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即汉语中的“裙带现象”，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后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裙带资本主义
公共裙带_裙带资本主义 -概念
裙带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裙带”在英文中有一个意思大致相当的词：crony。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Crony是指一个集团中的成员，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们之间交往密切、互相支持，并为彼此利益不惜采取不诚实的行动。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Cronycapitalism（裙带资本主义）一词在学术界和媒体中迅速流行起来，它又被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
最先被较为系统地揭露出来的个案是菲律宾马科斯执政时期的“密友资本主义”。1986年马科斯政权垮台，马科斯家族和菲律宾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弊端立刻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按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为尊者讳”和“痛打落水狗”的习惯，尽管苏哈托是马科斯是同一个时期的家族统治、贪污腐败的典型，但苏哈托的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得到普遍的揭露和批评。
外国投资者在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环境中学会了一个词：“关系”（因其含义深厚而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而只好直呼“Guangxi”），例如他们在印尼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在印尼获得投资利益，必须寻求有势力的合伙人，最理想的合伙人就是苏哈托家族成员，最低限度也是苏哈托最亲密的朋友。没有他们的直接参与，外国投资商就很难签订投资协议，即使签署了协议，经营起来也是寸步难行。
其它理解
关于裙带资本主义，保罗・克鲁格曼将它定义为“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这种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随着日积月累，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
按吴敬琏、钱颖一等人的理解，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
按保罗・萨缪尔森的说法，裙带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美国也有，在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流行的是一种亚洲式的裙带资本主义。
公共裙带_裙带资本主义 -主要特点
1、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以及运用政府的职能机构将经济特权授予私人部门中的一些小集团。马科斯的密友在经济的一切部门都很活跃，他们的势力主要来自政府配给的垄断权。农业出口、银行业、房地产业、服务业、赌博业、酒店业、面向国内市场的制造业、建筑业和伐木搬运业等等总是分配被那些同马科斯夫妇亲近的人。
2、这些所谓密友是总统或总统夫人的亲戚或亲密伙伴，这些人在马科斯上台之前并不出名也不特别富裕，其中有的人是马科斯在法律学校的同学，如糖王罗伯托・本尼迪克托，有的则是马科斯第一次竞选总统期间的捐赠者（也许相当于“开国元勋”）。
3、这些密友对总统的支持既可能是政治上的也可能是经济上的，或两者兼有。一个以农产品为主的出口集团控制着经济的要害部门以及众多的选民。这些人成了地区的政治头目，负责控制他们的地盘并向马科斯提供选票。
4、每一位马科斯的密友都有一批追随他的小密友。
5、不是马科斯密友（或密友的小密友）的企业家都在不公平的竞争中遭受了损失。
其它特性
亚洲式裙带资本主义特点
一、前现代性。
以保护人―被保护人、恩主―扈从关系这种前现代的政治文化作为支撑。无权势者缺乏独立人格，依附心态非常严重。
二、体制性。
体制上的诸多缺陷，如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统治，经济生活中过多的政府干预，法制不健全等等，为亚洲裙带资本主义提供了深厚的体制和政策土壤。这也导致了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如政策性的行业垄断、侵吞、回扣、在企业和基金会兼任职务、利用大型公共工程牟利、非法占有国家土地等等。
三、家族性。
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沿着血亲、姻亲、部族关系畸形地集中起来，无论是政治领导人的家族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密友们的家族，均能在这种裙带资本主义体制中成为超级富豪家族，家族、密友利益超然于法律和市场经济的应有秩序，贪污金额普遍巨大。在这样的国家中，只有私人政治，没有公共政治。
四、全社会性。
上行下效，各种层次的朋党关系、密友关系从低到高形成了全社会性的金字塔式的网络结构，公务员乃至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特别是精英和权贵阶层的大面积腐败，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公共裙带_裙带资本主义 -重要根源
根源之一：根深蒂固的前现代政治文化传统
卡尔・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社会”时指出，在这种社会类型中个人对社会不是独立的。东南亚从殖民者到来之前直至今日（今日的新加坡例外），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即“保护人─被保护人（Patron-client）”之间的“庇护制”或“信托制”。一个有一定财富和权力的人（即所谓“恩主”），允诺利用其财富和权力去帮助和保护某些人，后者则成为其附从，以忠诚、感恩的态度对恩主提供支持来作为回报。整个国家就是由这样大大小小的金字塔结构所编织成的一个巨型金字塔。
在这种严密、稳定而又畸形的结构中，普通民众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性，成为政客的私人拥趸，他们仅服从于这样的大大小小的“恩从关系”，对政治家族、官员的效忠程度远远超过对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效忠，政治立场私人化，政治活动非制度化，现代公民社会难以形成。所以，尽管家族腐败、官员腐败现象严重，只要最低限度的温饱能够解决，下层民众就已经感恩戴德，默认现实。而社会中层以上，由于已经跻身于既得利益者之中，并且需要来自上一层的庇护和恩赏，自然愿意维持现状。
印度尼西亚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个案。用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话说，统治印度尼西亚达32年的前总统苏哈托更像是一位君主。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起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家族统治，并通过巧取豪夺聚敛了巨额家族财富。他的子女、心腹、密友或垄断行业获取暴利，或在政界、军界掌管要害部门。当时的副总统哈比比即使不是如民间传说中他的私生子，但二人关系也同父子关系差不多。在苏哈托时期，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都家族化、私人化了。
马科斯的裙带资本主义是铁腕式的，埃斯特拉达的裙带资本主义则是江湖式的（靠在一起吃喝玩乐和共同贪污来培养密友之间的“义气”和“信用”），所以当菲律宾的社会中上层（他们拥护具有美国背景的阿罗约夫人）起来反对埃斯特拉达的时候，埃既不敢动用军队逮捕弹劾他的国会议员，也没有机灵地仿效马科斯坐直升机逃跑（这倒符合埃的草莽性格）。埃斯特拉达垮台事件的发生，可以看作是菲律宾社会的一个进步。没有独立的现代公民意识、公民个人和公民社会，自然会有腐败借前现代的关系网络横行、泛滥。
根源之二：威权主义体制下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度
二战后东亚普遍流行以发展为导向的“威权主义体制”（AuthoritarianismRegime），一些相近的说法包括“有领导的民主”、“有选择的独裁”、“开明专制”、“贤王政治”等等。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威权领袖”还创造出一套“亚洲价值观”学说，为这一体制提供理论上的辩护。
这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组织一个“好人政府”，对社会事务实行较多控制，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作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有自由投票体制但不鼓励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多元化。与西方国家的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其成立过程的合法性有所不同，威权主义体制的合法性主要来自政治领袖的个人威望和政府的施政绩效。威权主义体制下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压减公民的政治权利，而以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补偿。为了求得经济高速增长和把蛋糕做大，威权政府的第一个直觉就是强化宏观经济调控和积极干预市场。
随着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的范围不断扩大，市场中的政策因素和权力因素加重，从而引发了众多的行贿动机。从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这又鼓励官员们和行政部门扩大对市场的干预以获得更多、更持久的利益，此即所谓“造租运动”――把更多的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制造出来。于是，各种配额、优惠、补贴、减免税、政策性贷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种收费、证照等纷纷介入市场，于是体制性的腐败大面积发生，官员和企业家互为密友，互为依靠，贪赃枉法，官员违反职业操守庇护企业家密友，企业家则纷纷积极“认养”官员。
政府的过度干预和大量“特殊公司”进入市场，不仅加重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而且也妨碍了企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生长，从而最终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根源之三：自由的选举制度与薄弱的法治基础
亚洲威权主义体制毕竟与极权统治有所不同，它并不排斥公开的多党竞争、议席竞争，甚至执政党内也有竞争，譬如马来西亚巫统党内除党主席职位长期不受挑战之外，其它职位都可以是差额竞选。
从经验上看，亚洲国家一轮轮金钱政治高潮与定期的自由投票选举有密切的关联。法治基础薄弱和失序的自由选举体制构成了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制度根源。美国的种种选举也是要花钱的，而且其金额堪称世界第一，但由于对政治家的经济状况有着严格的监督，对竞选资金的获得和运作有严格的法规管制，并没有因选举而酿出惊人的或大面积的腐败。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套用竞选模式，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等等，但由于国民整体的法治意识和国家整体的法治基础薄弱，引发了“恶的自由选举”。
公共裙带_裙带资本主义 -国家排行指数
《经济学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排行榜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指出，现在发达国家正迎来第二次“裙带资本主义”时代，而新兴国家也在经历着历史上的第一次财富大集中。
《经济学人》2014年3月发布的“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显示，香港已成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方，财富集中度接近80%。一向标榜自由经济的英国、美国也分别排名世界第15、17位，中国则排名世界第19，远远好于人们的印象。俄罗斯（2）、新加坡（5）、台湾（8）、印度（10）等新兴经济体均排在高位。
数据显示，美国的“裙带资本主义”并不主要存在于银行业，而是集中于硅谷这样的新技术行业。相比于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LarryEllison），黑石集团的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Schwarzman）只是个小虾米。
《经济学人》称，中国在这一统计中表现良好，这让人十分意外。其原因一是国家控制了大部分的银行和自然资源，使得这些寻租的重要来源不会落入个人之手；此外，中国新兴产业的开放性培育出了一批健康的企业主，包括马云、梁稳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