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词典 中国翻译词典-基本信息，中国翻译词典-内容简介

《中国翻译词典》，作者林煌天，由湖北教育出版社 于2005年出版。本书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大型翻译知识辞书，收条目近4000个；重点介绍中国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历史、翻译人物、翻译论著和期刊、翻译出版机构、翻译与文化交流以及其他译事方面的知识，兼收外国翻译理论与著名汉译家词条；此外，分专题汇编翻译名家论翻译、中外翻译大事记以及翻译论文索引等资料。

翻译词典_中国翻译词典 -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翻译词典

翻译词典_中国翻译词典 -内容简介

本书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大型翻译知识辞书，收条目近4000个；重点介绍中国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历史、翻译人物、翻译论著和期刊、翻译出版机构、翻译与文化交流以及其他译事方面的知识，兼收外国翻译理论与著名汉译家词条；此外，分专题汇编翻译名家论翻译、中外翻译大事记以及翻译论文索引等资料。书中内容翔实，资料丰富，融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于一体，著名翻译家叶君健誉之为翻译知识百科全书。

翻译词典_中国翻译词典 -编撰纪事

《中国翻译词典》编撰纪事

来源： 中国译协网

在多次全国翻译学术研讨会上，译界同仁都希望中国译协出面组织专家、学者编撰翻译知识词典。这种希望当然也是我们译协工作同仁的夙愿。然而要把翻译界的希望变成现实，又谈何容易。我们编撰《中国翻译词典》经历了一个积累过程。首先，进入90年代，中国译协已开展活动近十年。十年来，《中国翻译》杂志编辑部工作人员在完成刊物出版任务的同时，还抽出时间编辑出版了《翻译研究论文集》等七部翻译专业图书以及国内首部《中国翻译家词典》。这些图书的出版，为我们后来编撰本词典积累了相关资料和经验；第二，中国译协一直很重视开展翻译学术交流活动。十年来曾举办过20多次全国性文学、社会科学、科学技术、外事口译、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等多种学科的翻译学术研讨会和翻译论坛。每次会议都有近百人与会，提供近百篇学术论文。这支队伍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为编撰本词典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第三个更为重要的积累是《中国翻译》杂志办刊十年来，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在翻译界学有专长的作者队伍，也团结了一大批热衷于翻译学术交流的读者队伍，他们都是编撰本词典取之不尽的人材。

初步考虑了编撰的问题后，我们就着手寻找出版社的支持。1991年，武汉大学英语系教授郭著章先生来京开会，向我探询编辑词典的进展。他谈到湖北教育出版社外语编辑室有意组编一部汇集中国译事知识百科式大词典。这个选题完全符合我的想法。我请他回武汉后，为我牵线促成此事。1991年3月，湖北教育出版社外语编辑室主任唐瑾女士来函向我正式约稿，要我牵头主编《中国翻译词典》，随后又携编写设想和双方初步商议的编撰纲要来京商议。5月，该社副总编赵守富先生和唐女士再度来京和我商定本词典的编撰纲要及出版事宜，并同时签订出版合同。有了出版社的支持，我们才得以集中时间和精力，投身于这项工作。

为了集思广益，动员翻译界人士参与编撰工作，1991年9月，我们在《中国翻译》杂志刊登《吁请翻译界人士支持编撰〈中国翻译词典〉》一文，介绍了本词典的编撰纲要和设想，欢迎翻译界人士提出建议，并为本词典撰写条目。此文公布后，译界同仁纷纷来函响应，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始组建《中国翻译词典》编辑委员会。约请老一辈翻译家王子野、戈宝权、叶水夫、叶君健为编辑顾问；约请全国翻译界人士和有关单位的学者高莽、郭建中、罗新璋、刘宓庆、马祖毅、黄邦杰、许钧、李蟠、杨自俭、张今、徐式谷、方梦之等28人为编委。由陈彦田、袁锦翔担任副主编。

本词典的编撰纲要和编成后的基本情况：

一、本词典为翻译专业辞书，融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于一体。它的读者对象是翻译工作者、翻译教学人员、从事中外文化科技交流人员、科研人员以及大专院校外语系师生。

二、本词典共收词目3700余条，共2452千字。其中包括：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术语，翻译人物，翻译史话，译事知识，翻译与文化交流，翻译论著，翻译社团、学校及出版机构，百家论翻译等方面的内容。本书正文分（一）、（二）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综合条目，以词条形式对上述的前9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介绍；第二部分为“百家论翻译”，介绍了200多位中外翻译家的翻译观。正文后有下列附录：1?中国翻译大事记；2?外国翻译大事记；3?中国文学作品书名汉英对照目录（部分）；4?外国文学名著书名外汉对照目录（部分）；5?中国当代翻译论文索引；6?世界著名电影片名英汉对照索引；7?联合国及有关国际组织、职务和职称，国际文献与条约译名录。

三、本词典由钱钟书先生题写书名，中国译协名誉会长伍修权题写祝贺词，著名翻译家、翻译界老前辈季羡林、叶君健、叶水夫分别为本词典作序。著名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来函祝贺《中国翻译词典》出版。

四、由于本词典的编务工作十分繁重，加上我本身的业务工作也很繁忙，因此，本词典的编辑进度一拖再拖。我从单位办理离休后，才全力抓紧编辑审稿工作，终于在1996年开始陆续发稿，1997年11月出版第一版，印制2500册。2005年5月出版社来函商谈再版事宜。由于工作量太大，双方都感到无法实现修订再版。但根据市场需要，出版社于2005年10月出第2版，印数4500册。

五、2002年9月中国译协和有关单位在山东烟台召开“全国翻译学词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这是首次以译学词典研究为议题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会议主办人约我出席，讲讲编本词典的编辑思想。这里我把书面发言稿中的两段话摘录如下，谨向翻译界人士作个交代：

我编这本词典的思路是要把翻译作为文化的载体展现在广大读者（翻译专业人士和非翻译专业文化界人士）面前，要把翻译的文化内涵、文化氛围、翻译给人类社会激发的促进作用、翻译所带来的影响等等充分扩大起来，我要用名目繁多的词条去概括翻译百科知识（包括与翻译活动有关的事件），让读者读到许许多多的翻译知识，欣赏到浓浓的翻译文化氛围，要让读者看到翻译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也有属于自己领域的知识海洋，也有它光辉的历史，也有它在风云变幻中留下的踪迹。我们应该给翻译创造一个展览平台，让它展示翻译活动中有趣的故事和发人深省的事件。

我敢牵头编辑这本词典，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在中国译协的工作条件。由于我近十年主管中国译协常务工作和《中国翻译》杂志的编辑工作，我结识了许多知名翻译家和大批的作者，也结识了许多翻译出版界的前辈。他们是本词典的主要撰稿人。我请求他们自己提出自己熟悉的或自己研究领域的相关词条。这样做的结果是：条目比较丰富多彩（不是编辑部几个人设计的条目），条目的品位较高、耐看，条目的质量也比较上乘。因此，总的来说，这本词典（这种编法的词典）比较好看。1998年，本词典荣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我认为主要是奖给200多位翻译界知名人士和学者，他们为本词典写出了宣传翻译事业的好词条，向全社会展示了我国源远流长的翻译事业及其光辉业绩。

六、本词典编成后，我携编撰提纲向我的老师季羡林教授汇报编辑进度并求他作序。不到一周我收到他由秘书寄来的序言。这是一篇精辟论述翻译与文化交流、翻译与文化繁荣的重要论文，写得非常精彩，值得向世人推荐。

七、本词典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老一辈翻译家的深切关爱和热情支持。卞之琳、戈宝权、叶水夫、王佐良、许渊冲、刘重德等等许多老先生还热情为本词典撰写词条。如今他们当中有多人已经仙逝，但他们留下的珍贵文字，将永远活在读者心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外文所的许多专家以及一些大专院校的翻译家、教授也为本词典写了大量词条。他们留在词典中的研究成果和论述也将永远为读者带来乐趣。

（本文作者林煌天，曾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翻译词典_中国翻译词典 -季羡林序

现在颇有一些人喜欢谈论“中国之最”。实事求是地说，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最” 是极多极多的。几大发明和几大奇迹，不必说了。即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中，在人们日常生活的饮食中，“最”也到处可见。 然而，有一个“最”却被人们完全忽略了，这就是翻译。 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先秦时代已有翻译活动，这是很自然的。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 至迟到了东汉初年，印度佛教就传入中国。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中国僧人和印度僧人，以及中亚某些古代民族的僧人，翻译了大量的佛典，有时个人单独进行，有时采用合作的方式。专就一个宗教来说，称之为“最”，它是当之无愧的。从明清之际开始，中间经过了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和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一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其中间有外国人)又翻译了其量极大的西方书籍，其中也有少量东方书籍。各种学科几乎都有。佛典翻译以及其他典籍的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如果没有这些翻译，你能够想像今天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吗? 这些话几乎都已属于老生常谈的范畴，用不着再细说了。我现在想从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角度上，来谈一谈翻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上一些大国中，颇有一些有识之士，在认真地思考讨论人类文化的演变和走向问题。英国学者汤因比可以做为一个代表。他的大著《历史研究》已被译为汉文。他把世界上过去所有的文明分为23或26个，说明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的想法同这个说法相似。我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具体的例子请参看汤因比的著作。我在这里声明一句：他的例子我并不完全赞同。 汤因比把整个中华文化(他称之为“文明”)分为几个，这意见我认为有点牵强，机械。我觉得，不能把中华文化分成几个，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既然主张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 展过程，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延续不断地一直存在到 今天呢?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到了点子上。我必须认真地予以答复。 <节选内容>= 倘若对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仔细加以分析，中间确能分出若干阶段，中华文化并不是前后一致地、毫无变化地发展下来的。试以汉唐文化同其他朝代的文化相比，就能看出巨大的差别。汉唐时代，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占领导地位。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文化的中心。其他朝代则不行。到了近代，世界文化重心西移，我们则努力“西化”，非复汉唐之光辉灿烂了。 但是，不管经过了多少波折，走过多少坎坷的道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中华文化反正没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答复是：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最近若干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翻译问题之风大兴。论文和专著都出了不少，又成立了全国的翻译协会和各省、市翻译协会。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最近林煌天同志等又编撰了这一部《中国翻译词典》，可谓锦上添花了。对林煌天等同志编撰这样的词典我是完全信任的。他们在翻译方面，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组织经验。他们编撰的书很有特色，汇集了涉及翻译学术方面的各种词条和有关资料，翻译工作者和文化教育界人士都可用作参考。煌天同志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我乐于接受，同时又乘机把自己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一并写了出来，以便求教于高明。 1993．10．1l凌晨 发挥译语优势论许渊冲在《翻译通讯》1981 年第一期提出了“发挥译语优势论”。他在《翻译的标准》一文中说：“忠实于原文内容，通顺的译文形式，发扬译语的优势，可以当作文学翻译的标准。忠实和通顺是翻译的必需条件，这就是说，翻译不能不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译文也不能有不通顺的形式；而发扬译文语言的优势却是个充分条件，也就是说，翻译可以不发扬译文语言的优势，但发扬了译文语言优势的却是更好的翻译。是否符合必需条件是个对错问题，是否符合充分条件却是个好坏问题。”他在《教学研究))1982年第1期《忠实与通顺》一文中举例说明“发挥译语优势论”： Those who do 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 demned t0reliveit．一Santayana(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一董乐山译)relive可以译成“重新过过去的生活”，但“重蹈覆辙”是更特殊化的译文，因为过去的生活可以是幸福的生活，也可以是不幸的生活，是个比较一般化的表达方式；而“重蹈覆辙”却只能指不幸的生活，是比原文更特殊化的表达方式，它说出了原文内容所有而原文形式所无的东西，所以是比原文表达力更强、也是更精确的语言，可以说是发挥了译语的优势。 (许渊冲) 法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法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上半叶。在这个时期，法国尚未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只是有些作家和译者就某个具体译作对翻译问题发表过一些见解、议论而已。翻译本身被看作一个文艺美学、文体论和文评方面的附带问题。作家们的议论也多半从文学性角度而发。当时，一些重要的外国作品法译本的问世常在报界引起争论。他们关于翻译的思考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纯粹的主观性；第二，就事论事，缺乏系统性以及经过严格定义的概念和术语。第三，常有较强的论战性质。因此，在这个时期，尽管人们积累了大量关于翻译的经验、见解和思考，其中许多也不乏重要性和启示意义，但至多只是一种关于翻译的“手工艺经验论”而已。整个50年代可视为法国翻译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法国翻译家协会成立、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的诞生都标志着翻译工作者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并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时期中，法国翻译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摆脱了“手工艺经验论”，而朝科学的翻译理论迈进。60年代初迄今，为法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第三阶段。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逐渐在法国形成。人们开始以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为指导，比较深入系统地考察和翻译相关的理论问题。语言学家、翻译家兼文评家乔治・ 穆南被视为法国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在这一时期，除了基本理论研究外，各专门领域的翻译理论研究也有很大发展。1969年让・马约发表了《科技翻译》，这是法国第一本系统论述科技翻译的专著。1968年达妮卡・塞莱斯科维奇发表了专著《国际会议上的口译》。1981年玛丽安娜・丽德莱出版了探讨口译的专著《同声传译》。总之，近年来法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正方兴未艾，不少翻译理论研究学者所倡导的独立的“翻译学”学科正在法国逐渐形成。在法国翻译理论研究中主要理论家有：1．爱德蒙・卡里，原籍俄罗斯，是法国翻译家协会的负责人，也是国际译联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的主要思想体现在《现代世界中的翻译》一书中，该书详尽考察总结了20世纪翻译的各种形式，简述了每一形式的历史，并对翻译作了有意义的分类。卡里的翻译观属于翻译的文艺学观点，基本上代表了50至60年代初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国作家和文学翻译家的翻译理论观。2．让一保尔・维纳和让・达贝尔纳，是移居加拿大的法国人，为加拿大皇家学会成员。他们的《法英修辞比较研究》对翻译研究作出的贡献值得重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了一系列经过比较严格定义的单义的翻译术语。第二，提出了翻译单位的确定问题。第三，对翻译技巧进行严格的分类。他们的贡献在于他们第一次试图把“方法论”运用于翻译理论研究，使法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开始摆脱传统的“手工艺经验论”。3．乔治・穆南，是深孚众望的法国语言学家、文论家和翻译理 论家、法国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穆南对翻译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他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长期争论不休的可译性这一根本问题作了比较科学的分析论述。法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深受穆南《翻译的理论问题》一书的影响；有人称其为“划时代的著作”，的确，它明显地改变了此后法国翻译理论界讨论翻译理论问题的角度。 (杨 文) 法国文学在中国 从1898年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林译为《巴黎茶花女遗事》)算起，我国译介法国文学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伍光建就开始用白话文翻译大仲马的小说，《新青年》第2卷第6 期还刊载了法国的国歌《马赛曲》。五四运动时期，法国不少著名作家的作品已有了中译本，如莫里哀的《悭吝人》、雨果的《悲惨世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人心》、法朗士的《友人之书》、梅里美的《嘉尔曼》、大仲马的《侠隐记》等等。《小说月报》第15卷还出了一期“法国文学专号”。从30年代到1949年，除继续翻译上述作家的作品之外，又有不少重要作家和作品被介绍过来，其中有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三部曲，司汤达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左拉的《娜娜》，纪德的《田园交响乐》、《地粮》，都德的《最后一课》和巴比塞的《火线》等等。1949年以前，我国只有北平的中法大学、上海的震旦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设有法语专业，因此介绍法国文学以翻译作品为主，评论较少，研究力量十分薄弱。1949年前涌现了傅雷、李健吾、高名凯、李青崖、毕修勺、黎烈文、穆木天等一批法国文学翻译家，在研究方面只出版了一些内容简略的法国文学史，例如穆木天译编的《法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和徐霞村的《法国文学的故事》(商务印书馆，1943年)，大都是作者根据国外资料独自研究的成果，其中以吴达元和夏炎德编著的法国文学史较为全面。在评论方面比较重要的则有李健吾的《福楼拜评传》。50年代初期，我国对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有了迅速的发展。从拉伯雷的《巨人传》到阿拉贡的《共产党人》，从高乃依的《熙德》到《巴黎公社诗抄》，许多经典的或重要的作品都有了译本或重译本，而且都有译者前言或后记，标志着我国的法国文学翻译事业已开始走上正轨。这一时期除傅雷、李健吾以外，罗大冈、陈占元、闻家驷、郝运、李丹、罗玉君、鲍文蔚、成钰亭、齐放、沈宝基等也在翻译法国文学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贡献最大的当推傅雷和李健吾。傅雷除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以外，还翻译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伏尔泰、梅里美、泰纳等的作品。他的译文集共有15卷之多，而且具有传神的特色，实为我国近百年来罕见的、成就卓著的大翻译家。李健吾翻译了《莫里哀全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意大利遗事》等作品和一些文艺论著，译笔生动流畅，同样拥有大量的读者。这个时期，我国举行过纪念拉伯雷、孟德斯鸠等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报刊上关于法国文学的评论也多了起来。但是由于50年代中期以后，报刊上组织了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红与黑》的讨论，刊登了一些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文章，研究和评论法国文学的势头受到挫折。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都被他们扫进了垃圾堆，外国文学园地更是一片荒芜。在法国文学方面，傅雷等翻译家遭受迫害，甚至被置于死地。十年之中，只翻译了鲍狄埃的几首诗歌，出版了一本薄薄的《鲍狄埃诗选》。“四人帮”垮台以后，法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繁荣兴旺的景象。成立于1964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1978年下半年就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问题多次举行学术讨论，打破了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这个禁区，并且在研究和普及法国文学方面陆续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除《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外，出版了柳鸣九主编的三卷本《法国文学史》，柳鸣九和罗新璋主编的一套大规模的《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现已出版10种)，罗大冈的《论罗曼・罗兰》等。北京大学西语系的部分同志，参加了《欧洲文学史》法国文学部分的编写工作，吴达元是该书主编之～。南京大学于1979年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其中的法国文学研究室编译了《当代法国文学词典》。武汉大学于1980年成立法国问题研究所，并在1983年创办了刊物《法国研究》。此外在上海、厦门、广州、长沙、西安等地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都有一些法国文学方面的学者和专家。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在这种形势下也于1982年在无锡成立，现在已召开了四届年会，由著名学者柳鸣九担任会长。在整个80年代，有关法国文学的专著、译著、论文和各种选集如雨后春笋一般竞相出版，不可胜数。过去的重要译作几乎全部再版或修订 dence强调一个住所的永久、合法性。总之，译者须深入理解原文，选择最确切的表达方式。同时，也要不厌其烦地查专业工具书。使译文严谨、准确、规范。 (王春文) 法密 即“达磨芨多”。 法明 即“昙摩耶舍”。 法秀 即“昙摩蜜多”。 法时 即“昙摩迦罗”。 法 泰 南朝梁、陈僧人。据《续高僧传》卷一载，知名于梁代，住建康(今江苏南京)定林寺。及至陈代，与慧恺等至广州制旨寺，协助真谛译经，笔受文义。前后所出五十余部，并述义记。真谛与泰译《律二十二明了论》(简称《明了论》)并疏五卷。陈太建三年(571年)还建康，讲新译的《摄大乘论》、《俱舍论》等经论，时人惊异。彭城沙门靖嵩曾从受学，后还北土，传摄论之学。 (马 霞) 法天 印僧，宋初来中国。先在囗州(今陕西囗县)与中国梵学僧法进合译《圣无量寿》和《尊》二经《七佛赞》。宋太祖召二人人京。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在译经院译经，诏赐法号“传教大师”。他的译经时问为974―1001年。 (夏 勤) 法 显 (约337一约422年)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三兄都夭亡，其父恐祸及幼子，法显3岁即度为沙弥，20岁受大戒。常慨叹经律舛阙，誓志求经。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达、慧嵬等自长安出发，西行取经。到张掖后遇僧绍、智严、宝云等5人，相约同行。但余人或中途折返，或分道而行，或客死道上，或留天竺不归，归国时只孑然一身。西行沿途经敦煌，渡流沙，越葱岭，至鸟苌(今阿富汗)，渡新显河(今印度河)，在毗茶入天竺。自敦煌至毗茶历尽艰险，共历159日。后至中天竺，居3年，学梵语，得《摩诃僧祗律》、《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论》、《方等般泥洹经》等梵本。又随客商到师子国 (今斯里兰卡)，留两年。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及《杂藏》等原本，均汉土所无，亲自书写带回。乘船归国途中，遇大风飘至耶婆提国(今印尼爪哇)。义熙八年(412年)回抵青州长广郡牢山 (今山东青岛崂山)登陆。前后共14年，游30余国，与玄奘*为西行求法界前后两大人物。法显归国后，西行求法之风大盛。义熙九年(413年)，至建康(今南京)，在道场寺与天竺僧人佛驮跋陀罗。合作，两人在宝云的协助下，共译出《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祗律》、《方等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毗昙心论》等经论，共六部六十三卷，约百余万言。义熙十二年(416年)，法显将西行往返途中见闻撰为《佛国记》一卷(即《法显传》)，扼要记述了30余国河山景物与风俗习惯，文笔俊洁，为研究古代中、南亚诸国及中外交通史与佛教史的重要史料，至今仍为中外学者所宗，有英、法、德等多种译本。这是法显对人类文化所作的重大贡献。法显晚年居荆州辛寺，直至病逝。 (袁锦翔) 法勇 即“昙无竭”。 法云 (1088―1158)宋代僧人。居平江(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景德寺。对佛经翻译有较深的研究。绍兴十三年(1143年)撰《翻译名义集》，共七卷，六十四篇。收音译梵文二千零四十余条。各篇开头有总论，次出音译词目，如佛陀、无量寿，逐一解释，并举出异译与出处。所据资料来自佛教著述与世书经史，引用书籍四百余种，作者百余人。对比较重要的名相，多据天台宗教理详加论释。对历代重要译家有专篇记载。书中保存了前代译经者的一些译论。如关于翻译的定义，引用了赞宁” 在《宋高僧传》中的见解：“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名，音虽似别，义则大同。宋僧传云：如翻锦绣，背向俱华，但左右不同耳。译之言，易也。”卷首由名家周敦颐(1017―1073)写序，引录了唐玄奘。的名论“五不翻”。此论指出翻译佛经时有五种情况需要译音而不宜译意，是研究玄奘翻译思想与技巧的重要资料。《翻译名义集》与《释氏要览》、《教乘法数》并称“佛学三书”，它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翻译名词汇编之一，对研究古代的翻译与译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人无锡丁福保(1874～1952)仿此编有《翻译名义集新编》。 (袁锦翔) 法 藏 (643―712年)俗姓康，字贤首。号贤首大师，又号康藏国师。祖先康居(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人，后迁居长安。法藏“风度奇正，利智绝伦”。17岁从云华寺智俨学《华严经》，前后九年。唐咸亨元年(670年)，武则天舍住宅立太原寺度僧，他出家受沙弥戒，被允许登座讲经。自后常参加翻译，并努力从事解说、著述。通天元年(696年)受诏讲《华严经》，京城十大高僧为他授满分戒，赐号“贤首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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