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观卖血记》 《许三观卖血记》-作品简介，《许三观卖血记》

《许三观卖血记》是著名作家余华1995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余华表示，《许三观卖血记》的创作是受了德国作曲家巴赫和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许三观卖血记》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故事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小说讲述了许三观靠着卖血度过了人生的一个个难关，战胜了命运强加给他的惊涛恶浪，而当他老了，知道自己的血再也没有人要时，精神却崩溃了。

许三观卖血记_《许三观卖血记》 -作品简介

许三观卖血记_《许三观卖血记》 -作者简介

余华，1960年4月3日出生，浙江海盐人。在文革中读完小学和中学，此后从事过五年牙医。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3卷、中短篇小说集6卷、随笔集3卷。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和日文等国外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2年）、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2004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

许三观卖血记_《许三观卖血记》 -作品赏析

许三观坐在瓜田里吃着西瓜，他的叔叔，也就是瓜田的主人站了起来，两只手伸到后面拍打着屁股，尘土就在许三观脑袋四周纷纷扬扬，也落到了西瓜上，许三观用嘴吹着尘土，继续吃着嫩红的瓜肉，他的叔叔拍完屁股后重新坐到田埂上，许三观问他：“那边黄灿灿的是什么瓜？”

在他们的前面，在藤叶半遮半掩的西瓜地的前面，是一排竹竿支起的瓜架子，上面吊着很多圆滚滚金黄色的瓜，像手掌那么大，另一边的架子上吊着绿油油看上去长一些的瓜，它们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风吹过去，先让瓜藤和瓜叶摇晃起来，然后吊在藤叶上的瓜也跟着晃动了。

许三观的叔叔把瘦胳膊抬了起来，那胳膊上的皮肤因为瘦都已经打皱了，叔叔的手指了过去：“你是说黄灿灿的？那是黄金瓜；旁边的，那绿油油的是老太婆瓜……”

许三观说：“我不吃西瓜了，四叔，我吃了有两个西瓜了吧？”他的叔叔说：“没有两个，我也吃了，我吃了半个。”

许三观说：“我知道黄金爪，那瓜肉特别香，就是不怎么甜，倒是中间的籽很甜，城里人吃黄金瓜都把籽吐掉，我从来不吐，从土里长出来的只要能吃，就都有营养……老太婆瓜，我也吃过，那瓜不甜，也不脆，吃到嘴里粘糊糊的，吃那种瓜有没有牙齿都一样……四叔，我好像还能吃，我再吃两个黄金瓜，再吃一个老大婆瓜……”

许三观在他叔叔的瓜田里一坐就是一天，到了傍晚来到的时候，许三观站了起来，落日的光芒把他的脸照得像猪肝一样通红，他看了看远处农家屋顶上升起的炊烟，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然后双手伸到前面去摸胀鼓鼓的肚子，里面装满了西瓜、黄金爪、老太婆瓜，还有黄瓜和桃子。许三观摸着肚子对他的叔叔说：

“我要去结婚了。”然后他转过身去，对着叔叔的西瓜地撒起了尿，他说：“四叔，我想找个女人去结婚了，四叔，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卖血挣来的三十五块钱怎么花？我想给爷爷几块钱，可是爷爷太老了，爷爷都老得不会花钱了。我还想给你几块钱，我爹的几个兄弟里，你对我最好，四叔，可我又舍不得给你，这是我卖血挣来的钱，不是我卖力气挣来的钱，我舍不得给。四叔，我刚才丫起来的时候突然想到娶女人了。四叔，我卖血挣来的钱总算是花对地方了……四叔，我吃了一肚子的瓜、怎么像是喝了一斤酒似的，四叔，我的脸，我的脖子我的脚底，我的手掌，都在一阵阵地发烧。”

许三观卖血记_《许三观卖血记》 -作品评价

许三观卖血记_《许三观卖血记》 -书评

王安忆评《许三观卖血记》

余华的小说是塑造英雄的，他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但却不是通常的世人，而是违反那么一点人之常情的世人。就是那么一点不循常情，成了英雄。比如许三观，倒不是说他卖血怎么样，卖血养儿育女是常情，可他卖血喂养的，是一个别人的儿子，还不是普通的别人的儿子，而是他老婆和别人的儿子，这就有些出格了。像他这样一个俗世中人，纲常伦理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他却最终背离了这个常理。他又不是为利己，而是问善。这才算是英雄，否则也不算。许三观的英雄事迹且是一些碎事，吃面啦，喊魂什么的，上不了神圣殿堂，这就是当代英雄了。他不是悲剧人物，而是喜剧式的。这就是我喜欢《许三观卖血记》的理由。

影子中张扬的《活着》

影片《活着》把余华的农村色彩涂上了城市兴味，那个在农村里挣扎了半辈子的福贵已经幻化成一个有着皮影戏天分的艺人，在美丽的影子后面那份困苦已经减弱了很多，看电影已经泪流满面了，而看了小说，连心也在流泪。

接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的电影拍摄权也已定音，余华终于完整地涵盖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整个中国挣扎着活着的历史意义，实际上这种活着是以地区性的个人经验反映了人类普遍生存意义的寓言，不同的字字迹迹拼出的始终是那把横在父亲母亲老脸上的辛酸泪！

从80年代以来当中国重新反思自己反思过去反思过去的自己和周围如何活着的时候，艺术家们已经以其先锋的敏锐看到了后代的长袖风舞的影子之下父辈的脸上那裂田般的困苦，正如这片黄色大土，养我活我，使得我能踩在上面高瞻远瞩，但我却漠视了他望向了高天白云。

福贵的活着许三观的活着早在1981年就已经由罗中立的《父亲》点透了他活着的灰黑含义，当那黄土的厚重被浓缩在一张老脸上时，所有被烧热了头脑的人们被陡然泼了一盆冷水。那是一张薄纸，这张纸铺成了几代人回首的苍茫。

90年代物质的优厚使得这片黄土铺上了一层地毯，年轻的孩子们欢快地走过去，他们成为缺少历史感的新生代，余华为这些孩子揭开了一角地毯，有一些孩子停下了脚步来看，更多的孩子围上来，然后张艺谋把它上面的土刷掉了露出那个雕花的皮影木箱悬上了半空。

年轻的北岛的一首诗在一场中国人的困苦结束后轻轻告诉你：我想活着。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我们活着

在苍黄地老间活着仅只为了一份微足的生命延续在细水长流的历史中，年年有雨在这个时候滴落，而看这雨的眼尾的皱纹卷起又放平又折起，象一把扇着清风的折扇在无际的苍茫中涣涣摇着，而人间已经转了沧海又成桑田。

雨已经瞰透了人间，而地上的眼睛一双接着一双的陌生和闪着新鲜的亮。

人轻轻地睡去，小草孳孳生长，它的轮回是否意味着新人会带着旧人的魂骨如雨后春笋般一节节长大又萎缩而成为另一个新人的魂骨？

然而每一次的活着是一声重重地如石般的沉重，在拔骨的痛中生长在黑暗中消亡。

人靠水和舌活着，只为着沾取水的恒久轮回和舌尝尽酸甜苦辣的滋味，这辈子不够，看着下一辈拖着自己的痕迹如青梨变黄，咂咂舌头才体味到这一层活着的意味：我是生命的一个驿站，遥遥的一站又一站，有一个黑点变成一个人地向自己奔来，而我在他垂倒的那一刻，骑上时间的黑马连一个回头的感叹都来不及地向下一站奔去。生死线一断的刹那眼神，回头，没有足迹，只有前仆后继的身躯，红尘又起，不知谁又向着自己奔来。

孩子长大，而我已经老去，这辈子我是你的父亲，不知下一辈我去做谁的儿子？他是否已在某一个角落里活着？

生老病死。

有谁能忘得掉这些活着苦着的父亲母亲呢？

笔尖下反抗的血色

当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是被它平直的叙事手法和朴实的语言所吸引，因为这与我们所熟悉的余华太不一样了。余华出道以来一直喜欢用异常血腥的笔触考验着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暴力、死亡、变态……向来是余氏的招牌符号。他突然变得如此温情与友好，真是出人意料，也许，我们可以把《许三观卖血记》看成是余华从形式先锋向意识先锋过渡的最终完成，他再也不需要用怪诞诡秘的风格来吸引人们的目光，文本内在的深厚意蕴――作者对于人与人生之间的对峙关系的深入思考――这种意识上的先锋性早已无须借助于任何外在的形式上的“先锋”，小说散发出来的人道主义的魅力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延续着《活着》探讨的主题――人在面对生存困境时的选择――《许三观卖血记》无疑是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另一种全新的寻找：除了忍受，也许，我们还可以反抗？

丝厂工人许三观磕磕碰碰的一生，几乎全是靠了他十几次的卖血来维持的。卖血娶亲、卖血生子、卖血养家糊口…，每一次当他和他的家人面临绝境时，许三观总是用出卖自己热腾腾的鲜血的方式来度过难关。一次又一次，两次卖血间的间隔越来越短，厄运的脚步似乎越逼越紧。仪式一样重复的卖血过程控制着整部作品的节奏，卖血这一行为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已经演化为一个沉重的动作符号，即对生存困境的反抗。简单机械的反抗看起来有些笨重，有些愚蠢，但却是蝼蚁一样活着的人们在命运重压下唯一有效的挣扎。

与重复卖血这一动作符号相联系，小说叙述的语言包括其中人物的语言也采用了民间故事式的简单重复。读起来，语言上的滑溜顺畅使作品有一种不易察觉的的亲切感。它使读者几乎可以越过文字，直接进入人物生活的情景。符号化的重复情节与平易近人的语言不仅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寓言化的深意，更使文本一再强调的反抗主题得到了必要的内在张力。余华的这一尝试可谓是出奇制胜。

从对人性恶直观描写的病态眷恋到用一种“同情的眼光看世界”，余华开始认识到作家的使命应该是展示高尚。在这部小说里，许三观以及和他一样处在困境中的人们在逆境的夹缝中仍然记得欢笑，记得苦中作乐，仍不忘互相帮助与扶持。我们看到了高尚，这种高尚可以是道德层面上的，也可以是超越了道德而植根于人性深处的，不同的理解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关键在于你从什么角度来读余华的这部小说了。

隐匿的“非理性世界”

在1987年，余华以一篇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正式踏上文坛，小说讲述了一个少年初次离家的一段行程，其中充满了一种梦魇般的惊异与恐惧。余华的小说以对读者精神上的压抑迥异于以往以训示疏导或是娱乐为目的的作品，因而被归列到当时热衷于“形式”的“先锋派”之中。事实上余华绝不仅仅是一个因记忆苍白而玩弄文学技巧的“晚生代”作家，在我的感觉中，余华是一个敏感而略带神经质的人，他的所有作品和一些创作谈都在昭示，这个瘦弱而孤独的青年从看似一切正常的世相之下，感受到了一种非理性本质的隐藏－－即在社会习俗认为合理的许多事物中间，存在着大量人们未加思索过的荒谬和非理性。在此，余华与伟大的前辈作家鲁迅取得了一定的勾通－－后者在七十余年前就已经完成了看似疯癫的《狂人日记》。

我们看到，在1991年之前，余华的作品中充满了罪恶、丑陋、暴力、阴谋和死亡，他用他独特的“零度情感叙述”向人们展示出一个怪诞诡谲的“非理性世界”－－《现实一种》中山峰、山岗兄弟两家的互相残杀；《劫数难逃》中露珠、东山夫妻之间的仇恨与报复；《世事如烟》中以符号为名字的人物走向死亡的麻木与坚决……在这里，读者发现自己似乎走进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世界，一切都是如此惨酷、恐怖甚至令人恶心。余华把自己对世界的感觉极端化了，他使自己沉浸在孤独的内心体验之中，然而却忽略了大多数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事实上，快节奏而平庸的日常作息使人们不愿、也难以进行复杂的纯文学思索，可以通行于大众之间的要么是简单的阅读快感，要么是明白晓畅的醒世恒言。这样，余华的作品便因而被排斥在大众接受之外。

在这种被拒绝的结果之后，余华并没有像其他一些先锋作家一样大呼曲高和寡的委屈并作出对读者群不屑一顾的姿态。他果断地检讨自己并决定让步。在《河边的错误．跋》中，他公开表示：“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奔向坟墓。”余华开始小心地把自己对现象世界“非理性本质”的认知埋藏在故事之中，用平淡的日常生活来化解这种“形而上”哲念的尖锐性，以达到或部分达到自己阐释主观命题的目的。

这种尝试，在1991年末的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中已经显露，次年的中篇《活着》更加完善了“讲故事”的传统形式。接着在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收获/95.6》）中，我们看到余华已成功地将他的“非理性世界”本质与看似传统的故事情节融为一体。

《许三观卖血记》讲述的是一个出身于农村的丝厂送茧工许三观三十几年的生活经历。回乡探亲的许三观偶然得知乡人们“卖血”的习俗后随同前往医院，并以换取的三十五元钱在城里娶下了“油条西施”许玉兰。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每有家庭变故，许三观就以卖血来挽救危机。直到三个儿子终于各处组建家庭后，他才恍然发觉岁月已夺去了他的健壮，“卖血救急”的好时光一去不返，对未来灾祸的忧虑，使他在街头痛哭起来。

《许三观卖血记》无疑是一个家庭故事。这个家庭在中国最近的三十几年的戏剧性极强的政治、经济变故中，取得了理所当然的戏剧性效果。然而正是在这个曲折但并非离奇的家庭故事之下，随处埋藏着“非理性－－荒诞”的影子。

小说的开头就具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农民依赖土地为生，然而土地却不再给农民以丰衣足食的心理和现实的保证，从而使能否“卖血”成为衡量体魄甚至娶妻生子的标准－－“卖一次血能挣三十五块钱呢，在地里干半年活也就挣那么多。”－－农民的劳动被贬值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他们用出卖“生命”的方式来延续“生命”，这是多么荒诞的一个怪圈。许三观娶妻之举也并非在理念计划之中，而是在拿到钱后的突发奇想，并采取了怪异的求婚方式－－请素不相识的许玉兰吃饭，饭后计算出给许玉兰花用的钱数“总共是八角三分钱”，紧接着就理所当然地提出“你什么时候嫁给我”。而玉兰父亲的允婚则基于两点原因：一，许三观的钱比何小虎（玉兰的恋人）多：二，双方都姓许，女方的香火亦可以延续。许父完全无视自己女儿的主观意愿，然而这一非理性方式又恰恰是中国传统的成规惯例，没有人会对这一情节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无视婚姻主要角色”这一最不合理性的事实的确曾经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规范”而为人们所接受并且在中国一些农村依然默默地进行着，这无疑证明余华对“非理性世界本质”洞察的可靠性和敏锐性。围绕长子一乐发生的事件更加充满了可悲却又荒诞的色彩。一乐因为众人的流言而被认为是何小虎的儿子，许玉兰也对这一点加以了认证。何小虎只有两个女儿而无子嗣，然而当一乐上何门认亲的时候，何小虎却对亲生儿子嗤之以鼻，这显然违反了中国父系社会以男嗣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造成何如此冷酷无情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三年困难”导致的全社会饥饿，在强大的经济窘境制约下，文化传统被生硬地打破。

至于涉及到各种政治运动，这种荒诞和非理性更是比比皆是：五八年大炼钢铁，丝厂建立小高炉，毫无用处的钢渣被做为“战果”加以炫耀；个人的炊具米粮均被收没，人头汹涌挤吃公共食堂，戏台被充作厨房，和尚改做大师傅；饥饿的一家人用嘴炒菜进行精神会餐，孩子们吃了甜的却想不起来这是糖的滋味……

文革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群体性癫狂给余华提供了一个自由表现自己对世界“非理性”认知的巨大空间。从小说的第二十五章开始，余华精细地，甚至是得意洋洋地描绘了许氏在文革中的个体感受。

文革伊始，许三观就做为一个旁观者将运动的实质一语道破：“什么叫文化革命？其实就是一个报私仇的时候。”余华借许三观之口，告诉大家文革中人们的癫狂只不过是“借酒装疯”，一切被暴露出的令人发指的的阴毒事实上早已隐藏在人们心中。文革的疯狂事实上是整个社会“非理性本质”的真实爆发。

许家做为社会的一个小小单位，不可避免地颠簸在这场大劫之中。第一件祸事就落在主妇许玉兰头上。泼辣的许玉兰因被嫉恨者贴了一张诽谤无据的大字报而在万人批斗大会上充数做“妓女”陪斗。然后这一“结论”被做为事实而为人们接受－－先有“果”而后“因”，惯常的逻辑推理被完全打乱，而许三观为妻子送饭的合理行为反倒被视为反常。丈夫和儿子一本正经地给妻子或母亲开家庭批斗会，只因为接受了一个“摸不准来历”的路人随口的一句指示。这一切，不由不令读过余华早期作品的人泛起熟悉之感－－世界疯了。

然而尽管《许》中到处隐含着余华对世界“非理性本质”的认知，但该作仍大大区别于他早期的作品。这首先表现在余华流露于文本中的感情色彩上余华在八十年代末是以其“零度情感叙述”而知名的，在《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作品中，余华总是不动声色地将人物推向一个个灾难，读者似乎能够听到作者冷眼旁观的无声冷笑。然而在《许三观卖血记》等新作中，余华则流露出隐约的悲悯和温情。叙述者本身脱去了“非理性”的盔甲，这就很大地缓解了读者阅读时承受的心理压力。如余华在许家周围设置了一个熙熙攘攘的人群，这是一群永远乐于窥探别人隐私的普通人，人们闭锁的个人生活在嘁嘁喳喳的的流言中变形地开放着。然而余华的描写意不在抨击而只是要展现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这些闲言者并非如一般文本定式中指斥的那样“人心险恶”－－“窥探”只是一种爱好，其中并不包藏祸心，如果造成恶果（如因一乐出生的问题而起的许、何两家的仇隙）也只是无意而为之。这些普通人在别人危难时仍旧寄与同情，比如一乐病重时许多邻里慷慨解囊，甚至一向不睦的何家也伸出了援手。这样的处理使《许三观卖血记》一文洋溢出一种动人的感情色彩，从而给读者以慰藉心灵的阅读快感。

其次，《许》中的各种“非理性”现象是建立在我们熟知的生活真实之上的。如小说中的主人公许三观具有典型的中国式男人的特点：平时骂妻打子，但在危急时刻总是充当家庭的顶梁柱，而且不时表现出父亲、丈夫的温情。同样，许玉兰也是一个随处可见的家庭主妇：没有多少知识，惯于撒泼骂街，但又勤朴持家，用自己的精打细算使一家人得以度过三年灾害的困境。这种切近生活的人物使余华摆脱了以往作品夸张变形的极端化倾向，使作品取得了貌似现实主义的效果，同时也使读者得以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文本解读，从而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

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在我看来，是对自己以往文本清醒的颠覆和重建。它在传统故事的表面下成功地掩埋了后现代主义的感觉方式，作者在此似乎找到了一条表达自己的正确道路，余华依旧是独特的余华，随着先锋派的冷清和退潮，他正以不懈的创作渐渐显示出自己非凡的艺术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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