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尊严死，是一种自然死，即不再做延命医疗措施。可以尊重植物人患者的意愿或观念，停止延命治疗，任由患者死亡。对于一些自我意识丧失而无治愈希望的病人，可由亲属凭他们的生前预嘱向医院、法院等提出停止治疗的要求因而死亡。这样的死使病人摆脱了凄惨状态，亲属也摆脱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人们认为这样的死是高尚而尊严的。尊严死的观念涉及到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广泛地重视和讨论。
尊严死_尊严死 -简要介绍
卡伦・柯因兰
尊严死，是一种自然死，即不再做延命医疗措施
。可以尊重植物人患者的意愿或观念，停止延命治疗，任由患者死亡。
英文：death with dignity，或passive euthanasia。
对于一些自我意识丧失而无治愈希望的病人，可由亲属凭他们的生前预嘱向医院、法院等提出停止治疗的要求因而死亡。这样的死使病人摆脱了凄惨状态，亲属也摆脱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人们认为这样的死是高尚而尊严的。尊严死的观念涉及到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广泛地重视和讨论。
尊严死_尊严死 -观点
概述
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预计2013年将突破2亿，2034年突破4亿，2054年突破4.72亿。空巢老人家庭增多，老年人的临终选择愈来愈引起社会的重视。
尊严死
当我们身边的人因为疾病、年老而濒临生命终点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全力抢救。很多时候，即使没有希望，我们还是要做诸多努力。可是，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人，不能安详离去，反而要忍受心脏按摩、气管插管、心脏电击以及心内注射等等惊心动魄的急救措施。即使急救成功，往往也不能真正摆脱死亡，而很可能只是依赖生命支持系统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人们正在寻找保持临终尊严的办法，而“生前预嘱”正在帮助人们实现这种愿望。在中国，许多讲求生命质量的人也已经开始践行“生前预嘱”。
意见
究竟是谁在选择我们的生死？
赵女士的公公今年65岁了，去年突发脑溢血，做了开颅手术。身体每况愈下。最近已经卧床不起，只能依靠氧气面罩呼吸，大小便也要在床上解决。老人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屡次想下床活动，自己解决卫生问题。可是在繁重的面罩和沉重的病痛面前，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肺部严重感染，持续低烧、抽搐。每天靠鼻饲管维系着生命。老人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即使在清醒的时间里，由于身体上插入的各种输液管道，老人不能动弹、甚至不能说话，有几次想说话，脸憋得通红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医院告知家人已经没有有效措施，建议转院静养，可是家人不愿意放弃治疗。就在这时，病人因为呼吸不畅再次转进了ICU。家人选择了抢救。老人抢救了过来，可是清醒的时候老人因为痛苦手指攥紧了床单，家人看到后心如刀绞。为了缓解这种痛苦，医生给老人注射了镇静剂。老人现在经常处在一种沉睡的状态中。
赵女士说，看着公公痛苦的表情，还不如回家静养，顺其自然地走完剩下的时间。可是丈夫坚持要抢救，她也能理解丈夫的心情。
认知
谁也不知道究竟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
万女士的母亲在弥留之际，选择了不插管治疗。母亲安详地走了，万女士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尊严死
万女士的母亲去世时61岁，因为意外事故，生命危在旦夕。在度过了最危险的48小时，又经过了临床上危险的7天后，医生还是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万女士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坚持要让母亲接受治疗。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插管维持生命。万女士迷失了，不敢做出决定，因为她不知道怎样对母亲才是有帮助的。
最后还是父亲做出了决定：不插管，因为既然已经如此，不能让病人遭受更多的折磨。万女士没有阻止，眼泪涌出了眼眶。她不敢继续留在医院看着母亲离开。
事后，万女士却时常责怪自己，不能原谅自己没有尽力去救母亲。她总是想：如果当时坚持让医生抢救母亲，是不是母亲还可以回来？是不是还能像从前一样？没人能告诉她该怎么做，也没人能帮助她走出心理阴霾。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家庭都面临着这样的生死选择。
在老人临终时，给予他们关怀，是对老人的尊重，是一种文明的表现。1987年，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成立，至今已经送走了1.6万名老人，他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这里得到关怀，享受着人间的友爱和温暖。
在英国，1967年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临终关怀机构，目的是为临终病人提供服务。目前，时间上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临终关怀机构。目前，英国已建立了700余家，美国建立了3000余家。
在中国，这一领域却鲜为人知。罗点点，部队医生，见证了太多的生死离别，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如何选择自己的死亡？2006年，罗点点作为创始人之一，创办了“选择与尊严”网站，倡导“尊严死”，将这一概念引入了我们这个忌讳谈论死亡的国家。
尊严死_尊严死 -最初起源
美国引起尊严死的争议源于卡伦・柯因兰（Karen Quinlan）事件。一位二十岁的女孩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喝鸡尾酒后昏迷不醒，没有恢复，所以其父母希望医院不再作延命医疗措施，医院和法院都不同意。最后，卡伦的父母作证她生前的如此意思表示，法院方才同意以隐私权的保障为由，将终止医院措施的决定权从医院收归法院。
日本在报道“凯伦案件”时，首次采用为“death with dignity”的译名。
凯伦案件后，美国也孕生了一种观念，认为“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虽使生命的延伸成为可能，但如果只为了短短的延长，而带来令患者陷于人格崩溃般的苦难，则未必可说是蒙受近代医学的恩惠”，因而有人开始主张：“生物学上的死亡可以确定时，与其使患者的人格崩溃或暴露在周遭人们的冷漠眼光之下，不如取下生命维持装置，同意庄严的死去”。因此，在此种历史背景之下，尊严死被定义为罹患不治之症、且属于末期的情况，为免招致患者的人格崩溃，而终止使用生命维持装置。
尊严死_尊严死 -产生意义
1、尊严死是遵从自然规律、体现生命和谐的主张。通过本人事先签署的“生前预嘱”，在生命末期按照尽量自然的方式，有尊严地离世，不仅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也能让医务人员和家属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产生心理上的崇高感和强烈的道德伦理要求。
2、这种建立在个人“知情同意权”基础上的死亡方式，是缓和医患矛盾的良药。而对生命本身而言，死亡是所有生命的归宿，在生命尽头选择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以保持尊严，也是一种基本权利。
尊严死_尊严死 -推动人员
罗点点，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曾经做过医生，是中国尊严死推动者，2006年，罗点点和她的朋友成立了“选择与尊严网站”，并成立了“不插管俱乐部”，提倡“尊严死”，希望人们在意识清醒时在网上签署“生前预嘱”。
尊严死_尊严死 -引发关注
2013年7月，北京市已经成立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在北京市卫生局主管下开展业务。市卫生局表示，生前预嘱概念在我国并无法律明确支持或禁止，还尚处民间推广阶段。
对于“尊严死”，生死问题各方观点不一。
赞成观点
以人为本 很有必要
无论“尊严死”还是“安乐死”，都是为了减轻患者痛苦和家属负担的一种死法。人固有一死，选择“尊严死”和“安乐死”，何尝不是一种死法？生前预嘱已经在民间推广，“尊严死”入法还远吗？
“尊严死”入法，世界上早有“他山之石”：美国35个州立法支持自然死亡，英国1967年就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临终关怀机构。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临终关怀机构。
很多人离世前都是很痛苦的，生前预嘱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人要活得有尊严、有价值，也要死得有尊严、有价值，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快乐的人生、完美的人生，这才是以人为本、具有人文情怀的做法。
当然，“尊严死”的实现是个“复杂的事”。比如，患者20岁写下生前预嘱，其80岁临终前，医学水平也许完全可以救治；比如，其生前预嘱交给了其前妻或前夫，其临终时谁来出示、家人不出示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只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中国是文明古国，人的生与死都得讲文明。让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人有尊严地死去，无疑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和文明。
反对观点
活着才有尊严可言
与安乐死相比，尊严死有进步。安乐死是在医生协助下的“他杀”，而尊严死则是按照预嘱的“自杀”，两者相比，“自杀”当然要人道许多。
相关漫画
但是，“尊严死”毕竟是消极被动地等死，其建立在患者亲人和医疗措施不作为的基础
上。当其时患者生命尚存，患者亲人和医疗机构不行施救，任凭患者在无助中慢慢死去，这样的终结可能更痛苦，对患者也是一种人道残忍。
“尊严死”就怕被滥用，患者一旦“被尊严”，则更不人道。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称，签订“生前预嘱”的患者，如因病或因伤导致身体处于“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持续植物状态”或“生命末期”，不管是用何种医疗措施，死亡来临时间都不会超过6个月，这时就得允许患者亲人和医院不作为，任凭患者自然死去。这里令人担心的是，“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持续植物状态”或“生命末期”，怎么才能判断得准确无误？如果判断不准，岂不是糟蹋了生命？比如，有的患者处于“持续植物状态”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被亲情唤醒了过来，假如此前放弃施救，其还有死而复生的可能吗？
还要看到，“尊严死”很容易被打上利益的痕迹。有的利益相关方若利用患者生前预嘱，为抽逃责任放弃救治患者，别人奈何不得，只会加速患者死亡。比如，有人为节省财力、节省时间、减少自身麻烦，能救治而不去救治，患者过早地离开人世，这还谈何尊严？
生命只有一次，人要讲尊严，但活着是前提，没有活着的尊严，将是空泛的、虚伪的。在有尊严地活着和有尊严地死去的天平上，前者显然更重要，没有前者，任何尊严死都会无从谈起。
让生命最大化，是现代高科技的重要课题，甚至可以说，现代高科技的意义就在于让人更好地活看。因此，推崇好好活着远比推崇自然死重要，而且只有这样才可为现代高科技提供重要课题。当然，有的拯救到头来还是做无望的抗争，但是，宁可救过一百人，也不可错过一人。宁可救过一人一百回，也不可错过一回。因为错过任何的一人、一次，后果都会无法挽回，都会让生命黯然失色。
建议
没有“监督人”就不要“尊严死”
“尊严死”最让人担心的问题是患者是否真正得到尊重，是否真的有“尊严”。“尊严死”的执行面临太多干扰：院方、家属都可能出于利益考虑而作出违背患者意愿的决定，甚至伪造生前预嘱；即便患者本人曾立过预嘱，患者的意愿也可能随时间和情况的改变而改变。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尊重患者的意愿，落实患者的选择权。
不得不承认，“尊严死”有许多好处。节省医疗资源、减轻患者家属负担、让患者少受“折腾” ……但一切“好处”都应该给患者的选择权让道。否则，“尊严死”就是彻底的反伦理、反道德，比谋杀还可耻的行为。如果连患者的意愿都不尊重，还谈什么“尊严”呢？
要确保“尊严死”不会步入歧途，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来监督、管理。执行生前预嘱必须严格考证其真实性；还要考虑到情况的改变是否会改变患者的志愿，比如患者立预嘱时是否有轻生心理；医生也可根据判断选择不执行预嘱，对执行预嘱的监管从严，对不执行预嘱的监管从宽。
总体来说，推行“尊严死”是值得“试一试”的。而且出于对患者选择的尊重，最起码它不应该被禁止。但笔者认为，这次推广“尊严死”有些草率。虽然我国法律已涉及对生前预嘱的监管，但对“尊严死”的执行还缺乏监督。“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在“尊严死”监管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贸然推广，恐怕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引出一些道德法律问题。
不过，既然“尊严死”已有先例，对其监管和推行也就成为必然。当务之急是针对“尊严死”的执行出台相关监管制度、法规，落实患者的选择权，确保患者真正被尊重。法规完善前，既然“尊严死”本身合法，那就可以执行。但最好是保守推行，而非贸然推广。没有“监督人”，最好不要“尊严死”。
