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杨潇，1982年出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在《南方人物周刊》北京站记者。代表作品：《网戒中心的86条规定》《中国文物走私链条》。
杨潇_杨潇 -个人资料
姓名：杨潇
单位：南方人物周刊北京记者站
出生年份：1982年
毕业院校：南开大学中文系
入职新闻行业时间：2004年 8月
杨潇_杨潇 -中国记者网络影响力排行榜
杨潇(南方人物周刊) 入选理由：当点击和可爱的孩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文字让我们感到了孩子们的恐惧，还有家长
们茫然的爱…[详细]
代表作品： 《网戒中心的86条规定》
《中国文物走私链条》
杨潇_杨潇 -关于《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管、南方周末出品的综合类人物周刊。它以“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办刊宗
旨，以“平等、宽容、人道”为理念，关注那些“对中国的进步和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彰显人类的向善力量和深邃驳杂的人性魅力的人”，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为读者奉上一席精神的盛宴。
杨潇_杨潇 -相关作品
作品：网戒中心：电击威慑造就“精品”孩子
杨永信网戒中心
南方人物周刊/杨潇
13号室
一切都要从13号室开始。
房间并不大，最里面靠窗的位置有一张小黑床，隔音墙是后来才修的。“治疗”开始前，门会关上，家长不得入内。
床头是一台两巴掌大的仪器，寇和其他几位同样身强力壮的“接待”，是的，他们叫接待，负责把新人的腿脚及肩膀按住，然后医生开启仪器，治疗开始。
仪器通电后就有了惊人的力量，当它的两只蓝色尾巴触碰到新人的太阳穴时，寇总是要花更大的力气，以保证新人不从床上滚下来。多数新人很快就屈服了，他们把那感受形容为“100万根针从脑袋穿过”，有些脖子硬的，几回合下来也不肯承认自己得了一种叫做“网瘾”的病。
寇清楚反抗是徒劳的。有时候，他会提前偷偷对新人说：“待会儿不要反抗，要顺着医生说，不管做什么都先挺过来。”
他自己曾经是最激烈的反抗者。2008年7月的一天，他也被这样死死按在治疗床上，这个爱好体育的大一男生身高1.85米，体重100公斤，13号室出动了8位“接待”才将他制伏。
那两只蓝色尾巴，先袭击的是他的手。在13号室，电手是比电头更加严厉的“治疗”，“那真叫生不如死，说句实话，你也别笑，我尿裤子了……全身肌肉都不受控制了，没拉裤子就算好的了。”
也不知电了多长时间，总之是“彻底服了”，走出13号室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然后一下子就哭了。
但他没敢解释。他记着操作仪器的医生的话：“你有网瘾，出去马上跟你父亲认错，自觉跟他说你要留下来看病。”
他留下来，穿上了迷彩服，从新人变成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瘾戒治中心的“盟友”，并在20多天后因为“表现突出”被破格提为干部。
13号室的门口用中英文写着：告别网瘾，重塑自我。
杨叔
网戒中心的全名叫“中国杨永信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杨永信，临沂本地人，1962年出生，已在第四人民医院（前身为临沂精神病医院）工作20余年，专业是心理精神卫生。
在四院的官网上，杨永信既是紧跟季节变换的心理专家（岁末年底谨访心理感冒、春季慎访情绪感冒等），又是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者和解惑者（谨访高考焦虑，假日里同学们慎入网吧，羞答答的玫瑰期待绽放等）。2006年初，杨永信成立网戒中心，开始探索一套“心理+药物+物理+工娱”戒治模式，至今，已有超过3000人在这里接受过治疗。
网戒中心紧邻四院，占据了一栋独立小楼的二到四层。这里离四院收治精神病人的楼也不远，大门口和二楼都有人看守。在距离二楼出口还有大概3块瓷砖的位置上划有“警戒线”，未经许可踩线，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它意味着你有可能被直接拉入13号室。
杨永信在这里建立了足够的权威，无论孩子还是家长，都会毕恭毕敬叫他“杨叔”，一位自称是省人大代表、某市一个大厂老板的家长也不例外，出门皆让杨叔先行，说话则待杨叔示意。一本名叫《战网魔》的书描绘了家长们的心理状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的问题，而是代表了一种心理，一种感情，一种需要，一种尊敬，一种无法抗拒的精神寄托。”
多数孩子是被绑来或者骗来的，网戒中心还设有“别动队”，由类似寇这样的盟友组成，负责到临沂本地的网吧去“抓人”――如果他们获得家长许可的话。
家长委员会
和其他类似机构不同，网戒中心要求家长全程陪护，与孩子同吃同住同上课，并且建立了一种叫做“家长委员会”的制度。在杨永信的描述中，这是一个解决医患矛盾的创举。“家委会就是天”，这句话他重复了多次，“我们只是服务者。”
家委会主任及委员由大家“商量着”提名，再经由全体家长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家委会被认为代表了家长的利益。在孩子入院前，家委会会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家长签订一份“协议书”，在协议书里，乙方要保证按照“相信、配合、坚持”的方针做到相对足疗程，即孩子住院时间不低于3个月，乙方如果对治疗有异议，可提请甲方协商解决。
概括地说，家委会制度让网戒中心完成了形式上的“自治”。
家长不可以私下谈论治疗效果，如果他们对杨叔的治疗方法表示质疑，也被告知不能当着孩子的面提出，一旦他们的态度被孩子察觉到了，治疗就很难再有效进行下去――这是他们不愿意见到的。“我们家委会主要是通过沟通院方和家长，来让孩子看到一种和谐，而不是阴暗面。”某届家委会主任表示，“卖瓜的当然不会说自己瓜苦，但由我们来说（瓜甜）比较合适。”
极少有家长公开表示质疑，“为什么要提反对意见呢？我们（为孩子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谈及家委会的作用时，一位已经离开的家长这样说。
其实，家委会也并非不“提意见”，有一次，他们就提出，网戒中心的桌椅有点旧了，该换新的了。网戒中心虚心接受了意见，更换了桌椅，家委会很满意。
盟友
在进13号室之前，新人会被搜身，成为盟友以后，你要上交自己的手机、MP3、游戏账号和密码，以及QQ的密码和密码保护，成为一个无隐私的人。网瘾中心会发给你一张单子，里面列有可能导致你被“点现钱”（指电疗，家长们也不清楚这一称呼的来源）的86种行为，从那以后，你不能吃巧克力，不能喝饮料，不能喝茶，不能上厕所锁门，不能谈论治疗，不能触碰人民币，不能对异性盟友产生好感，不能“自我矫情”，不能对过去念念不忘。
除了清早跑操和周日“看看大自然”，你的活动空间只有那三层的走廊和自己的小室，小室里一般住4个家庭。一位出院盟友说，你到哪里都有十几双眼睛盯着你。
你不可以“说错话”，你不能把“治疗”叫做“电击”，正如你不能把“上报”叫做“告密”。
杨叔已经肯定了“上报”，只有不放过最微小的缺点和错误，才能更快地治好网瘾。父母陪同制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他们朝夕相处，他们互相提防，孩子被上报，可能要进13号，父母被上报，会被班委“加圈”，加一次10元钱。
一个名叫紫薇的女孩子，因为拒绝洗碗气坏了自己的父亲，用这里的语言描述，两人在小室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情绪化”――有情绪也是不被允许的――紫薇的父亲想要上报女儿，而女儿则抓到了父亲情绪化的把柄，父亲不愿意被“加圈”，于是“严重的”妥协发生了。
此事“曝光”以后被命名为“紫薇现象”，盟友们被要求对此发表看法。一位盟友说：“我刚刚来这里的时候也是怕被上报，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上报才是真正改变的开始，如果没有问题，不被上报，那我们还改什么？如果没有发现问题，那也只是说明了自己还没有真正地开始改变！”
不过，多数家长不怕“加圈”，不怕掏钱，只怕孩子改变得不够快。一位来自潍坊的父亲说，上报是应该的，但多数人“太急了”，就好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几乎每天不停地上报。他们相信，上报是为孩子好，为孩子好，就该多做。
盟友之间“交往过密”也是禁忌之一。如果“交往过密”被允许了，那么盟友之间“出现小团体现象”该怎么办？一年多前从那里出来的林说，沉默是最好的武器，你不说话，就没有人知道你想什么。
在这里，你必须和一个叫“过去” 的东西划清界限，和外界交流、看电视、听收音机是不必奢望的。
在戒瘾网吧，唯一被允许登录的，是杨永信网戒中心的论坛。
程序
刘始终记得那个星期日。早晨起来，他吃了碗面条，准备去找朋友玩，父亲突然把门打开了，3个网戒中心的家长出现在门口。
没有任何预兆地，他被他们从五楼的家里架走了，父母站在楼梯边看着，走到四楼时，刘挣扎着要往下跳，被放倒了。接着他被塞到一个家长的车后座，两个家长一左一右挟持着他，车子很快开往网戒中心。
这是他的“二偏”，即第二次走偏，需要重回中心，并直接纳入“治疗程序”。按照杨永信方面的说法，治疗程序有70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极强的针对性”。
以挑食而言，就有“针对性”的特餐程序。如果孩子对父母买来的饭菜不满，就将进入此程序：一日三餐只能吃白水煮白菜豆腐。86条规定：你不但不能不吃，而且必须“认真”地吃。此外，还有跑圈程序、站军姿程序、纠偏信念操程序等等。
对于刘来说，情形有一些特殊。由于他威胁父母要戳瞎自己的眼睛，被母亲上报，网戒中心决定蒙住他的眼睛，让他做一天“盲人”。这个点子是如此富有创意，以至于后来CCTV-12前来采访，摄影师还让他重新蒙上眼睛进行拍摄，于是有了后来人们看到的《金童玉女与蒙面大侠》。
“二偏”、“三偏”乃至“N偏”的治疗，是长效机制的一部分，也对出院的盟友产生着持续的震慑力。
林是临沂本地人，他离开网戒中心时离高考还有半年。他时常做噩梦，梦见被抓回四院，白天，他就拼命学习，想考上大学后离开家，“反正是不能在家呆了，太危险了。”
戒除网瘾
和谐
86条的第一条是“出口成脏”，平时上报最多的也是这一条。在这里，“靠”是被严令禁止的脏话，轻量级的词语，譬如“晕”和“汗”也未能幸免。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你不知道“低俗”的那条线划在哪里。
一个女孩子吃午饭时唱了蔡依林的《舞娘》而被上报。要如何严重的歌词，才可以导致她被拉进13号室？“为爱囚禁数千年的关节，正诉说遗忘的爱恋，听所有喜悲系在我的腰间，让那些画面再出现，再回到从前……”
寇爱打篮球，“那个星期天杨叔不知道发什么慈悲了，让我们喜欢打球的去那个跑圈的操场打下篮球。结果我打到兴奋处，叫了声YEAH，第二天被球友上报说我出口成脏。”
所有严苛的规定，和无数双眼睛的紧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促成一种改变。网戒中心经过3年的经营，内部和谐的气氛已经蔚为大观，所有新加入者，必须配得上这种和谐。
这种和谐是院方和家长梦寐以求的，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每一个表情都张弛有度，没有人会激情澎湃（这是“兴奋典型”），也没有人会低头不语（这是“消极典型”），每一次鼓掌都热烈而真诚，每一个发型都“符合大众眼光”，没有挑食，没有口头禅，没有摇头晃脑，没有……
作家何伟在三峡
《南方人物周刊》
记者 杨潇
记者和作家间，何伟（Peter Hessler）似乎更像后者。他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
杨潇
学修习英语文学。
他还是大四学生时，就申请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何伟通过了面试，“和平队”计划将他送往非洲支教，“我本来挺乐意去那里的，但随后得到了牛津的奖学金，学费和生活费全免，于是我收回了申请。”1995年再次提出申请时，有两件事情已经很不同：他经历了一次欧亚大陆旅行，对亚洲有了格外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和平队”开始在中国设立项目。于是他没去非洲，来了中国，一待就是10年。
1996年到1998年，何伟在涪陵度过了两年支教生活，出版《江城》一书并由此开启了写作生涯。他为《纽约客》、《国家地理》、《大西洋月刊》这样的美国顶尖杂志撰稿。有人评价说，“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生活在小地方更接中国的地气
1994年我第一次来到亚洲。在此之前我对亚洲并没有什么兴趣，更别提中国了。但是我想从东方回家，从英国一路搭乘火车经过俄罗斯，穿越西伯利亚。老实说，当时来中国的惟一理由就是这段铁路的终点是北京。我原本以为，我不会在中国待多长时间，最多一两周罢了。
结果俄罗斯让我有点失望。当时它的经济很糟，看起来这个国家已经被击倒了，在莫斯科，人们排了长长的队伍只为换取外币然后买些吃的。然后我到了中国，立刻发现这个国家的不同。你可以触摸到它的活力。尽管那时我只是个根本不会说汉语的老外，但我能感觉到，这里人人都很务实聪明，尽管他们看到外国人时会有古怪反应。总体上说，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向外界开放的国度。我意识到这些值得探寻，于是把首次中国之行延长到了6周。就是在那次旅行之后，我开始找机会重返中国，并在这里生活。
我申请那会儿，“和平队”的成员被派驻到四川的小城市。这对我来说是个好事。我去过北京和上海，知道那样的城市有很多外国人，会让我难以自觉地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人真正的日常生活。
涪陵是我的第一选择，当时这是“和平队”最远的一个派驻点。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我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教书并学会够用的中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慢慢有了写作的自信，最后，我觉得我能动笔写这个地方了。
当你是一个驻华记者时，你和当地生活总是有隔膜的，你的“单位”是一本外国杂志，你的目标读者是美国人。我想这是传统记者体制的一个短腿，记者和他所报道的对象之间经常存在巨大的鸿沟。很多外国记者并没有进入过一个中国单位和中国人共事过。我觉得我在涪陵的岁月对我的写作有着难以想象的重要影响，虽然我已经离开它有10年了。这段经历让我更接中国的地气，它建立了我感知中国的大部分方式，我觉得自己在写作时比大多数外国记者更投入感情。
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普通的中国人非常非常务实
我在涪陵度过了两年，从1996年到1998年。后来作为一个记者，我总是重返小城市或者农村去找选题。我在北京写作，但几乎不写北京。
我惟一没去过的省份是海南，我也从没去过苏州杭州。事实上，我在江浙待了很长时间，特别是浙江南部，但居然从没去过苏杭。当然，我的出行计划不是为旅游安排的。我喜欢去那些能够激发我记者兴趣的地方，所以我在温州和深圳花了大量时间，当然也包括北方农业省份。
我会去那些未向外国人开放的地方，有时候会被拘留，不过这些经历通常都带有喜剧色彩――当地警方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所以罚一笔小钱就让我走人了事。那些警察给我的印象基本上都是实用主义的，他们不希望为当地发生的任何不良事情负责，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所以如果你向他们保证你不捣乱，基本就没事了。当然，作为一个外国人和警察打交道要容易些，中国人很容易就被警察吓住了。
我很难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密切交往。这很奇怪。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关注历史、国际的观点，有时过于看重这些问题并把它们强加到与之打交道的外国人身上，这让你时刻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我倒觉得自己更容易被工农大众接受。一开始，他们因为你是外国人感到稀奇，但很快就接受你并且不把你当外人看了。普通的中国人非常非常务实，这是我喜欢他们的众多原因之一。这种务实让我更容易与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总是通情达理的。但我又必须说在中国当一个知识分子真难。糟糕的历史，复杂的政治，教育制度也不鼓励独立的思考者。
中国，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间的确有一条鸿沟。有时候我会吃惊：为什么当代中国小说会有这么多抽象、象征的作品？比如《狼图腾》，这本书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和中国的现状隔得很远。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那段时间，社会变化剧烈，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战争的伤痛被抛下，美国当时的作家们试图抓住社会心理，于是我们看到了德莱塞，看到了克莱恩，也看到了杰克?伦敦。他们在各个层面关注这个社会。我希望同样的现象出现在中国，但好像情况并非如此。也许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鸿沟。中国的小说家关注民工吗？好像不。但如果他们想要抓住当下最重要的故事，他们应该关注。
政治变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美国人通常都对中国抱有相当政治化的看法，觉得这是个被严密控制的共产主义国家，这里的人民都是被压迫者。而
杨潇
一旦他们真的来了中国，又会大吃一惊而后态度大转弯。其实中国是一个闹哄哄的国家，多数中国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生活，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这是中国动力的来源。
在政治改革方面，我尚未看到中国有足够多的行动，也没看到像样的草根民主。当然，现在有一些抗议活动，但基本上他们只是在抱怨个人得失。他们应该想想更大的问题。不过这需要时间，尤其在一个多数人刚刚摆脱贫困的国度。这也要求中国教育体系的变革，我感觉中国的学校教育仍然非常死板，它不鼓励创造性和个人主义。
我相信中国需要政治变革，但我不觉得这是美国的责任，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他们得自己想出解决办法。对于他们来说，更多地接触外部世界、接触新的思想是有益的。同时，我也不觉得那些批评中国的外国人有任何问题。在美国我们也批评美国政府，所以美国人如果觉得中国人有问题，自然就要说出来――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意识到并能够接受这一点。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被他们的文化所困扰，但这种困扰是截然相反的。中国人的心灵是本能封闭的，他们觉得外来者无法了解他们的文化，一旦他们遭受失败，通常的反应就是关门送客。美国人的心灵则是本能开放的，他们以为所有的外来者都是仰慕美国文化的，以为人人都需要美国产品、美国思想、美国民主。美国人遭受创伤时的反应和中国人很不一样，看看“9?11”吧，美国人的反应是想要改变整个世界。这是两种不同的自大，都可能导致伤害。中国人可能害了自己，美国人看起来更容易害了别人。
中美之间时不时会关系紧张，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可控的。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务实的阶段，所以它的行为都是可预测的。而且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
不过，两国都太民族主义了。我一直很不喜欢美国的爱国主义，既单调又无脑。中国的情况也很有趣。我没办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对国家有那样的感情。看来我仍然是个人主义者。
在中国讨论伦理问题是困难的。我相信，如果能少一些集体主义这个国家会更加健康。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它还会让你懂得如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点在中国人身上并不太多见。
中国现行体制某种意义上是很有效的，“关系”得到广泛承认，行贿日趋“规范”，在很多方面，它运行良好。但这不意味着它是个无需改变的体制。我必须再说一遍，这也是中国人必须自己解决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对这种腐败却运行有效的体制很满意（也算一种“务实”），问题在于，他们什么时候才想要一个公正的体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