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支那人一词在中国近代思想中，为讨论中国民族性、国民性的重要概念，包括如梁启超及严复等对中国民族性中的劣根性求改进讨论。支那人严谨的定义上是指居住在支那大陆（China Mainland），即现今的中国大陆]的黄种人。晚清知识份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国"一词来称呼国家及国民未有共识，然而“支那”一词仍相当流行，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的现象才减少。在甲午战争至1945年二战完结，中日关系最恶劣期间，支那人一词在日本涵有日本的自我优越感及对中国人的轻蔑态度。对于“支那人”在气质上的描述，有“好面子的体面”、“阿Q”等等；鲁迅对明恩溥所着的《支那人气质》一书中相关评论重心也在于改进现代中国国民性。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语中的支那是指整个谋求占领的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开始使用支那一词来称呼中国。由于过去日本以“汉”、“唐”、"宋”、“明”等方式称呼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开始使用，用于代替清政府及国民政府，日本于战败后停用，只为部分日本右翼等反华人士以及激进台独支持者所用。中国人认为此称呼带有严重侮辱性。
支那人是什么意思_支那人 -历史发展
清朝
石原慎太郎接受香港某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说道,“支那人能不能再冷静一些”清帝国时期，知识份子在讨论超越传统族群概念的汉人、满人等以寻求国家界定的国民性及民族性的讨论中，支那人一词为现代意义的中国人。
当时东亚知识份子的讨论中的日本与支那人种关系及理论，在中国的“日本化”学习亚洲现代性时期，是极为复杂的中日之间互动历史现象，包括支那革命论、大亚细亚主义、等等：如梁启超以黄种与白种人的异同来鼓吹亚洲黄种人合作的必要性；其于日本筹办的第份一机关刊物《清议报》先后设有支那人论说、日本及泰西人论说、支那近事、万国近事、支那哲学、政治小说等栏目。梁启超于该报第一册中说明办报宗旨：“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聊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1899年《清议报》中梁启超就以“在支那人未知有国家，安得有国家思想”一言开启其对日本人尾崎行雄的文章〈论支那的命运〉做译释。
1899年出版，由明恩溥着的《支那人气质》（涩江保日译版书名）一书，因谈及对中国国民性的探讨，引发了如鲁迅等对该议题的思辩及有关中国国民性的文化及制度改造。
晚清知识份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国一词来称呼国家及国名的讨论中，并未取得共识，因此以“支那”一词来指涉中国的现象，仍是相当流行的作法，直到民国建立后，中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的现象才减少。
台湾日治时期
根据《马关条约》（日方称《下关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第五款，日本同意台湾住民于该约生效两年内自择国籍。1897年5月8日（“住民去就决定日”）前有6456位住民选择离开台湾，留下的台湾人均成为大日本帝国国民。
行政上，台湾总督府从1895年（明治28年）起即于各种公文书（如饬令、律令、府令、1896年夏首次发行的《台湾总督府报》等）开始以“本岛住民”、“本岛人”、或“台湾人民”等词称呼原居台湾的各族群，民间亦随之普遍使用，尤以“本岛人”一词最为通行。在户政上，以“中或支”为支那人或中华民国人，有别于“福”（福建人俗称台湾人）或“广”（广东人俗称客家人）及“汉”（其他汉人）。行政上，为处理非大日本帝国国民的移民工人，台湾总督府于1895年发布《支那人上陆条例》，对赴台湾的清国人作出规范。1896年发布《清国劳动者取缔规则》，1904年再制定《支那劳动者取缔规则》。根据上述条例及规则，到台湾的中国劳工须先从其劳动承包人之处领取渡航证明书，在台湾上岸后从警察局换取上陆许可书，至返回中国时再行交还。
日本实行皇民化政策的目标在于改造台湾民族的固有特性，而台湾民族的特性则同时包括支那民族及台湾。1902年2月25日，第4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出席众议院委员会时说：“统治台湾的目标是使新领土的人民‘浴于皇化，成为真的忠义之民’，但是这里是有近三百万支那民族之地，可以说台湾就是台湾，有独自的特色”，并作出“台湾民族要花至少五十年至百年以后才能将其固有特性化为能负征兵义务的忠良之民”的结论。
台湾经历过受压迫的殖民地经验和地缘政治，使得廖文毅等学者主张台湾民族已发展成为和“支那人”不同的民族。
中华民国成立后
1912年宣统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在北洋政府和日本外务省的文件往来中，北洋政府要求使用“中华民国”代替“支那共和国”的名称，但日本只承诺在中文文本中使用中华民国，而在日文文本中保留“支那共和国”字样。
1914年，孙文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曾共计34次自称支那、对支政策、支那革命党-、支那国民、支那人等。
1919年五四运动之际，一些中国爱国志士上书政府，要求日本不得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国”的说法，中国政府与日方交涉未果。然而著名诗人闻一多亦曾在其1925年诗歌《我是中国人》中自称“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1932年日本官方在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华民国”代替支那在官方文书的称呼，但民间报刊仍称中国为“支那”。
1941年，“东亚问题调查会”编辑、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最新支那要人传》、北平支那研究会编的《支那官绅录》、东京泰山房出版的《现代支那人名辞典》及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编的《支那现代人名鉴》，介绍当时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汪精卫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方面领导人、民主人士和社会知名人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6年，在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遣代表团进驻东京。应中国代表团的要求，盟国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对“支那”称谓进行了调查，并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日本政府接受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并于1946年6月责令日本外务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根据这一指示，日本外务省迅速于昭和21年（1946年）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日语：支那ノ呼称ヲ避ケルコト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