年代中期,他也曾有类似的尝试。这样他不仅赚到了钱,还在港口城市领略到了其他文化,另外还使他对海洋以及水圈有了更多的接触。1951年,施耐德毕业,获得人类学与文学的学士学位,在随后的夏天中,施耐德在沃姆斯普林斯印第安保留地 (Warm Springs Indian Reservation)从事木材定标 (timber scaler)的工作,这段经验成为他早期诗歌 (包括"A Berry Feast")的素材,后来结集出版为"The Back Country"。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施耐德当上了国家公园的防火哨员。另外,他还知道了佛教的一些基本观点,通过艺术,特别是水墨画,施耐德还对远东地区对待自然的传统态度有所认识。而后,他前往印第安纳大学,继续学习人类学,在那里施耐德开始学习打坐,但一个学期后,他就返回了旧金山,去追寻诗人之梦 ('sink or swim as a poet')。


垮掉的一代


回到旧金山后,施耐德跟沃伦住在一起,沃伦引起了他对禅宗的兴趣。施耐德阅读了不少铃木大拙的著作,而后他决定不再继续人类学专业,1953年,他转投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学习东方文化和语言。夏天,施耐德就继续到森林中工作,他还曾在优山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当过开路工。1955年,他与杰克・克鲁亚克(Jack Kerouac)在磨坊谷 (Mill Valley)的一座小屋中住了数月。施耐德还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Asian Studies)作过旁听生,当时那里有Sabuo Hasegawa、艾伦・瓦茨 (Alan Watts)等人任教。


艾伦・金斯堡根据肯尼思・雷克思罗思(Kenneth Rexroth)的推荐,找到了施耐德。这段岁月后来成为克鲁亚克小说《法丐》( ThedharmaBums)的素材。雷克思罗思早期小说的主人公,有的是酒神狄奥尼休斯式的,喜欢带点混乱的生活,而不是按部就班式的。当时垮掉运动 (Beat Movement)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城市背景,而作家如金斯堡、克鲁亚克等人,则发现了来自乡村的施耐德,他有手工劳动的经验,对田园的事物感兴趣,相比而言,就显得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劳伦斯・弗林盖蒂 (Lawrence Ferlinghetti)将施耐德比作“垮掉的一代”中的梭罗。


1955年10月13日,施耐德在旧金山著名的Six Gallery朗诵诗歌"A Berry Feast",这被认为是旧金山文艺复兴的宣告。这也标志着施耐德首次踏入Beats行列,虽然他原来不是纽约圈子里的成员,但由于肯尼思・雷克思罗思的缘故,也参加了进来。


根据克鲁亚克《法丐》的描述,年仅25岁的施耐德已经认为将来自己可以在未来的东西方对话中,占有一席之地。施耐德的第一本著作"Riprap"(砌石),出版于1959年,讲述了他在优山美地做森林守望者时的经历。


在日本


Beats中的一些人,如菲利普・沃伦,对禅宗感兴趣,但施耐德在这方面更加专业。1956年到1968年,施耐德在日本实地修学,先后在京都的相国寺、大德寺参学,最后又跟其他人在一个小火山岛上居住过一段时间。他先前所学的汉语写作,使得他可以进一步学习禅宗 (源自中国的唐朝),乃至在日本期间,开展实施更加专业的计划。


施耐德后来决定不再做和尚,最后打算回到美国推动佛教的发展。他后来与美国诗人茱安‧凯格(Joanne Kyger)结婚,她在日本就跟他生活在一起。


1958年秋,施耐德将自己翻译的24首中国唐朝僧人寒山子的古诗,在《常春藤》(Evergreen Review)杂志上发表。另外,施耐德还出版了自己195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些诗集,如"Myths & Texts"(1960年,神话与经典)、"Six Sections from 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1965年,山水无尽之六章),后面这本是一个项目,一直到1990年代他才完成。 他的诗歌主要题材有自然环境、自己的经历,特别是各种工作的体验,如伐木、防火哨员、文献翻译、木工等等,展示自己"在路上"的生活。


在日本期间,施耐德不仅在寺院中修学禅宗,还开始了修验道,这是日本一种古老的泛灵论。1960年代初,他跟妻子茱安,以及艾伦・金斯堡,前往印度旅游数月。他们回来后不久,施耐德与茱安离婚。


施耐德继续自学,涉猎范围包括地形学以及林业。这些兴趣在他的随笔、访谈,以及诗歌中,或多或少都有体现。


有一段时间,施耐德与日本的脱离"返土归田"(back-to-the-land)的一个小组,住在Suwanose小岛上(位于中国东海的琉球群岛中),他们在海滩上拣东西,包括一些可食用的植物,另外还捕鱼。在海岛上,他与上原麻纱 (Masa Uehara)结婚,他们后来有了两个儿子。


在施耐德1968年的诗集"The Back Country"中,收录了十二年来的诗歌。1960年代末,他们夫妇搬回了旧金山湾区,在那里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诞生了。随后他们搬到了乡间,位于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内华达山脉的山林中。


以后的生活及写作


1969年出版的"regardingWave",由于曾经的离别,诗歌被赋予了更多的感动。在施耐德1960年代末期出版的诗歌中,讲述家庭、朋友、社区的内容,占了更多的比例。1970年代,施耐德继续创作了许多诗歌,许多反映了他原来在美洲大陆生活岁月,以及后来参加"返土归田"(back-to-the-land运动的经历。1974年,施耐德出版的《龟岛》(Turtle Island),书名源自土著居民对北美大陆的称呼,该书获得了1975年度的普利策诗作奖。


施耐德写了一系列随笔,来阐述他对于诗歌、文化、社会经验以及环境的观点,这些著作包括Earth House Hold(1969年,地球家园)、The Old Ways(1977年,老式)、The Real Work(1980年,真活)、The Practice of the Wild(1990年,荒野实践)、A Place in Space(1995年,太空地方)以及The Gary Snyder Reader(1999年,盖瑞・施耐德文选)。1979年,施耐得基于自己在里德学院时的论文,出版了He Who Hunted Birds in His Father's Village: The Dimensions of a Haida Myth(谁在父亲的村中捕鸟:海达神话探析)。而他在1960年代中期前往印度旅行的日记,则于1983年以题为Passage Through India(通行印度)出版。


从1960年代开始,在各种访谈以及介绍他的文章中,施耐德提供了许多精神食量,他兴趣广泛,包括文化、自然史、宗教、社会评论、当代美国、乡村生活实践,以及对于文学的观点,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例如在1967年,他们在“旧金山Oracle”参加的一个圆桌讨论中,施耐德的好友艾伦・瓦茨提出了人口爆炸带给世界的问题,施耐德对此认为,“随着观念的转变,目前在西方社会已初见端倪,将导致未来的富足社会中,人们会自觉地降低人口数量”。他的这个预言现在正被逐渐证实。


盖瑞・施耐德获得了"Poetry"期刊的1968年度莱文森奖 (Levinson Prize),同年还获得美国哥根哈奖(Guggenheim Fellowship)[1]。


在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施耐德在公开的演讲、随笔中,发表了许多这类观点,有的是在主要的户外杂志、环保期刊上发表,而后汇集成书。


1985年,施耐德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写作课程的教授,在那里,他开始影响新的一代作家,对远东着迷。1986年,施耐德获得美国诗歌协会的雪莱纪念奖 (Shelley Memorial Award),1987年加入了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


随着施耐德参与环保议题,以及教学事宜,在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以及1990年代初期,他似乎从诗坛走开了。终于在1996年,他出版了完整的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山水无尽),该书揉合了感情与叙述,对栖息于星球的一角,充满了赞美,该书成为他的代表作,也成了返土归田的总结,以及诗意的象征。这部著作的创作起始于1956年4月8日,跨越了40年时间,目前已经被翻译成日语、法语等多种语言。施耐德因此获得了1996年度的博林根诗歌奖 (Bollingen Prize for Poetry)、洛杉矶时报的罗伯特・寇什终身成就奖 (Robert Kirsch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Orion Society的约翰・海伊奖,以及1997年度“山川平原书店联盟”(Mountains & Plains Booksellers Association)的诗作奖。


2004年,施耐德出版了Danger on Peaks(高处不胜寒),这是他二十年来的新诗合集。


施耐德的诗作


施耐德的诗作风格恬淡,而又以形式多样著称,他一般不追求刻意的押韵。格林・ 马克斯韦尔对他的诗歌,作了如下评价:“关爱并尊重原住民,荣誉属于大地,从喧嚣的城市与工业中,寻求脱身,经由过去、沉思、社区、平静亦或苦行”[2]。


施耐德对美洲原住民(即印第安人)及其对于自然的态度与做法,总是充满兴趣,实际上他们的方式,也跟施耐德产生了共鸣,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后来修学佛法,以及参与修验道等。施耐德在年轻时善于写作,并对一些作家,如大卫・赫伯特・劳伦斯、 威廉・巴特勒・叶芝,以及一些中国古代的诗人,如唐朝僧人寒山子,相当地倾慕。另外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对施耐德早期出版的著作,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我个人一直致力于生态、神秘主义、史前史,以及一般系统论 (general systems theory)之间的连接交流”,施耐德在一次访谈中如是说。[3]除去人以外的自然,性在施耐德的诗歌中,也多有提及。施耐德结过四次婚。


除去内容与形式,施耐德对于人类学、土著文化,以及佛教、环境论 (environmentalism)的兴趣,影响到了他对于诗歌的观点。施耐德常说,他将诗比作工作室,在其间就是学习生于世间。


施耐德论及诗歌以及一般的人类,需要历经长久的岁月,特别是要面对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他的诗作缩小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鸿沟。


施耐德的浪漫


许多人认为诗歌本身比较浪漫。当然施耐德的作品中有不少浪漫的味道,这其中除了写诗本身,还有比如,他特别热爱荒原大地,以及自然的力量;他对异域文化以及古代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乐此不疲;他在生命的历程中,相信直觉的重要性;他对奇妙以及未知的事物,持开放的态度;还对土著居民、原始部落情有独钟,在1970年代的著作中,施耐德对之满怀同情,他甚至难以想象其中可能会有恶棍、自私者,或者无赖。


马歇尔‧麦克鲁汉 (MarshallMcLuhan)对现代世界重新部落化 (re-tribalization)的预言,包括对于所有恶兆、可能反乌托邦的警告,这些尽管被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广为接受,但并非施耐德的预期,及其著作的方向。施耐德对部落以及未来抱有更正面的理解。


就实际而言,施耐德的作品中的一些成分,明显平衡了浪漫的意味,比如他对真实的热爱,对人类实践以及能力的赞美,还有身体运动带来的愉悦,对科学的兴趣,以及对职责的反思。


对施耐德属于垮掉的一代的争议


施耐德被广泛地认为是垮掉的一代中的作家,就像前面提及的,他是在著名的"Six Gallery"朗诵的诗人之一,也是克鲁亚克著名的小说《法丐》中的人物。一些人认为施耐德与垮掉的一代的联系,可能被夸大了,他应当被看作是另外倡导旧金山文艺复兴的Wes-Coast group (西岸小组)成员。施耐德本人对"Beat" (垮掉)的称呼,有一些保留,但并非很抵触。他经常以第一人称,比如用"我们" (we、us),来谈论垮掉的一代。


下面引自施耐德于1974年在北达科他大学作家会议上的一段访谈,后作为"The Beat Vision" (垮掉之视角)出版:


“……我从没完全弄清楚"The Beats"的含义,但回想起最初的会面、合作、以及友谊,包括艾伦・金斯堡、我、麦克・迈可勒、劳伦斯・弗林盖蒂,以及不在这里的菲利普・沃伦,已经去世的卢・韦尔奇,还有格雷戈里・科索。对我而言,或者再推己及人 (我其实对格雷戈里没有完全理解,其他人也如此),内在都有一种批判的气质,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点,许多年来我们走在各自的道路上……”


“1960年代后期,我们又再次很接近,对我而言,是逐渐走到了一起,艾伦开始对东方思想非常感兴趣,然后是佛教让我们更加紧密;后来因为艾伦的影响,劳伦斯也加入了进来;另一方面,麦克与我失去联系若干年后,再次相逢时,发现原来殊途同归,这现在看来真的很奇怪,也很有意思;劳伦斯后来为政治目的离开了一阵子,我们没人反对,当然这不是我们的关注所在。非常有趣,我们走了不同的路,但发现又都走到了一起;我们都强烈关注环保,批评个人在未来的状况,特别是互相分享诗歌,我们的基本认同尽管是半规定的,但实际上成为背后的动力,即从佛教的心理视角,来看待人性,以及人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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