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特，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1924年，选派到苏联学习。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30年秋，奉命回国。曾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随右路军行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西路军失败进入新疆。1938年1月李特被诬指为托派分子，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1996年6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文件，为李特平反。
李特_李特[红军将领] -简介
李特 （1902―1938）原名徐克勋，又名徐希侠，曾用名徐李特。李特一九○二年生于安徽霍丘石店区白庙乡徐家老楼（今刘庙村）。一九二二年，考人唐山交通大学一年级预科班。一九二三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秋，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选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一九二八年，进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军事。一九三○年秋，毕业回国。一九三一年四月，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任彭（湃）杨（殷）军事干部学校教育主任。一九三二年十月，任红四方面军七十三师参谋长。同年十二月起，历任红军大学副校长兼教育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一九三六年，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同年十一月，任西路军参谋长。一九三七年三月，任西路军工委会委员。一九三八年春，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牺牲。 1996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填发革命烈士通知书，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
李特_李特[红军将领] -人物生平
投身革命
李特原名徐克勋，号希侠，1902年出生于安徽霍邱县冯井乡牛庙村徐家老楼东院。李特兄弟妹5人，排行第二。其父徐浴亭系清末秀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随柏文蔚讨袁。李特有未婚妻名杨子英，寿县人。杨父与徐浴亭同在湖南为官，两家相处很好而订亲。后来李特外出求学后，曾多次写信回来，让杨子英莫在等他，以免误其终身。1930年李特由苏联回到上海，曾写信回家，说他已与两江总督罗松听之女结婚并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然而经调查，罗松亭实有其人，但不是两江总督；此外，经走访与李特在苏联留学的师哲和他在鄂豫皖及长征时期的一些老战友，都说他未曾结婚。因此，里特婚否有无子女，笔至今仍是个谜。
1921年，里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交大是著名学府，有英美两个的教授，他们讲课都用英语。李特入学后专心读书，平时沉默寡言，不事其他活动。甚至学校组织学生去泰山春游，他在车厢里也只是看书睡觉。但是，当唐山掀起路况大罢工的风暴时，他却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声援活动，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唐山路矿大罢工运动波及各界，交大师生采取罢教、罢课、组织募捐等形式，声援工人。吴佩孚十分恐慌，派一个旅的士兵前往镇压。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分歧反抗，并选派代表集体赴北京请愿，致使军阀内阁倒台。在这次斗争中，李特不仅表现了敢于斗争的精神，而且很有组织能力，因而引起学校党组织的注意。
1924年，中共中央决定从唐山交大选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前往苏联学习。李特乔装打扮，肩负党的使命，依依惜别培育他三年的学府，踏上新的征程。
李特个子不高，胖脸。到苏联以后，人们通常不喊他原名，而以英语戏称“LITTLE”，从此他就以英语译音改名李特。他是1924年秋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的。李特在校进步很快。
1925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选为支部书记。同年底，冯玉祥派数百名学生到苏联学习。为了做好统战工作，中国旅莫斯科部调李特、赵秀峰和另一名华侨，以当翻译的名义到乌克兰的基辅去做学兵工作。基辅中级军官学校的中国班有32多人，其余是国民二军的。李特到这里主要是发展党组织等政治工作，他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由联系，并经常向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苏中兆等汇报工作。李特在留学期间，发展了不少党员。
1926年师哲入党，李特是他入党的介绍人之一。
李特烈士简历1927年秋，李特被调到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是一所培养高级军政指挥人员的正规学校，苏联元帅朱可夫曾在这里学习过。这里有中国学生十多人，除李特外，还有刘明先，刘伯坚、肖劲光、李卓然、傅钟、曾涌泉、伍止戈、蒋经国等。他们在这个学院度过三个春秋。1930年夏毕业。李立三为了实现他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主张，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要在上海等大城市搞武装暴动，于是就把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人员调回上海，搞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长征路上
李特等就在这种情况下，于1930年秋离开莫斯科回国的。李特在鄂豫皖苏区，历任英（山）六（安）霍（山）罗（田）商（城）中共特委委员、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湃）杨（殷）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２５军副军长，随营学校、红军学校教育长等职。在此期间，李特为训练部队，培养军事人才，做出不懈努力，取得可喜成绩。由于蒋介石发动的鄂豫皖第四次重兵围剿，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进入川陕。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军入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５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李特历任红３１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静宁地区，长征胜利结束。 在长征途中，中央就有在适当时期派遣一部打通新疆，取得苏联援助的意向。
1935年6月16日，由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签署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宏四方面军》指出，“（甲）为着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浴血河西
1936年11月12日，中央和军委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并批准车工努力西路军军政委，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李特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西路军参谋长。 西路军下辖红5、9、30军，加上西路军总部共21800人。而面临黄河西岸的敌人却有12万余人，包括国民党的嫡系中央军及封建军阀马步青骑兵第五师、马步芳正规军９个旅，马鸿逵、马鸿宾部队及青、甘保安民团。同时，这个地区气候寒冷、荒凉，物质缺乏，群众基础薄弱。1936年11月13日，中央书记处电告共产国际，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望国际准备接济物质。11月15日，中央军委复电徐向前、陈昌浩：“统一你们向凉州进，新疆接济准备中。”在此前后，西路军主力迅速西进，袭占古浪，攻克永昌，进占山丹。西路军在占领山丹后，数次与马步芳马步青部队激战。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补给困难，地形不利等原因，虽歼敌８０００余人，但自身也有很大伤亡，陷于被动局面。在这之后的四个多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西路军仍竭力奋战。
生死抉择
1937年3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西路军弹药将尽，卫生材料早早用完，彩病号无处安插及粮水之困难，马敌已派重兵封锁要道，转移困难……，我们相信胜利前途，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仅剩下400多名将士的西路军，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艰难地向西行进，于4月底才到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由党代表陈云、滕代远把他们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从1936年10月到次年5月，红军西路军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喋血搏斗，虽在消灭马家军2万5千余人后惨遭失败，但在战略上，却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均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西路军包括李特在内的高级指挥员，始终执行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余下的四百多名西路军将士带回到党中央身边，这是不容抹杀的功绩。 1937年5月7日，李先念、李特等率400余名西路军将士到达迪化后，随即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总支队长杨尚昆、政治委员刘庆南，下辖干部队和一、二、三、四大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党代表组织领导下，从1937年秋季开始，总支队利用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技术装备，以苏联和盛世才的军事教官为教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西路军总部及左支队军师级干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特、黄超、曾传六、宋侃夫、郭天民、李天焕、黄火青、欧阳毅、苏井观等没有在总队安排职务。
沉冤昭雪
一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并不认为李特是“托派”和反革命，对他评价颇高。红三十军军长李先念对李特很了解，他曾说：“李特、黄超是反革命吗？不是！当时和彭（德怀）老总吵架只是在气头上。”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说：“李特资格很老，在苏联留学。李特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他心很细，考虑问题比较周到，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
曾任红三十军政委、建国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的程世才中将说：“李特政治上没有问题，人很好，理论水平很高，革命很坚决，能吃苦耐劳。至于1935年9月，李特奉命去追赶党中央、带领一部分四方面军回头南下，说中央北上是机会主义，一些人说李特是反中央，这不能和张国焘一概而论。所以，徐帅、先念主席对李特的问题很关心，指示要把李特的情况查清楚。”
原西路军直属纵队司令员、骑兵师师长，建国后曾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杜义德中将说：“李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拥护的，是非常忠诚于党的人。在西路军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带领几百人到新疆，就说明了这一点。李特早就应该平反了。”
原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师长、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时对我们说，我离开新疆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还到机场送行呐，以后就不见了，一打听，听说被杀害了。把他们说成是托派，那只是借口。不管怎么说，李特和黄超不是托派，不是反革命。李特这个同志品质很好，理论水平比较高，平易近人，有学问。”
原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电台台长，建国后曾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的宋侃夫说：“在西路军，李特在总部主管军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条件下，工作是很努力的，也是有贡献的。西路军打了败仗，同李特没有关系。我们离开新疆以后，把李特、黄超留下来了，后来听说把他们当做反革命处理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谈过，当时把李特当成反革命是冤枉的，应该平反，因为他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
李特_李特[红军将领] -悲剧人生
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途经安徽省霍邱县时，曾经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蹲在路边，手里拿着一条白布，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徐克勋我儿归来。”一般的干部战士是不会知道徐克勋是何许人也的，就是这位徐克勋的另一个名字也被历史湮没很久了，他就是红军将领－李特。在1996年6月5日，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文件，为李特平反，说：“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作出过贡献；参加长征、西路军，英勇作战、历经磨难、经受了严峻考验。”[3]李特在含冤死后的58个年头时，获得了烈士的追认。
那么，李特之死的来龙去脉到底又是如何呢？
莫文骅在《永不磨灭的回忆》中披露一段关于李特之于中央红军和毛泽东等人的关系，第一个是李特飞马追赶中央，“李特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会儿，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懂得俄语的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莫文骅的这段描写在李德的《中国纪事》中也有所流露，根据莫文骅的记忆李德还提醒过莫文骅要注意李特的表现。
李特不仅不满中央红军，还拉拢一方面军的干部，莫文骅回忆说李特拉拢他说：“象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莫文骅还谈到这么一件事，“李特忽然严肃起来说：‘那么你是知识分子喽，难怪不坦白承认错误!’我听这话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张国焘歧视知识分子。在四方面军，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很危险的。”红四方面军里面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一向严加监视，这点以后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徐深吉深有体会，有一次，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等几个领导人聊天，徐深吉多嘴，说了一句：“牛顿也很有学问呢，他还发明了牛顿定律呢。”张国焘当时就愣了，说了一句话：“徐深吉了不得，还知道牛顿，你是不是要考考我们这几个大知识分子啊？”多亏徐向前说话：“徐深吉都是问我知道的，他哪有什么学问，赤卫队队员一个嘛。”于此可见，莫文骅的这个感触还是有些道理的。
李特在追赶中央红军这方面给当时的主要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李德在内，对李特均无好感。而当西路军失败以后，李特随着西路军余部退入新疆后，仍旧在一次辩论会上大骂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有陈云，陈云当场就指出李特说的不对，但是，陈云的态度相当温和。
根据李先念编写组编写的《李先念传》中介绍，（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在新疆的西路军余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到延安的选择，李先念等人表态坚决要回延安，而黄超、李特等人则没有选择回去。李特等人之所以没有回去是否有向共产国际代表团告状的企图呢？不得而知。
不过，陈云、滕代远等人却是在1936年12月初就出发准备救援西路军，黄火青在他的回忆录《一个平凡***员经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提及，陈云等押送苏联支援西路军的军用物质一共步枪五万支、重机关枪上百挺、火炮几十门存在阿拉木图，因为西路军失败这件事取消。从这件事上可以得知西路军的启动是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首肯的。
李特等人显然是在王明等人到达新疆以后被捕的，王明离开新疆的时间是1937年11月，李特被处决的时间是1938年初（一说是1938年春），李先念也是1937年11月回到延安的，可见，早在王明等人回到延安之前，李特等人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
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谈及这件事，说是王明主动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等人经过审讯已被确认是托派，受到处决，至于何时王明同张国焘说起这件事，张国焘没有作出交待，但是，应该说是王明回到延安不久以后，一种可能是王明在得知李特等人被处死的消息后告诉张国焘的，一种则是王明早就知道李特等人必须受到处死，提前把结果告诉张国焘的。
不管哪一种结果，王明的“经过审讯”这句话倒是透露出李特等人应该受到严厉的刑罚，这点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用“愤愤不平”的口吻加以判断。（张国焘在鄂豫皖经常做这类处决托派的把戏，所以，一定知道其中的内里）
李特_李特[红军将领] -青史留名
1997年7月21日，李特的个人词条被收录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全书军事人物仅收录933位。每个人物的概括评语均经中央军委审核并报中央政治局审批。李特的概括评语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2]同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中共党史人物传》均收录了李特的个人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