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民晚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直接领导的面向广大市民的综合性报纸，以“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为编辑方针，着眼于“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内容上，力求可亲性、可近性、可信性、可读性。《新民晚报》于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原名《新民报》。创办人为三名中央通讯社编辑：陈铭德、吴竹似、刘正华。陈铭德辞去中央社职务，自任社长。吴竹似、刘正华兼任编辑。新民晚报是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晚报，前身为上海新民报晚刊，是创办。
新民晚报_新民晚报 -历史沿革
1929-1937
新民晚报
《新民晚报》
《新民晚报》于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原名《新民报》。创办人为三名中央通讯社编辑：陈铭德、吴竹似、刘正华。陈铭德辞去中央社职务，自任社长。吴竹似、刘正华兼任编辑，在中央社支薪，报社工作也是尽义务。
报纸定名《新民报》有两层意思：一是继承孙中山在东京创立同盟会时的机关报《民报》革命传统；二是取《诗经》“大雅”篇作育新民之意。初创时期的社址只是在南京洪武街租赁的几间平房。第二年迁到估衣廊73号，才初具规模，但全报社连送报员也只有十五六人。
头几年的版面，只能完全刊登中央社的统发稿，非但毫无特色可言，而且还得为追随蒋介石“围剿”苏区的川军刘湘所部的“战绩”和在四川的“文治武功”大吹大擂。这样一张在南京出版而又有浓厚四川地方特色的小报，在京沪报馆如林的市场上，毫无地位可言，发行二千份，大部分是赠阅。广告收入每月只有二百来元。报社入不敷出、捉襟见肘。
不幸的是，主持编务的吴竹似，在出报后两个月就因肺结核复发病倒了。刘正华身兼两职，不胜劳累，年底也离开报社。此时，张友鸾接受陈铭德的邀请，出任总编辑。不久后，陈铭德又聘法国勤工俭学归国的金满城为副刊主编，副刊名为“葫芦”，意在问执政当局：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新民报》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抗敌御侮的言论和宣传报道，大得人心。由此报纸影响扩大，一个月内，发行数由二三千份上升到一万多份。1932年 “一・二八”事变后，《新民报》发表《请对日绝交》等社论，极力主张抗日，于1932年6月19日第一次遭到国民党政府下令停刊一日的处分。
1935年，罗承烈到社任专职主笔。12月，阳翰笙开始为《新民报》编副刊《新园地》。编辑方针为反帝、反封建、反复古。“一二・九”运动中，《新民报》声援北平学生这一爱国壮举，发表社论《平市学生万岁！》。1935年12月17、18日，因刊登首都妇女救国会和南京学术团体救国联合会筹备处“寻找华北来京学生代表启事” ，揭露国民党当局暗害要求抗日学生代表罪行，受到停刊三日的处分。
1936年，9月18日，因纪念“九・一八”社论及其他文章被扣，《新民报》首次“开天窗”，于空白处刊载“请看新民报 言论正确 消息灵通”字样。
1937年，报社经济已达收支平衡，7月1日成立南京新民报社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五万元，向现代化的新闻事业转化，推选萧同兹为董事长，陈铭德为总经理。7日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变第二天，《新民报》发表社论等大量文稿，积极宣传抗日。1937年8月1日，刊登甫由日本归来的郭沫若的专访和郭表达抗日决心的诗篇。11月，战火逼近南京。《新民报》决定迁重庆出版。1937年11月27日出版最后一张报，2916号，距南京大屠杀只有16天。
1938年1月15日，《新民报》重庆版发刊。距南京休刊只有49日。一个报馆从南京迁到重庆，除去长江逆水上行的半来个月，筹备期间不过一月，能以如此的高效率出版，在内迁报纸中首屈一指。报社由陈铭德夫人邓季惺任经理，赵纯继担任总缉辑；并请张友鸾主编社会新闻版，张友鸾为办《南京人报》曾一度离开《新民报》；张恨水在副刊主编；张慧剑、赵超构相继参加工作，人称“三张一赵”。日出四开一张，依当时当地情况，确定以市民和中下层公教人员为主要读者对象。复刊之日，报社内部是欣欣向荣，和衷共济；社会上对《新民报》也刮目相看、很有好感。原因是新民报出报快，已着先鞭。加上它是从战区西迁出版的第一张报，四川人和下江人对之都有亲切感。因此，发刊启示一登出，预定报纸者络绎不绝。广告方面也是一开始就拥有了全市影剧院、主要公司行号的广告。可以说是一炮打响，与1929年在南京创刊时的局面大不相同。
1938年7月7日，周恩来同志为重庆《新民报》抗战周年纪念特刊题词：“全民团结，持久斗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战时《新民报》的文化人群落十分可观，除了“三张一赵”外，重庆时期先后在《新民报》担任过主笔或副刊主编的作家有：夏衍、凤子、沈起予、李兰、吴光祖等。担任主要新闻编辑和记者的有赵纯继、程大千、浦熙修等。此时的《新民报》，社会新闻是一个强项，也是作为一张民间报纸的主要内容。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日益苛刻，仅以1941年重庆《新民报》晚刊11月、12月两个月的统计，共开大大小小“开窗”65个，而在1938年11月5日到22日的18天中，消息和文章被删削、扣压者，竟有30起之多。
1939年5月，日寇飞机狂炸重庆，为避免空袭，《新民报》与重庆《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十报从闹市区疏散到郊区，暂时停刊，联合编印《重庆各报联合版》至8月13日恢复单独出版。
同年6月，特派记者张西洛参加国民党组织的“前线抗敌将士慰问团”去前方，9月途经延安，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同时受接见的共三家新闻单位记者，另两家为国民党中央社和《扫荡报》
1941年1月4日发生皖南事变，新闻未见报前。17日晚，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采访主任石西民到《新民报》编辑部说明事变真相。但《新民报》迫于国民党政府指令一定要登载中央社发出的关于皖南事变稿件的高压，于次日刊载中央社发的关于皖南事变消息，但文中有“抗命叛变”等字祥；潘、石两同志希望《新民报》不发表社论，但保持沉默几天后，仍于21日发表了题为《军事上不许民主》的社论。
1941年6月7日．在日寇大轰炸中，《新民报》七星岗社址四层楼房及莲花池职工宿舍被炸毁，包括移置防空洞的纸张、器材、文件、账册及多年合订本亦被毁，在大轰炸中，先后殉难者有编辑谢云鹏、排字工人王金才和挑水工人杨青白。报纸仍坚持出版，并发表社评《为新民晚报总杜被毁告国人书》，表明奋力抗战到底，争取胜利的决心。
1942年秋，周恩来同志应《新民报》陈铭德的邀请，由郭沫若同志陪同，两次到陈的寓所，与报社部分编采负责人会晤，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周恩来同志关心《新民报》的情况和困难，指出抗战必胜的前景，鼓励报社人员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并阐明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对反动派作斗争的方法：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而斗。周恩来同志的谈话，使报社同人受到了深刻教育和极大鼓舞。
一方面是敌机轰炸，一方面是国民党统制新闻，到抗日战争中期，重庆和大后方多数报纸都已没有多少生气《新民报》从联合版退出、恢复独立后，销路大不如前。报社同仁商量后发现，诺大个重庆，虽然报纸不少，竟没有一张晚报。1942年11月1日，《新民报晚刊》问世，崔心一任总编辑，张友鸾主编社会新闻版（以后则有程大千主编），张慧剑主编副刊《西方夜谭》。刚发行时日销量1万5千份，不久，就增加到4万多份，是日报的4倍晚报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扭转了《新民报》严峻经济局面，并为抗战胜利后报社的发展储备了人才，积累了资金。晚刊发行的成功，是《新民报》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改变了《新民报》发展的方向。在此之后，《新民报》在经营上就以发展晚刊为主。后来成都版的创刊和南京版的复刊，都是先以晚刊打基础，而上海版则只出现晚刊。
1943年6月18日，成都版《新民报》创刊，出四开小型报晚刊，为《新民报》设立分社出版报纸之始，由邓季惺任经理，赵纯继任总编辑，张友鸾主编社会新闻版，张慧剑主编副刊《出师表》。9月，在重庆成立《新民报》总管理处。由陈铭德任总经理，罗承烈、张恨水、邓季惺任协理，张、邓分别兼重庆、成都两社经理。成都《新民报》晚刊社会新闻因反映民意，触怒当局，发行受阻。经多方疏通调停。以张友鸾调重庆工作而了结。
《新民报》根据当时形势定出言论和编辑方针：“中间偏左，遇礁即避。”因报纸坚持民间立场，得到很多进步人士和文化人的支持关怀。1944年夏，主笔赵超构参加中外记团去陕甘宁边区采访。他写的《延安一日》同时在重庆和成都《新民报》连载，后又出版单行本，受到读者广泛和热烈的欢迎。
1945年2月1日，《新民报》成都版增出日刊。重庆、成都日晚刊都受到欢迎。日销数共达十万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在广播讲话中提出“要爱敌人”的谬论。《新民报》重庆晚刊发表夏衍以“卫君子”笔名写的杂文《爱你的敌人》，对蒋作有力驳斥。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飞重庆，陈铭德在国民参政会茶话会上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分别全见赵超构、张恨水。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民报》得到较大发展。除重庆、成都两地继续各出版日、晚刊外，决定恢复南京社，创办上海、北平两社。重庆、成都由罗承烈负责，上海、北平分别由邓季惺，赵超构和张恨水等负责。总管理处迁往至南京。9月，毛泽东主席在重庆郊外八路军办事处单独接见赵超构。
1945年11月14日，《新民报》重庆版晚刊《西方夜谭》副刊上，首次发表毛主席的著名词章《沁园春?雪》并在词后加赞语。国民党政府虽横加指责，但亦无可奈何。
1946年元旦，《新民报》南京版晚刊发行，1945年10月10日，日刊复刊。经理为邓季惺，总编辑曹仲英。1946年2月10日，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新民报》日、晚刊对特务暴痛加揭露和抨击。13日在广告版刊登由石西民、浦熙修等42人联名的《重庆各报记者为较场口事件致中央扛一封公开信》。1946年4月4日，《新民报》北平社成立，发行日刊，由张恨水任经理，方奈何总编辑。
1946年5月1日，《新民报》上海社成立，发行晚刊，经理邓季惺，总主笔赵超构，总编辑程大千。上海版出版后，《新民报》在全国已拥有五个社，八张日、晚刊，号称“五社八版”。
上海版创刊后，销路很不理想。上海是全国报业集中地区，竞争激烈。尽管《新民报》频频改版，发行量始终在六、七千左右，一年亏损达4亿元之巨。上海版的政治态度比南京版更加偏左。1946年 6月23日．南京发生下关事件。国民党特务殴打上海民众代表团赴南京呼吁和平的人士。《新民报》南京版采访主任浦熙修在采访时被打伤，周恩来、郭沫若同志去医院慰问。
1946年11月17日，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前夕，南京版总编辑曹仲英和采访主任浦熙修去梅园访问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勉励《新民报》好好办下去，人不能散掉；要反映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样，报纸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新民报》站在严正立场，对美、蒋先后多次进入尖锐的斗争，揭露事实真相。对反动派的凶手、打手及他们的后台和庇护人痛加抨击。如1946年9月20日驻上海美国兵打死三轮车工人臧大咬子事件；1946年11月30日上海摊贩事件；1946年12月24日驻北平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1947年2月9日上海南京路劝工大楼事件……
1947年2月20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夜光杯》刊出仿国民党党歌的《冥国国歌》一首，对反动派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等暴行，痛加讽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对陈铭德，邓季惺、赵超构多方威逼，责令《新民报》自动停刊。经交涉结果：“自动停刊”一天并登报道歉。
1947年3月16日，重庆版日刊副刊刊载文章，抨击国民党军人买菜不给钱反而毒打菜贩事。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几卡车军警宪兵到报社割断电话线，包围编辑部和印刷厂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虽然报社被迫刊登道歉启事，但伪警备部仍派兵驻在报社阻止营业，迫使报纸不得不减缩篇幅。
1947年5月20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残酷镇压学生，制造“520血案”。《新民报》南京日、晚刊不顾国民党军警特务纠缠迫害，以大量篇幅报道和支持学生斗争。学生运动遍及全国。上海复旦大学门前发生反动派暴徒行凶打伤记者事件。《新民报》上海社记者张忱受伤。1947年5月25日，国民党当局借口制止“为共党张目”和“维护社会治安”，悍然查封上海《新民报》晚刊，同时被查封停刊的还有《文汇报》、《联合晚报》。
1947年6月1日起，国统区进行大搜捕，各地《新民报》人员被捕者甚多：上海社记者张忱；重庆社总编辑陈理源，资料室主任周亚君，记者胡作霖、程海帆、杨钟岫、姚江屏，印刷部主任邝抱斋；成都社总编辑关白晖，助理编辑赵肃，排字技工刁侠平；南京社上搜捕黑名单的有9人多。被捕同志经多方营救除刁侠平外，陆续获释。
1947年7月30日，经过报社主持人奔走活动，上海《新民报》晚刊复刊，国民党当局派王健民来任总编辑，另派特务二人挂名记者，作监视报社同仁等特务活动。报社同仁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重庆《新民报》总编辑陈理源来上海任副总编辑，他是在重庆被捕释放后调来上海的。原总编辑程大千调任主笔，主编《夜花园》副刊。
1948年4至6月，重庆社编辑陈丹墀、胡其芬，记者胡作霖相继被捕（胡作霖是第二次被捕）。夏，国民党中宣部，国防部保密局会文呈请国民党中央再次查封上海《新民报》，公文已送达上海市府新闻处，记者周光楣获悉，立即告知报社负责人。赵超构和副经理高本乐连夜支南京通知陈铭德、邓季惺，由陈、邓在国民党上层奔走，查封令被撒回。
1948年7月8日，蒋介石以“为匪宣传”为名，下令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被指责为共党宣传的通讯版主编蒋文杰经上海后去香港，采访主任浦熙修、记者钱少舫，校对叶劲冬等相继被捕。秋，总主笔赵超构去香港。冬 邓季惺得悉已上黑名单，即化名出走香港。
12月，蒋介石王朝崩溃在即，王健民向陈铭德提出要求将《新民报》迁往台湾的阴谋遭拒绝，形势日迫，陈铭德、上海社的唐海、张忱、章正续，南京社的钱家瑞，重庆社的周亚君、李廷瑛也先后去了香港，在上海报社坚持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陆善本、吴让能组织职工护厂护报。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新民报》由军管会批推继续出版。2月，重庆社校对张朗生被捕。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下旬，《新民报》南京版日刊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怀下复刊。1949年5月2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上海《新民报》晚刊照常出版。当天一版头条新闻为《约法八章（即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布告安民/沪市府警局均已接管》；还刊登了专稿《解放军在大城市》；本市新闻版还刊登了新民晚报记者特写《解放后的街头》。上海解放之切，上海市军管会迅即发给新民晚报“新字第五号”登记证。
赵超构于上海解放当日随解放大军回沪社工作。陈铭德在4月初先期潜回上海，和上海社同仁一道迎接解放 邓季惺到达北京，1949年5月1日接任北京社经理。王健民和特务记者，先后逃跑。
1949年7月19日，重庆尚未解放，《新民报》重庆版刊登根据自设电台收抄到的陈毅同志在上海演讲，报道上海刚解放时情况的消息中，称陈毅为“陈毅将军”。21日上午，特务以此借口冲进报社大骂，并窜入排字房捣毁字架，使当天晚报无法出版，次日日报只能暂出半张，至23日方恢复。
1949年7月23日，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动军警特务五、六百人，包围《新民报》成都社，实行武力劫收；逮捕了经理赵纯继、总编辑张先畴、副经理侯辅陶、主笔周绶章、编辑白君仪、记者朱正之。
1949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出席三社经理、职工代表联席会议并讲话。胡乔木说，我们的报纸有个共同方向，但还要有一个分工，即所谓统一性与多样性。《新民报》可以根据传统经验，来满足所联系的读者，引导他们进步。他希望《新民报》注意社会新闻，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
10月，上海设立中共《大公报》、《文汇报》和《新民报》三报联合支部。支部书记为蒋文杰。上海报社决定行政组织，总经理：陈铭德，经理：赵超构（兼），代经理：高本乐，总主笔：赵超构，总编辑：程大千；副总编辑：蒋文杰、梁维栋，编委会由赵超构、程大千、蒋文杰、钱谷风、张慧剑，梁维栋组成。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被反动派关押在渣滓洞的《新民报》人员陈丹墀、胡作霖，胡其芬、张郎生和刁侠平殉难。陈丹墀、胡其霖、胡其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重庆《新民报》于12月1日的要闻版横贯两通栏的地位刊载了《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约法八章》，头条新闻大字标题是“重庆解放了！”同时发表两篇社论：《迎接解放支援前线》、《迎接人民解放军》，还有《天亮了！》等特写。
1950年1月18日，成都《新民报》晚刊复刊（2月26日成都市军管会发给“新字第二号新闻纸临时登记证”） 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发电厂受损不能供电，报社印报机无法开动，上海《新民报》社职工齐集轮转机旁，轮流手摇机器，印出二千多份报纸，以应读者迫切需要。
3月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京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赵超构、程大千代表上海《新民报》出席。会议要求报纸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赵、程两人回社后作了详细传达。4月，因解放前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深重，元气大伤，经济困难，成都《新民报》自行停刊。1950年4月30日，南京《新民报》也因如上原因和南京市由直辖市改为省辖市等情况变化而停刊，曹仲英、张十方等调至上海《新民报》工作。
1950年6月9日，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应邀到上海《新民报》讲话，他说，晚报是读者在一天工作之后看的，即使讲大道理（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也要用轻松活泼的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话。……晚报必须做到有味，有益，好看，好像一样菜，要有益有味。胡乔木和夏衍的两个讲话，成为《新民报》长期制订编辑方针的思想基础。
解放初期，上海《新民报》也面临种种困难。对如何办社会主义晚报方针、方法都不明确；为谋求出路，一度面向里弄，以里弄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而把报纸办成“里弄报”。许多编、采及行政人员，纷纷去里弄组织读报，报社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经常依靠银行贷款维持出报；新民晚报职工领八折工资，共渡难关。
1952年1月11日，重庆《新民报》也以经济困难等原因停刊。4月，北京《新民报》资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收购，改出《北京日报》；部分人员参加《北京日报》工作。至此，五社八报中，上海版成了硕果仅存的一家。
1952年夏，上海文教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开始。在“学习生产两不误”的口号下，《新民晚报》上海编管人员参加学习运动。中共市委宣传部部长谷牧作了动员报告。10月，市委宣传部跟欧阳文彬来新民晚报担任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联络员．后即留在报社工作。冬，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结束，上海的《亦报》完成历史任务后停刊（在此之前，《大报》已与《亦报》合并）。1952年11月20日开始，该报部分工作人员唐云旌、龚之方、沈毓刚等18人，先后参加《新民报》工作。
1953年1月，报社改为“公私合营”，建立新的编委会，由赵超构、程大千、蒋文杰、梁维栋、钱谷凤、张慧剑、唐云旌、欧阳文彬任编委。赵超构任组长，聘陈铭德为副社长。蒋文杰任总缉辑、党支部书记。
1953年――1954年，全国新闻界学习苏联《真理报》经验。 新民晚报编辑部学习《莫斯科晚报》的编辑方针。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新民报》以市政建设和文化生活报道为重点。版面上增加了市政建设报道，增辟文化版和体育版，初步形成自己的特色。但这次改版仍未扩大新闻报道面；部分同志中有办专业报的思想倾向。
1956年1月，新民晚报改版，纠正了版面单调的局面，加强了新闻报道和报纸三方面特性；时间性、地方性 文化娱乐性。这是经过长期模索，逐步明确新民晚报编辑方针的结果。6月，在继续改版中赵超构代表新民晚报编委会提出了三个口号：“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 新民晚报及时刊登了人民群众关心的国际和本市新闻。如7月始由苏伊士运河而引起的英埃战争情说：9月25――28日龙卷风袭击上海等时间性强的新闻。新民晚报销数由二万份左右，猛增至八、九万份。
1957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毛主席接见了新闻界的部分人士，赵超构也受到接见。有人在接见中提到“短些、广些、软些”三个口号。毛主席基本予以肯定；关于“软些”这一口号，他指点说，应该“软中有硬”，即要把“软”和“硬”两者统一起来。
1957年5月31日，赵超构作了《1953年以来的报纸工作总结》的报告。对1956年改版时提出的有关报纸风格的“短、广、软”三口号作了解释：提出三口号是从实际出发，针对自己报纸长期存在的做法上的缺点而提的；认为当时的缺点是“广”的方面还不够；“软”的方面要遵照毛主席指导的做，要“软中有硬”。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0日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等文章。反右斗争开始，新民晚报编辑部连续在报上就鸣放中新民晚报的新闻和言论，作了一系列的检查。6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赵超构，解释了当时反右斗争的形势。
1957年8月25日，赵超构在上海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作了有关办报方针的公开检查，由新华社播发全国。中旬新民晚报六位同志在反右扩大化中被错划成“右派分子”。
1957年冬，党组发动全社职工对报纸提整改意见，收到几百条意见和建议，最后统一思想为：要坚持社会主义报纸的共性，并继续发扬《新民报》的个性特色。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支持《新民报》这一办报方针，鼓励进一步端正政治方向，发展自己的特色。
1958年4月1日《新民报》晚刊改名《新民晚报》。
1959年第四季度，面临三自然灾害时，《新民晚报》平均日销数已超过20万份。最高时达33万余份。 1961年报纸日销数已达30余万份，为“文革”前《新民晚报》日销最高数字。2月份起，因纸张供应紧张，《新民晚报》紧缩篇幅，由四开一张半减为四开一张，并一直限制发行数在20多万份。1961年 5月1日，毛主席接见了上海各界人士，对赵超构说，《新民报》“办得好，别具一格，读者喜欢看”。周恩来总理来上海开会时与赵超构谈话，周总理肯定了当时《新民晚报》宣传计划生育和批评戏剧舞台上滥搞机关布景的文章；希望《新民晚报》继续作好移风易俗的宣传工作。
10月，党组和编委会组织力量，撰写《〈新民晚报〉编辑工作的基本经验（草稿）》对作为社会主义的晚报的任务、编辑思想、报纸的风格及具体做法等方面作了总结，后虽因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这个总结始终停留在草稿阶段，没有可能修改定稿，但它仍对新民晚报后来的编辑工作，产生着重要影响。
1962年9月，第三次晚报会议在上海举行。因当时全国晚报已较多，除早有的《新民晚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和《新晚报》四家外，还请华东地区的《合肥晚报》和《南昌晚报》参加。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初，报社内出现一批针对新民晚报老报人的大字报。6月4日，新民晚报出现了针对党组领导的大字报《为什么晚报运动冷冷清清》。6月18日，出现了“揭发”和“批判”党组书记、总编辑束纫秋的大字报。6月24日，市委宣传部工作组进驻晚报，成立五人领导小组和临时党支部，领导报社的工作和运动。此后社内造反队纷起，抄家，设“牛棚”迫害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赵超构、束纫秋等数十人先后被打入“牛棚”。
1966年8月22日，《新民晚报》被迫停刊，1966年8月22日最后一天的报纸编号为7256号。同日，《新民晚报》临街大字报名招牌被砸烂烧毁。
1967年 2月6日，王洪文签发所谓“上海人民公社”接替《新民晚报》“指示”。印刷设备为“上海工人造反报”所占用。冬，晚报造反派在“清队”名义下，继续对原报社领导人、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实施严重迫害。许多人身心备受严重摧残，亲属子女受到牵连。画家董天野受迫害致死。连续持久的所谓“清队”中，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全社216名职工中，先后被“立案审查”的有66人，半靠边的尚未计算在内。粉碎“四人帮”后，这些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
1970年1月23日，新民晚报人员全部转到奉贤海滩“新闻出版五七干枝”，被编为“十九连”。主要负责人均由工、军宣队担任。1974年1月7日，新闻出版干校团部宣布，晚报所有留用人员分配去出版社、报社、工厂等单位工作，并限于月内报到。大部分人员包括赵超构、束纫秋等被分配去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或作临时性的安排。1月底，“十九连”（《新民晚报》）宣布撤销，《新民晚报》的建制机构也同时撤销。历史悠久、有全国和海外影响的《新民晚报》，在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消灭。
新民报人终于盼来了这一天，1979年6月7日，在上海展览中心召开的全市宣传干部大会上，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代表市委宣布：为在“文革”中被诬陷为封资修黑报的《新民晚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说，《新民晚报》是党领导下的一张社会主义报纸，“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方向路线基本正确，工作是有成绩的，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强加给《新民晚报》及其广大职工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
1980年5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正式批准《新民晚报》复刊。1981年6月3日，市委宣传部向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驻沪三军发出通知，要求支持《新民晚报》调集采、编人员和重建通讯网的工作。一批原晚报编、采、经理部人员和老工人陆续回到报社和新参加报社的人员一起工作。 10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长陈沂到新民晚报讲话，代表市委表示，同意赵超构代表新民晚报提出的“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裕，丰富生活”的十六字编辑方针，并对此作了重要指示。
17日，晚报编委会举行第一次编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市委同意的新民晚报十六字编辑方针，并决定《新民晚报》复刊号在1982年元旦出版，篇幅为每日四开六版（一张半）。各版内容是：一版为要闻版：四版为本市新闻版；二、二版分别为文化新闻、体育新闻版；五、六版均为副刊“夜光杯”。
编委会提出，晚报的几个特点是：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突出小言论；重视本市新闻，特别是社会新闻；着重文化报道，包括文化艺术、体育、旅游等；办好知识性、综合性副刊；版面上力求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文稿短小精悍，文笔生动活泼，独具风格。
28日，上海市委宣传部正式批复《新民晚报》编委会，除同意报社提出的“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 丰富生活”的办报方针外，并指出，《新民晚报》应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小型的、综合性的地方报纸，应当努力按照晚报的编辑方针，联系实际，办出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在十年内乱中被迫停刊的《新民晚报》，筹备复刊时面前出现了许多难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编辑记者队伍青黄不接，严重程度已近乎唱“空城计”。晚报是一张“老报纸”，老报人也多。工作人员“老龄化”的问题，“文革”前不是没有注意到，但问题还不致如此突出，只有到了80年代初期，报纸面临复刊的日子，大家才发现：原有的人马，老的老了，散的散了，死的死了，剩下的“老军”虽然还有几个，但可以回来工作的已经不多。
如果说赵超构考虑得较多的是“软件”的话，束纫秋在软件之外，更看到迫在眉睫的问题：一切“硬件”都已付阙如。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报纸停了十五年，“人去楼空”，连楼也没了。报社大楼，机器设备、图书资料，早已被别人接收，而且转了几次手。展现在他眼前的，好像是一片“废墟”。四大皆空，真有点“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苍凉之感。束纫秋多次说，复刊成败的关键是怎样变“四大皆空”为“五子登科”?何谓“五子”? 班子、房子、票子 路子、点子是也。班子指人才，房子指社址，票子指经费，路子指编辑方针，点子是编辑部日常工作，包括选题、组织采访，指导写作、编辑和版面处理等等。前三子是硬件，后二子属于软件。“五子”之中，最难解决的首先是班子问题。班子包括报社各级领导干部的配置和编辑记者、经营管理人员、印刷技工三支队伍的重建。
经过“文革”十年，报社老职工逝世的占了四分之一。复刊这年，社长赵超构已73岁、束纫秋63岁，一些当年的“白袍小将”都已是“知天命”的年纪。报纸工作紧张，是脑力加体力的重劳动，这样一些老迈和半老的人是难以适应的。由于“四人帮”的长期迫害，生活艰苦，许多人未老先衰，体弱多病，确已不能胜任报纸工作。束纫秋考虑很久，对老晚报人的回来定下一个原则：全心全意办报的人让他们回来；对报纸起作用的人请他们回来；作用不大、工作已有安排的人可不来；搞派性的人尽可能少来。到1980年底和1981年初来报到的不过五六十人。这也造成复刊初期人员年龄偏大的情况。1980年底和1981年初，编辑记者、经营管理、印刷工人，60岁上下的有相当一批人，70岁以上也有几位，中层干部一般年过半百；编委会平均年龄超过了62岁。
房子，也不是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没有报社社址，无处可搭班子，连筹备小组也没有地方办公。《新民晚报》原社址，如前文所述，在上海北京东路东头的圆明园路。那里原先是早年英商怡和洋行储藏鸦片等货物的仓库，上海《新民报》晚刊就是1946年在这里创刊的。当年这里一楼是机印车间和食堂，二楼是编辑部、管理部、排字车间。发展到60年代，又在三楼租到半个楼面，把编辑部里的政法、经济、文艺、体育、群众工作等组搬了上去，使办公条件稍有改善。到了“文革”，《新民晚报》的这块发祥地，先是被《工人造反报》占领，后又划给黄浦区工人业余大学。业大改为工业大学分校，房屋还是没有归还原主。虽经市委批示：“此处房屋应归还新民晚报社”，但对方表示确有困难，好几百名学生无处上课。因而一拖再拖，杳无音讯。复刊筹备小组又不能与对方打官司，真是无计可施。
筹备复刊在资金(票子)上也面临困境。“文革”之前的《新民晚报》，已经是个“小康人家”。职工人数约200来人，发行量却有33万份。因有“祖传”勤俭家风，处处省吃俭用，所以年年都是个盈利单位。当时报社领导人的想法是，赚了钱不能乱花，更不能装进自己腰包。“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光是高速小轮转机就计划添置五台，有两台已经到位；银行里面也还有存款。而“文革”浩劫，彻底毁灭了小康人家，成了分文不名的穷光蛋。
1982年1月1日，《新民晚报》正式复刊，复刊号为7257号，是“文革”时停刊号的继续。赵超构在代表新民晚报编辑部写的《复刊的话》中指出，要做“穿梭飞行于寻常百姓家的燕子”，“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跟千家万户同结善缘”。复刊当天，发行量达58万份，大大超过“文革”前的最高发行量。复刊前，邮政部门对新民晚报发行采取发票订报的办法，以免发行数量急剧上升，发行工作难以跟上，市邮政局专门组织了发行队伍，以保证新民晚报发行。这一天，《新民晚报》报头是套红的，出版编号是7257号，以示与1967年1月14日被迫停刊那天的编号7256号相衔接。这个号码与当年停刊之后造反派出的“上海晚报”划清界限，维护了《新民晚报》的“正朔”。
整个报社在忙忙碌碌，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老报人们好像都返老还童了，一个个喜气盈盈，笑得合不拢嘴新进报社的年轻人，一大早都已赶到报社来上班，千方百计要把自己最得意的稿子，排进第一天的版面。赵超构用“新民晚报编辑部”名义写的复刊词，没有大话、套话、空话，不用陈词滥调，完全像一首散文诗，写得精神饱满，豪情洋溢。然而言语素朴，十分谦抑，不但表现出他个人的愉悦，也反映报社职工同心同德的思想面貌。
1982年2月5日，上海市计委下达86号文，正式批准《新民晚报》另建报社用房的请示报告。并列入当年市基建的建设项目之一。新社址确定在延安中路839弄。经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新民晚报》从2月下旬开始，除在全国各地敞开发行外，还可通过北京中国国际书店向香港、澳门等地区及国外发行。
1982年9月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午在北京隆重开幕。在新华社的支持下，晚报当天刊登了会议开幕消息，邓小平同志开幕词全文和会场传真照片。部分编辑、记者和职工走上街头售报。当天，报纸销路大增，首次超过100万份；新华社为此发了新闻。
1982年12月1日，晚报发行是突破100万份。其中本市发行数644312份，外地发行了356848份。1983年1月中宣部新闻局、市委宣传部在沪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总编辑束纫秋参加会议，副总编辑张林岚代表编辑部作了题为《新民晚报》的回顾――《我们对办好一张社会主义晚报的探索》的发言。
复刊开始，报纸的发行量以每个月35000份的速度直线上升。1982年底，发行量达到100万份，广告收入达100万，税前利润超过100万。1985年，报纸发行量已达140万，四年共创利1027万元。
1986年元旦，第一次扩版，由原来的6版扩大为8版。除原有4个新闻版和2个《夜光杯》版面外，新设了《市场之窗》、《东西南北》（包括每周一期台、港、澳专页），《读者之声》、《博闻》、《康健园》、《读书乐》、《家事》、《科学馆》、《天下事》、《娱乐》、《长稿》（以后改名《五色长廓》）等11个专刊。编辑采访部门在原组、室的基础上作了调整，共设8部2室：新闻编辑部、政法教卫部、经济生活部、文化生活部、体育部、副刊部、美术摄影部、群众工作部，总编办公室、新闻研究室。1987年2月1日，发行量达1634254份，在全国日发报中居第四。
1988年2月22日，《青年报》总编辑丁法章调任新民晚报党组副书记、副总编辑。
丁法章走马上任的1988年，《新民晚报》也经历了发行和经营经历大起大落、富有戏剧性的一年。 3月1日 报纸发行量达到1843173份，创下了历史最高点，从而也超过《羊城晚报》，位居全国晚报发行量第一，在全国日报中继《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之后名列第三。
1988年6月6日，在上海发生骚乱时，新民晚报同《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电台，上海电视台发出致全市读者、观众、听众的公开信，共同发起“上海不能乱，我们怎么办？”的大讨论。为稳定上海做出了贡献。
1989年9月9日，《新民报》创刊60周年。新民晚报开始举行以“继承传统、求实创新”为主要精神的系列纪念活动。是日召开南京座谈会，许多老《新民报》同人出席。赵超构同志到会发言，23日、24日分别召开重庆、成都座谈会。当地《新民报》老同志张友鸾（书面）、赵纯继、刘正华、陈理源、周绶章等分别发了言，新民晚报总编辑丁法章、顾问束纫秋分别主持了这三个座谈会，汇报复刊后新民晚报的情况，并问老报人慰向致意。
1989年12月27日，新民晚报职工和家属1500余人在上海云峰剧院举行了庆祝新民晚报创刊六十周年和迎新年联欢会。30日，庆祝新民晚报创刊六十周年上海座谈会，假本市城市酒店举行。出席的有中共上海市委、市府和各有关部门的新老领导，及文化界、新闻界知名人士200余人，中共上海市委专门发来贺信，信中说：《新民晚报》自1929年创刊以来不断接受党的影响，得到党的关怀与支持，是一张爱国的进步的民主报纸，曾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解放后，《新民晚报》在党的领导下“有了更大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积极宣传的方针、政策，在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等方面，都做出显着成绩” “希望发扬优良传统，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进一步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1991年3月，报社迁往延安路新大楼，大楼内设备更新，冷暖空调机和电话交换机等采用了先进的中外合资产品，电话交换机也由手动改成了数字化自动机。整个大陆建造共耗资2700万人民币，除市政府批给的600万元老社址的补贴外，全部开支都来自办报几年的赢利。
从1991年元旦起，晚报全部采用激光照排，告别铅与火，进入了光与电的时代。
1991年3月6日搬迁新大楼的时候，许多老同志已完成带教新手的任务，陆续退离第一线，但是他们仍满怀喜悦，聚会新大楼。《新民报》创始人邓季惺也兴致勃勃地接受邀请，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登上新大厦。社长赵超构说，《新民报》从过去的草棚到如今的大厦，确实是兴旺发达了。他希望新同志不要忘记老同志，要珍惜晚报的今天，更不要忘记晚报的昨天。
在新大厦里，《新民晚报》迎来了复刊十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新民晚报》题词，还是那四句话十六个字：“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
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新民晚报》在16日就以第一版的大半个版面报道了海湾局势，17日又以一个整版刊登了海湾战争爆发的消息。海湾战争期间，《新民晚报》五次以国际新闻作为一版头条，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次报道为《新民晚报》后来搞好国际版、加强与新华社国际部的协作关系打下了基础。
1991年3月6日，北京记者站成立。随后又建立了上海浦东记者站，这是在中央决定开发浦东的大好形势下 应运而生的。
1992年2月12日晚上10时20分，社长赵超构因病去世，享年83岁。此时，他带领的《新民晚报》刚刚走过十年复刊路。毕生献给新闻事业，六十年来挥笔不已的老记者闭上了眼睛，休息了。
同年7月1日，第二次扩版后的《新民晚报》与读者见面。从8版扩为16版，新增《国际新闻》、《浦东风采》等。虽然售价从8分涨到1角，但还是保持了155.8万份的发行量，到下半年又达到167万份，仅次于《人民日报》，成为全国发行量位于第二的报纸。
1993年1月11日，报社在原有的采访部门之外又成立了特稿部。这个部门仅有几个记者，他们的任务是：逢有地震、水灾、劫机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都要主动出击，奔赴灾区前线，为新闻版提供一定数量的新闻、特写同时，完成《五色长廊》专版的发稿和编辑任务。在此之前，《五色长廊》专刊仅有一位编辑，以组织来稿为主，而特稿部成立后，《五色长廊》几乎全部都以记者自写稿为主了。最初仍是每周一期，1998年的扩版后调整为一周四期或三期。记者们追寻新闻热点、社会问题、百姓疾苦、人间世态，写出了一系列富有个性、并引起轰动效应的精彩文章。
1994年4月，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挂牌成立了。《新民晚报》也积极投入了慈善活动，与慈善基金会合作，在版面上推出了以“人间自有真情在”为主题的“慈善热线”专栏。全市人均月收入在230元以下的特困户有40多万人，回城知青、知青子女、下岗工人和孤老等，急需社会帮助。
同期版面上火起来的还有“夏令热线”。这是一条倾听千家万户普通百姓心声、为他们解决身边烦恼的“实事热线”。 1993年夏，暴雨连降申城，全市250多条路段多次积水，居民住宅进水的人家难以计数。那天，夏克强副市长亲临新民晚报接听市民的电话，现场办公。专线电话接到市民对水、电、煤、公交、出租车、房管商品质量 环境质量、市政建设等领域的投诉之后，记者随即进行采访，与有关部门联络解决。“夏令热线”第一天，两小时之内，拨打电话次数就达3000次左右。一个月内，“热线”共收到来信来电1600余件。值班记者每天将市民反映的问题记录下来，传真给有关主管部门。同时在来信来电中抓出重点，进行追踪报道，刊出各类报道69篇。1998年7月20日，第六届“夏令热线特别报道”开幕时，年轻的市委常委、副市长韩正来到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报道现场，与市民直接进行交流。
1994年4月，中央主管机关正式批复，同意《新民晚报》在美国印刷发行。地方报纸搞跨国发行，国内尚无先例。报社领导为此采取“大胆探索，稳扎稳打”的方针，首先在华人居住比较集中的美国洛杉矶建立新民晚报第一个海外公司，即新民国际有限公司，负责海外广告和发行业务。
1994年5月，曾先后担任经济部、新闻编辑部和政法教卫部主任的顾龙，开始负责新民国际有限公司的筹备工作，以执行董事兼首任总经理身份赴美准备印刷发行事宜；经理部经理陆其祥以董事身份一同前往协助工作。以后，又有江沛、李新、胡劲军、潘玉鹏、高东等先后赴美国记者站及新民国际公司工作。
1994年10月13日，通过国际通讯卫星传版的第一张《新民晚报》样报在洛杉矶诞生。 10月25日，由洛杉矶《中国时报》印刷厂印刷的第一批《新民晚报》在美试发行获得成功。11月1日起《新民晚报》在美正式发行。
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的指导下，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及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支持下，驻美记者站在1996年2月15日得到上级批准。又经过半年筹备，记者站首批记者于8月26日启程赴美。 11月9日，驻美记者站正式成立，《新民晚报・美国版》创刊了!正在美国访问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为记者站揭牌。
1994年9月，为迎接共和国成立45周年，《新民晚报》策划了一项重大题材的报道，派出特稿记者四人，重走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昔日战场，报道了这些旧战场的新变化。四位记者历时40天，纵横八千里，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连续发回30篇报道，在报纸上形成分量很重的一个通讯系列《战地重访》。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团队合作。报道获得了中宣部通报表扬，最后获得上海市好新闻一等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1994年10月，在研讨报社新一年的工作规划时，专刊部提议创办彩色周末版《七彩周末》。这一建议得到了报社领导的支持。 11月底，《新民晚报》第一张彩色报纸试刊成功。 1995年，编辑部新辟了《焦点新闻透视》、《金融俱乐部》、《申城楼市》3个新专刊，并将国内新闻版《东西南北》由隔日拼版改为当天拼版，提高了新闻时效性。
1995年1月创刊的《七彩周末》，采取“随报附送”的方式，版面有《金阳台画刊》、《服饰潮》、《古玩宝斋》等。由于抓住了社会热点，又充分发挥了彩色版的特色，深受读者欢迎。3月2日，新建的现代化印刷中心正式投产，浦东金桥印务中心也在当年竣工投产。
1995年，全国报界的扩版风渐渐偃旗息鼓，一些扩版后的报纸由于发行量大跌，加上世界性的纸荒，纸价飞涨，不得不退回原地，恢复原有版面。在这种情况下，《新民晚报》却大胆提出扩版计划，在同行中议论纷纷 莫不为之“捏一把汗”。
如果说，1992年讨论第二次扩版时，报社内外反应强烈，不同意见不少，1995年提出第三次扩版的打算，几乎已没有反对之声。
1996年1月1日，《新民晚报》扩为4开6张，共24版，增加了4个新闻版。报纸的信息服务功能进一步加强 满足了读者的需求。扩版后的5个月内，发行量又上升了15万份。到1997年11月份，《新民晚报》发行量达到185万多份，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1996年10月，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监测中心、新生代市场调查有限公司等机构联合组织的中国城市居民消费形态调查表明，《新民晚报》读者达到734万，《新民晚报》在上海的经常阅读率高达77%，远远超过其他各种报纸在所在城市的阅读率。从复刊时期6版58万到24版的173万，发行数增长2倍。而销售收入，从1982年1月1日的760万到1996年底的7.3个亿，增长了95倍。税前利润从1982年的100万到1996年的24亿，增长了239倍。资产总额，从政府拨款30万元起家到1996年的9亿元多，增长了3000多倍。另外，在这十五年中，国家补贴1596.5万元，而报社上交的税收和各类回报社会的资金4.2亿元，是国家补贴的26倍。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历史时刻临近了，为满足香港读者的信息需求，《新民晚报》决定抢滩香港，在香港扩大发行。在《深圳特区报》支持下，12月1日起，分印《新民晚报》，并当天运送香港，再由香港分公司负责将报纸运达各零售报摊。 11月19日揭牌的新民晚报深圳记者站，作为后援部门，负责分印发行事宜。
1998年新民晚报在澳门发行。2002年，新民晚报与澳洲星岛日报合作创办了《新民晚报澳洲专版》，每天在澳洲发行的《星岛日报》上有一个整版的新民晚报综合新闻；2004年，新民晚报与加拿大加中时报合作，创办了《新民晚报・加拿大版》，每周有四个版的新民晚报综合新闻，扩大了新民晚报在当地华人中的影响。
1998年1月1日，《新民晚报》有成功地进行了第四次扩版，日出4开8张共36个版面。成为当时中国内地版面最多的报纸之一，也是上海发行份数和版面数量稳居第一的报纸。扩版5个月后，总结经验和听取各方面意见 又对32个版面的班需进行了一些调整。扩版后每份报纸的成本已经提高到9角4分，但零售仍然只卖5角。因此到了1998年6月30日，发行数还高达176万余份。一天的广告收入就有200余万元。这些数字在全国报纸中都是独占鳌头的。
1998年5月25日，市委关于组建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批复正式下达。同年6月2日，市委在新民晚报大厦21楼召开大会，市委组织部部总长罗世谦宣读了市委批复文件。这样，文汇报社、新民晚报社原先具有的独立事业单位建制就随之撤销。保留两报报名，分别设置编辑部。王仲伟任集团党委书记、社长；丁法章为集团党委副书记、副社长；钟修身为集团党委副书记；石俊升为集团党委委员、《文汇报》党委书记、总编辑；金福安为集团党委委员、《新民晚报》党委书记、总编辑。
1998年7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宣布成立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同天出版的第13306号《新民晚报》，报头上出版者由以往的“新民晚报社”改为“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民晚报独立经营的历史就此结束了。
同年11月1日，《新民晚报》的零售从每份0.50元提升到1元，发行量狂泻27万份。1998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宣告：新《新闻报》将于明年元旦问世。晚刊售价0.50元，可以单独订阅。
1998年11月22日，《新民晚报》的零售价再度调整，从每份1元下降至0.70元。1999年春节，发行量跌进130万份。同时，《扬子晚报》、《羊城晚报》发行量都在130万份以上。春节前后，广告量也开始下跌。
1998年12月1日，《新民晚报》电子版在网上出版，三个星期中，就有6万多人点击来访。
1999年9月9日，《新民晚报》迎来了它70周年生日。8月，六卷本的《赵超构文集》出版了，这是《新民晚报》历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和上海日新月异的发展，新民晚报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于2004年5月18日正式推出以改版、改制改人为重点的“三改联动”方案。
新民晚报平均日出4开32版，发行量110万份，主要新闻版面有上海新闻、中国新闻、国际新闻、文化娱乐新闻、体育新闻等24个新闻版；每天编辑出版的副刊《夜光杯》，在全国享有极高声誉，拥有大量读者；新推出教育、国家艺术杂志、周末理财、星期天夜光杯、家庭、新智等新周刊，重新整合IT、康健园、汽车、楼市、求职等5个经营性周刊，加上时尚和环球已在读者中有一定影响，以雅俗共赏的内容和独特风格吸引了不同层次的读者。新闻版由原先的16个增加26个，更加强调了报道与市民的贴近性。
同时，继美国版、澳洲版、加拿大版、西班牙版、泰国版、菲律宾版、日本版、巴拿马版、《欧洲联合周报》、意大利版、荷兰版、韩国版、南非版、匈牙利版、新西兰版、俄罗斯版后，第17个海外版――《欧洲商报・新民晚报罗马尼亚版》2005年8月11日起在罗马尼亚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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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四字由孙中山书稿辑集而成。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民晚报》获得了长足发展，报纸发行量和报业经济效益连续多年位居全国晚报之首。1996年，《新民晚报》在美设立记者站、创办美国版，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张跨出国门的晚报；以后又扩大了《新民晚报》在北美地区、港澳地区的发行。2002年，《新民晚报》又与星岛报业集团合作，推出《新民晚报》澳洲专版，扩大了《新民晚报》在大洋洲地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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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新闻晨报》、《新闻晚报》、《青年报》来说，《新民晚报》读者人数都是最多的，复盖率最大，广告到达的千人成本最低，回报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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