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佛教寺院和信众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用的音乐。佛教认为，音乐有“供养”、“颂佛”作用。《法华经・方便品》云：“歌呗颂佛德，乃至一音，皆已成佛道。”
中国佛教音乐_中国佛教音乐 -起源
佛教音乐起源于印度吠陀时期，佛陀根据其中记述梨俱吠陀歌咏方法之娑摩吠陀而制定伽陀，伽陀即指偈颂，方便宏扬佛法。佛教音乐被称为梵音，又名梵呗。梵，来自印度语，是“梵览摩”的略称。根据《佛光大辞典》：“梵，表清净之义。”
梵呗徽标
“呗，又作呗匿、婆陟、婆师。意译为止息、赞叹。以音韵屈曲升降，能契于曲，为讽咏之声，乃梵土之法曲，故称梵呗。”梵呗是中国佛教音乐的原声,源于印度声明学.中国汉语佛曲的发展是由陈思王曹植鱼山梵呗开始的(唐密和显教)。梵，是印度语“清净”的意思。呗是印度语“呗匿”的略称，义为赞颂或歌咏。梵呗，亦称赞呗、梵乐、梵音、念唱、佛曲、佛乐等，是佛教徒(确切的说:是指出家人或主持)举行宗教仪式时在佛菩萨前歌诵、供养、止断、赞叹的颂歌，后世梵呗是鱼山梵呗为标准的简称,泛指为传统佛教音乐。
中国佛教音乐_中国佛教音乐 -发展
公元前6～前5世纪，佛祖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佛教时就使用音乐，以“清净和雅”的吹唱来演说经法，约在公元前3世纪后，佛教音乐随着佛教逐步向亚洲和世界各地流传。由于民族、地域各异，佛教音乐在流传过程中，吸收着不同的民族民间音乐，从而产生不同风格的佛教音乐。
佛教音乐
约在东汉明帝年间(58～75)佛教传入中国。使来自印度与西域的佛教音乐，掺杂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因素，因而中国佛教音乐既含有中国民族音调，又含有印度或西域少数民族音调。《西河诗话》曰：“李唐乐府有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八曲，入娑陀调；释迦文佛曲、妙华佛曲等九曲，入乞食调；大妙至极曲、解曲，入越调；摩尼佛曲入双调；苏密七具佛曲、日腾光佛曲，入商调；婆罗树佛曲等四曲，入羽调；迁星佛曲，入般涉调；提梵入移风调。”说明这些佛曲已具有中国民族民间的风格特色。到隋唐时期，随着佛教各宗派的繁荣，佛教音乐也达鼎盛阶段。
中国佛教音乐_中国佛教音乐 -中国梵呗
始于三国由陈思王曹植（192-232）创于鱼山。其摹仿印度五明之声明的曲调，创为新声，用汉语来歌咏唱诵佛经。梵呗通俗讲就是佛教徒念经的声音，实指用清净、离欲的言语赞叹诸佛菩萨三宝功德，达到赞颂歌咏与见闻受持者趋于清静内省、收摄身心、止断离欲、加持消业、吉祥如意、清净身口意三业、自度度他的目的，属于“三学”的“定学”范畴的修行法门。故隋唐以来“鱼山”便成为正宗梵呗的代名词，后逐渐引申为佛教仪式中各种唱念的通称。到今天，梵呗经历了梵呗、鱼山、念唱、赞呗、功课、鱼山梵呗、佛教音乐等名称。声明随佛教传入中国，起初一直存在“梵音重复，汉语单奇”之予盾。三国魏太明帝太和四年（230），陈思王曹植曾游鱼山，感鱼山之神制，依《太子瑞应本起经》“撰文制音，传为后式”，使得佛经在唱诵时天衣无缝，“贵在声文两得”。出而始创“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的《鱼山梵》或《鱼山呗》，后世简称“梵呗”。唐初传至日本，谓之“鱼山声明”，传至韩国，称之“鱼山”。至此，声明得以汉化，“鱼山”成为“正宗梵呗”的代名词，全称“鱼山梵呗”。后世并留有唐朝以前的《鱼山声明集》、《鱼山私抄》、《鱼山目录》等手抄本。
有了曹植的经验，历经支谦、康僧会、觅历、帛法桥、支昙钥、昙迁、僧辩、慧忍、萧子良、梁武帝等僧俗名家的发展和提倡，便开始尝试着进一步用中国民间乐曲另创新声和改编佛曲，使古印度的声明音乐逐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梵呗从此走上了繁荣、发展之路。从南北朝“转读、唱导”、乃至唐朝早期“俗讲变文”皆是梵呗音韵。至此，声明得以汉化，“鱼山”成为“正宗梵呗”的代名词，全称“鱼山梵呗”。古之“佛曲”是由梵呗开始发展演变的，今之“佛乐”是由梵呗“佛曲”流变而来的现在艺术音乐流行歌曲。故历史上尊称曹植为中国佛教音乐创始人――梵呗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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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咒佛光普照的“花开见佛”是以两片碧绿的“莲叶”捧起敲打着净化人心的木鱼、放出奇异彩虹的五明圆满“佛光”瑞相，光环上，显现映出“南无阿弥陀佛”五线谱的音韵。音符倒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一番风味；整体构成一尊似“如意莲花”的吉祥“禅定坐佛”，象征佛陀“宣说神咒”的梵呗，响彻净化整个宇宙的真理，正是包涵“一日一月一世界,一花一声一如来”之境界。清净智慧、吉祥圆满，梵呗“花开见佛”见闻者当受持熄灭万缘，清净身、口、意、三业，智慧圆满。以莲叶，木鱼，佛光构成吉祥如意,佛光圆满的花开见佛禅定图。声光一体，可谓是珠联璧合，浑然天成。寓意深妙，智慧之智，耐人寻味.（梵呗传承人永悟法师设计）
早在隋唐，梵呗随着佛教的兴盛传播，另一方面，梵呗演化音乐艺术的“佛曲”也在宫廷和民间盛行，现在人们把“梵呗”和“佛曲”统称之为佛教音乐（范畴）。
中国佛教音乐_中国佛教音乐 -传承
印度佛教音乐在汉地流传中，因汉、梵语音不同，曲调难以通用和接受，“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为了便于弘扬佛法，为广大信徒所接受，音乐遂“改梵为秦”，用中国的音调来配唱汉译经文。相传最早改梵为秦的是三国魏曹植。《法苑珠林》言其游鱼山时，闻空中梵天之响而“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魏晋间的佛教出现了与印度佛教音乐相异的形式，由中国人创制的佛教音乐，可视为中国佛教音乐的萌芽。南北朝
随着佛教的传播，民间吟唱赞偈甚为流行。佛教中涌现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艺术修养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等书中，记载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称、真观等。据传，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声韵锤铃”，“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其见闻者，莫不惊异。梁武帝箫衍积极倡导师佛教音乐，《隋书・音乐志》云：帝既笃敬佛法，“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另外，他还开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子伎”，让“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中国佛教音乐创作、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条件。这一时期，各地佛教音乐在创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乐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风格各异。道宣在《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中评论道：佛教音乐“地分郑魏，声亦参差”，“东川诸梵声唱尤多，其中高者，则新声助哀般遮屈势之类也”，“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唯以纤婉为工”，“江淮之境，偏饶此玩，雕饰文绮，糅以声华”，“秦壤雍冀，音词雄远”。南北朝时代，乐僧辈出，新创作丰富多彩，信众欢迎，加上帝王倡导，这就为佛教音乐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唐代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据近人任二北对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进行考证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罗门》、《悉昙颂》、《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好住娘》、《散花乐》、《归去来》、《太子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281首。在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